欧阳健:胡适是如何“暴得大名”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84 次 更新时间:2018-06-20 15: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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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暴得大名”一词,古已有之。余英时加在胡适头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一节,题“胡适的出现及其思想史的背景”,开头说: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现代学人与学术》第2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余英时还进一步发挥说,梁启超最初是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运动而成名的;胡适则是“全无凭借”,真是史无前例的天纵英才。但只要将史料稍作梳理,这个神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荀子说:“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胡适的大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公众自发奉献的,而是“善假于物”谋干出来的。其所假之物有三:一曰北大,二曰媒体,三曰洋人,加之官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皖籍人士与留美海归的人脉,构成了不可复制的“暴得大名”的轨迹。

  

   先说北大。荣登中国最高学府,是胡适一生关键的一着。但要跨进北大之门,就得“善假于物”——美国的博士头衔。鲁迅1920年进北京大学,只能以“教一点钟的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就是缺了那张“羊皮之纸”。胡适如果坦承未拿到美国博士,绝对成不了北大教授。唐德刚说得好:“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大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仕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所以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封面上,也印上个‘博士著’字样。在博士多如狗的今日,谁要来这么一下,别人会嗤之以鼻的,但是六十年前却是另外一个时代啊!胡博士的新娘花轿太大,迎亲之夕,要拆门而入,在那时是顺理成章的。中个土举人,祠堂门前尚且要加一对旗杆,况高中洋进士乎?那时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一个留学七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重洋归来的洋翰林是大可以唬人的。他们是那个文化真空时代里浪头上的风云人物,所以胡适在他的处女作上加个‘博士著’来吓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胡适杂忆》第43-44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世上第一位大学教授,肯定不是大学毕业生;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肯定不是博士出身。怎奈中国还没有新式大学的时候,外国已经有了;中国还没有新式博士的时候,外国也已经有了:那些在外国得到学位的人,便占了便宜。而所得外国学位,又有欧美日本之分,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字招牌,胡适自然更占了便宜。博士明明不曾到手,还处处投刺自称“博士”,这就是“善假于物”。非怪钱济鄂嘲讽道:“吾真艳羡民初之留学生,赴国外居几天,外情一概不知。回国,即可视为专家,鱼跃龙门,身价百倍。”(《中国文学纵横谈》第171页)

  

   纵然进了北大的门,立住脚跟却大不易。严重的挑战,固在“鸿儒硕彦”的竞争,更在赢得好挑剔学生的认可。1918年2月18日,胡适第一次上西洋哲学史课,开场白是:“一个哲学家的学说,来源不一,有师承旧说;有对于前人学说的反动;有受人攻击产生的,如我写白话诗;有自己的怪僻才性的结果;有受当时的学术限制,所以看得差了;还有是眼光太远,当时不能适用后世却可实行的;也有针对时弊下猛药,只可施手一定的时代。总之,研究哲学史,须要有历史的眼光。”(转引自朱洪:《胡适与北大文友》第3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如今要讲不熟知的西洋哲学史,只好东拉西扯来掩饰。以教学来衡量教授,约可分为几类:一是学问好、口才也好;一是学问好、口才不好;一种是学问不好、口才好;一是学问不好、口才也不好。从胡适开课情形看,可归于学问不好、口才却不错的一类。他的高明处,在以“历史的眼光”吸引学生的眼球。学问有大小,有深浅,有厚薄;在胡适那个时代,又有了新旧。张之洞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劝学篇•设学第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怎么又分了新旧?原来,胡适们将擅长的“新方法”标榜为“新学”,那些不会或不屑于“新方法”的,便归到“旧”的营壘了。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回忆他听北大哲学史的情形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建议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赶走。身为学生领袖傅斯年听了几次以后,告诉伙伴们:“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三字经》云:“教不严,师之惰。”学问好的教授,对学生要求往往甚严;学问差的教授,就尤其注重对学生的态度。靠着“书虽然读得不多,但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的印象,胡适得到了学生的认可,留在了北大哲学系。但学问不多,总是一大心病。沈尹默回忆说:“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胡适这个人》,香港《大公报》1952年1月5日)对美国选举有研究的胡适,知道笼格多数的重要,学生便成了树立威望、排斥同道的“善假之物”。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12年更名北京大学。但有关“百年北大”的叙述,大都从1917年蔡元培出任校长讲起,仿佛第一任严复(1912年2月-1912年10月)、第二任何燏时(1912年12月-1913年11月)、第三任胡仁源(1913年11月-1916年12月)都是庸夫俗子;在此之前的教授,都是酒囊饭袋,唯有待到陈独秀、胡适加盟,才带来无限光明。

  

   徐子明著《胡祸丛谈》,有民主出版社1965版,其跋语略云:

  

   徐先生子明,少耽国故,稍长,值清廷变法,始治外文。年甫及冠,即笃志远游。洊历美、德两国黉序,因得博究西方文史。计乔居异域,凡七载而返国。民国四年,先生始任教于北京大学。时同事诸公如刘师培、黄晦闻、汤辜生(鸿铭)、黄季刚之伦,齿皆长于先生,而过从无迕。自国府定都金陵,先生乃移教于中央大学。旋因东夷猾夏,先生流寓蜀中累年。既而寇退还都,则赤氛已厉。于是渡海来台,暂同市隐。感怀往事,遂与李君焕桑刊行《胡适与国运》一书。当时众议纷纭,与敓不一。岁月徂征,兹事几同陈迹。然而踵门问讯,求知事故之源者,未尝无人也。先生为释疑起见,特依问作答。问者随时笔录,或长或短,计凡十篇,而总名之为《胡祸丛谈》云。窃按此书指陈学术之弊,可谓慨当以慷。若夫见仁见智,则阅者自决焉可也。

  

   生于1888年的徐子明,比胡适大三岁;1908年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胡适早一年;1915年北京大学执教,比胡适早两年。在北大期间,与辜鸿铭、刘师培、黄侃有所交往,据说黄侃欲请徐子明教儿子英文,先要考考老师,抓起一把头皮问这玩意英文叫什么,徐应声曰“dandruff”,黄侃查过字典,笑称“你在英文小学上,下过工夫”,始放心让儿子就学。《胡祸丛谈》披露了不少有关胡适初进北大时的内情:

  

以西洋学术而论,有精通希腊拉丁和美德法意文字的辜鸿铭,他对这几种文字里的有名作品,头头是道,当时在北大的外国教员见他都恭敬异常。以中国学术而论,那就更多:就中如福州的陈衍,桐城的姚永朴、姚永概兄弟,瑞安的陈介石、林次公、林公铎,象山的陈汉章以外,还有仪征的刘师培和章炳麟的高弟蕲春黄侃等。这些人对中国的学术文章,多是研究极深,很少匹敌。你想胡适除了用破坏的阴谋,怎能拿真学问和他们对抗?所以他就用奇计来分化学生,使中西两派的名师自然站不住脚。因为有实学的人总有些傲脾气,对学生不会敷衍。胡氏就迎合学生的心理,和他们称兄道弟,来讨论各位先生的长短。有时亦很恭维他们,但结论总可惜他们的见解太旧,又不会用科学方法研究。且说读些死书对二十世纪亦无用处。故辜鸿铭先生的博学虽被外人推崇,而从胡适看起来不过是一个西式的古董,不足钦佩。至於那些国学名师,他又笑他们抱残守缺,喜在故纸堆里做活计,从未到新大陆去学科学方法,又没有听过杜威的高论,实在可怜得很。所以他言必称杜威哲学,弄得当时的学生七颠八倒,对美国有可望而不可即的浩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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