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文革前的政协全国文史委和《文史资料选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3 次 更新时间:2017-12-06 20: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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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文章发表时多有删节。 本文将原稿正文被删节的词句加粗标示,以供比读。被删除的 注释在文末。 】

  

  

   一、文革前的文史委员会

  

   1959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收集历史资料的组”。 [①]很快在7月下旬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撰写和征集工作”。 [②]

   第一届文史委员会的成员中,学者有顾颉刚、王伯祥、向达、翁独健;右派有罗隆基、浦熙修、章伯钧;民主名士有章士钊;被俘将领有郑洞国、覃异之、黄绍竑;前政权人士有翁文灏;清朝遗老有载涛;北洋高官有叶恭绰。 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官(刊文为“官员”)。 往后历届中共党官(同上)的比例越来越大。

   文史委主任范文澜工作忙,又要重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 ”[③]基本是个挂名不干事的主任。

   文史委下面设有多个业务组。 国民党军事组、国民党政治组、北洋组、文教组、东北组、西北军组等。 [④]

   1963年,经胡乔木提议,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社会历史调查,杨东莼主持此事,“制订了计划,并购置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具,地址在中华书局。 ”受杨东莼器重和培养的华中师院青年讲师章开沅也来京搜集资料。 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分为几个专题小组,杨东莼直接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小组,这个小组成员还有李侃,章开沅分在社会经济小组。 “但不久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四清’运动,而这个社会历史调查也就无疾而终。 ”[⑤]

   1964年,“全国妇联成立编写妇运史专门机构”。 [⑥]这是全国第一个编写专史的专门机构。

   溥仪特赦之后,“曾一度有人提出把他安排在中华书局。 ”后来还是做了文史专员。 文史委曾为溥仪《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要大家提意见。 ”[⑦]尽管《我的前半生》差不多近乎自虐式的“交代一件罪恶就打自己一个嘴巴”,[⑧]连周恩来都有些过意不去,觉得“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⑨]但人们依然指责溥仪在书中“‘美化自己’,表面‘忏悔’、‘ 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 [⑩] 仔细想想,很有些“阎王好说,小鬼难缠”的怪诞意味。 [11]

   文化大革命前军事政治组“每周召集组会一次,有时两次,主要讨论审稿问题”。 [12]

  

   二、文革前的文史编辑

  

   文史编辑基本有两个序列。 一个序列是以《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为主的文史委员会人员,一个序列是以文史专员为主的文史人员。 两个序列各有侧重和分工。 编辑部自然是专职编辑,重点负责文字和观点;专员室算是兼职编辑,重点把关史实。

   (一)编辑部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 除了中共人员外,其他人员“有的是旧时的军政官员和爱国人士,如王式九、王述曾、王毓超等;有的是著名报人和记者,如万枚子、子冈、浦熙修;还有蔡松坡将军的哲嗣蔡端先生。 ”[13]这里面有右派,也有摘帽右派。 [14]比如,王述曾建国后就在政协工作,划为右派,留在原单位。 原《大公报》女记者彭子冈、浦熙修,还有老报人万枚子,原是国务院参事,都被打成右派,后都到文史委员会工作。 他们编稿,也写稿。 用浦熙修的话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就安心当旧闻记者吧。 ”[15]1961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署名乐松生的《北京同仁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就是浦熙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16]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所有稿件的选用和审定都由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申伯纯和另外几位领导负责。 “选定后的文字加工、编辑、校对、出版工作,主要由王述曾、万枚子、浦熙修等几位‘右派’承担。 ”特别是王述曾,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开始,“就是责任编辑,而且经常帮申起草文件或撰写文章。 ”[17]另外,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6大本、200多万字,也都由王述曾“承担主要的文字编辑加工的任务”。 [18]据有的右派编辑说,“我们思想上唯恐自己更‘右’了,力求‘左’得可爱些,借以证明我们这些‘右派’立场是很革命的。 ”[19]右派记者不能写新闻,只能编史料,[20]这种恶意惩罚造成的精神压抑难以为外人道。 他们平时大都埋头工作,“沉默寡言,别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却无法承担他们的内心隐痛。 ”[21]浦熙修虽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摘掉了右派帽子,[22]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化教育组副组长,[23]但政治惶恐与精神压力丝毫未见减轻。 她每天记日记,并曾上书周恩来,“请严格审查其一生。 ”[24]

