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为被感动的承诺和激进的正义感葬送了独立与自由

——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界的社会心理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9 次 更新时间:2015-02-02 11: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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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自从90年代谢泳提出“50年代初,自由知识分子突然转向”的问题,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已经证明谢泳的问题是一个“伪问题”,谢泳自己很快就明白地指出:根据许多材料判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转变,并不发生在五十年代初,而是更早,四十年代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极端左倾,也许正预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的历史选择和悲剧命运,这一切可能都与他们早期倾向社会主义思潮有关。[1]

  

   但是谢泳当初提出问题时候的一些疑问是依然存在的:“根据他们以往的教育背景和早年的思想倾向,这种转变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学界对他们转变原因的解释一直较为粗放,对于他们心态的真诚抑或恐惧,对于他们对新政的屈服究竟是理性还是自我保护本能,颇有依违两间的判断,缺失于心理原因的解释。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49年之前,并没有保持自由主义的精神,更不能称之为“信仰执着”,不过是一批左倾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原来就和共产党情投意合。他们的“思想转变”,只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化的完成而已。被迫转变是过度急促的,但也是心甘情愿的,有些人在观望而被动中左顾右盼张惶失措尽显人性的低劣,很多人早已经是思想左倾的积极分子,主动接受洗脑,实在很真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党最伟大的政治手段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在知识分子的群众运动中,无论你是大师、学术中坚,还是崭露头角的精英,都会遭遇知识分子圈内大批边缘人锋利残酷的打击,被小知识分子的折磨消耗所毁灭。在运动当中,已经不是共产党转变你,而是群众运动改变了你。只要多数人疯子一般积极运动,那么所有人都劫数难逃。关键点就是:假如整个知识界群体都左倾了,过度热衷政治,为意识形态所迷惑,被政治感动而激进,为了正义感而积极参与,那么就已经无可挽救地跌落了葬送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之陷阱,谁也救不了你。

  

   史学界通过挖掘史料,已经给当年知识分子逐步还原他们的政治人格本色。他们之“被改造”并非无辜的情节,而是天真的积极合作、全然没有政治经验且失去理性深思而导致的越来越严峻的结局。但是多数研究大致缺少对这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的剖析。在一切原因之中,心理因素最微妙,但总是起决定作用。本文企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解释,着重分析作为一种历史形势下知识界群体心理的必然趋势。大体结论可以概括为:为被感动的承诺和激进的正义感葬送了他们的独立与自由。

  

  

   一、被感动的承诺:诚惶诚恐上了洗脑的轿

  

   今天人们都知道,当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发起是承北大校长马寅初主动俯请党为知识分子洗脑的,毛泽东初期并无如此打算。之前,马寅初曾经对北大人的思想品格有一个结论:“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2]后来听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报告后,马寅初很受鼓舞,决定把暑假学习政治的经验推广开来,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邀请周恩来到北大讲演,又敦请毛泽东等十个领导人担任政治导师。1951年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3]

  

   这就是愿意被洗脑的自觉的思想基础(当然他们完全不知道延安式的思想改造有多么残酷,否则是要产生畏惧之心的),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因果关系在于,他们被用物质和地位的收买之后产生了感动迎合之心理。共产党得到权力之前,对他们是何等的礼遇,奉为座上宾与国士;新政权又把他们的一切生活条件优厚地承包起来,和民国抗战后相比,这是令人感恩戴德的巨大的恩赐。无论政治地位和社会福利,他们都感觉到很具备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高待遇。——吃人口软,拿人手短,受人十分奉承,便会不知不觉倾国倾城地服从,这是社会心理学普通的常识。

  