   (二)文史专员或文史委员是专职的史料写作者。 [25]他们以文史工作为职业,“而且他们本身就是历史人物,有前清的,有伪满的,有民国的。 ”[26]许多人在“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经过改造受到政府特赦并被安排在文史委员会任职,其中不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 [27]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为安置特赦战犯,成立了文史专员室。 [28]文史专员政治待遇与国务院参事相同,[29]月工资100元。 [30]周恩来亲自安排杜聿明等人为第一批文史专员。 1961年3月1日下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任命书”,正式上班。 [31]“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从此正式成立,行政建制隶属政协,业务上受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指导。 ”此后每批特赦人员除自愿到外地者外,留京者大都被安排为文史专员。 [32]最初4批特赦战犯中共有21人被安排为文史专员。 [33]第一批7人: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芨、周振强;第二批7人: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第三批4人: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34]第四批2人:黄维、文强。 与第四批同时安排为专员的还有曾于“川北起义”但在“解放后被错误关押”的原国民党第4兵团中将司令兼第127军军长赵子立。 专员室由专员们选出组长若干人,“负责业务、学习、生活方面的自我管理。 ”[35]文史专员每天坐班。 文史专员第一天上班时都带着“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的任命书”。 [36]他们根据各自经历,“先后分别参加北洋组、军事组、政治组和社会组,以军事组人数为最多。 ”其任务,一是撰写“三亲”史料;二是征集史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书刊。 [37]“几乎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对这项工作非常满意。 ”[38]他们既有撰写稿件的热情,又有审改稿件的自觉,“成为文史资料工作中一支重要力量。 ”[39]王耀武一面写史料,一面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史稿。 他写的史料,有20万字左右;审核的稿件,“当在百万字以上。 ”[40]廖耀湘撰写史料10多万言,审核史料不下“百余万字”。 [41]文史专员编稿的一般程序是,由文史办公室“将有关他们本人经历过这段历史的稿件,分配给他们审阅”。 [42]经溥仪审阅过的稿件就多达“数百万字”。 至于撰写史料,许多文史专员更是“达到了勤奋的程度。 少者写了十来万字,多者百万字,甚至数百万字”。 某些资料可以视为“某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典型材料”。 [43]有人不光自己写,还帮别人写。 比如,沈醉帮唐生明写《我奉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帮洪范写《我所知道的杜月笙》等。 对文史专员来说,尽管周恩来曾保证,“不要有顾虑,过去没有交代的,现在写出来,也等于补充交代,政府不会追究;同时也不要害怕,不要避讳,知道什么就写什么。 ”[44]虽然他们对文史资料工作方针也反复学习和揣摸,“但对于如何写自己却仍不免存在思想顾虑。 ”[45]这顾虑包括别人写自己和自己写自己。 尽管对于那些“专做征集工作”[46]文史专员来说,这种顾虑或许会小些。 总体而言,相对于其他文史人员,文史专员与周恩来的关系倒是最为密切。 周恩来曾三次接见文史专员,“了解情况,遇到困难,及时解决。 ”[47]

   知识人右派与国民党战犯在文史机构同处共事,算是中共的绝妙安排。 中共改造战犯与改造知识人有许多相同点,比如思路相同、目标相同、方式相同。 当然区别也有,比如,手段不同,对战犯是感化加教育,对知识人是恐吓加教育;还有一点是效果不同,战犯在改造前是敌人,改造后变成自己人;知识人在改造前是自己人,改造后变成敌人。 正因如此,战犯的地位高于知识人。 最后一点是,战犯较之知识人拥有更大的统战价值。 这是政协文史委安排战犯和右派二者工作的基本原则。 所以,大记者浦熙修、彭子冈等只能做编辑,为写史料的战犯服务。

  

   三、《文史资料选辑》在文革前的编辑与出版

  

   《文史资料选辑》是资料性的内部刊物。 编辑部由主持文史委的常务副主任申伯纯负责,同时,文史委副主任杨东莼、办公室主任米暂沉,还有文史委委员阎宝航,也都是《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负责人员。 另外,范文澜派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也来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

   早期的《文史资料选辑》选登的多是一些“重头长篇”。 并且,“一般不设栏目,只是按一定顺序把选好的文稿排列起来。 所谓‘一定顺序’,有时是按史料的内容排列,有时是按史料所记事件发生时间的先后排列,有时是按作者的身份地位排列,有时又是把几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 ”[48]

   六十年代初,“一个月最多可以收到1000多份好的稿子。 ”[49]文史委员会“每周召集一次委员开会讨论,集体审稿,一方面认真学习全国政协的有关文件,研究如何提高工作质量,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对稿件充分发表各自的审读意见,评判优劣,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最后,在大家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将质量最好的稿件,经修改后全部抄送至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 ”[50]

   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政协副主席和文史委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 “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 ”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之初,为了提高人们撰写史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入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 ”[51]当时规定,只有经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刊用的稿子才有稿酬。 [52]

《文史资料选辑》“在几经研究磋商之后,决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是范文澜,范又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在延安时期就协助范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的得力助手。 同时,金灿然还是近代史所的学术委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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