   再一重心理原因就是:作为打天下的同盟者,参与改造是合伙人建国政治程序中承诺的合作之一。接受了整个世界,就要接受这个世界的整个逻辑,被洗脑是顺理成章的一个部分。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和共产党在同一立场上的“建国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并肩打天下”。一方面,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承认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单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舆论上的失败、道义上的失败、政治上的失败。换言之,是“文”“武”两方面的失败。在战场上国民党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在舆论和道义上,则是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打败的。国统区自由知识分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揭露了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剥掉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外衣,使国民党丧失了民心。而民心向背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所以,国民党统治的倾覆,不是一党一派之力之功,而是共产党和爱好和平民主的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并肩奋斗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十年后,民盟领导人费孝通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采访时,仍意气风发地说:那时候我们就是舆论!我们在舆论上打败了国民党!这一点据说亦为蒋介石认可——逃离大陆前,蒋介石曾不无沉痛地对部属讲:国民党在军事上是输给了共产党,而在舆论上则是输给了民主党派。[4]

  

   在这种双方默契与合作之下,当时知识分子对中共有一种“承诺心理”:在政治上结为同盟,自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认同感——当然是文雅的帮闲派对有实力之权力者的认同,不可能党国和你坐在平等的位置上共商国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实在幼稚到忘乎所以了:新政的尊重,只是一种国宾位置的恩赐,书生往往容易产生受宠若惊的感觉。那么新政需要你做什么,你岂敢拒绝?趋之若骛唯恐不及欤。——从古到今知识分子都是过度自大和过度天真的浪漫主义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式的政治幼稚病,永远都会在士的身上重演。

  

   所以认同心理是在激进的承诺心态相伴之下共谋合作的。这种激进的承诺就是对共产党改造全社会的积极拥护和绝对支持,包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洗礼。共同打天下的边缘人,也成为共同建国的合作者。曾经承诺过的左倾革命,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也不能够勉强,除了积极跟进,岂容消极应付。——由此可以解释:当时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非常积极配合,过度主动参与。参与得异乎寻常的奴颜卑膝,十分真诚地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同伴稍有迟疑,便集体一起热情劝进。北大全体人员对英语系教授朱光潜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热烈帮助,便是典型的案例。奴才心态之下,哪里还有一丝一毫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

  

   1966年,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和斯科特·弗雷泽公布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报告和数据,是一个关于承诺心理解释的结论:“发生变化的大概是人们对参与或采取行动的感觉。一旦他答应了某个请求,他的态度就可能改变,在他自己看来,他成了做这种事情的人:答应陌生人提出的请求,对自己承诺的事情采取行动,配合有着高尚动机的善举。”

  

   ——这就叫“承诺心理”。在“影响力”研究里指出:承诺是关键。要是我能叫你作出承诺(也即选择立场,公开表明观点),我帮你铺垫好了舞台,促使你不假思索地自动照着先前的承诺去做。只要立场站稳了,人就自然想要倔强地按照与该立场保持一致的方式去做。哪怕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倾向,它也会让我们在这之后偏爱与之一致的选择。

  

   最奇妙的是对50年代A-C两国战争战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证明了“承诺心理”的可怕影响力。心理学家埃德加·沙因战后负责调查C国战俘改造项目,发现C国的战俘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他们对战俘采取精心设计的复杂的心理攻势,一面是“宽大政策”,一面是让战俘互相揭发,还有一个窍门就是不断地让战俘们把问题写出来,再自己给出支持C国的答案,摘抄洗脑课的笔记,作为一个“书面承诺”。经过反复的书面宣言式的承诺,使写作这份声明的战俘,逐渐也相信了自己被动写下来的东西。这样的书面承诺就是检讨和表态,最后战俘们都真诚地和C国合作。要是有人想逃跑,计划很快就会暴露,逃跑的人几乎没有成功的,因为其他战俘们成了最乖的合作者。[5]

  

   读者很容易就会猜到,这个A-C两国的战争就是朝鲜战争,C国就是China,写书面承诺就是当时国内思想改造运动里知识分子被迫做的书面检查和书面揭发材料形式。国内的知识分子的书面承诺,最巨大的影响力就是,他们都真诚地在思想意识的深层次,彻底改造了自我。当几十年过去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成为了和党完全一致的精神侏儒,自觉地担当意识形态领域的犬儒看门人。——《影响力》一书这样总结道:“只要你把一个人的自我形象设置在了你想要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人就会自然而然地遵从一整套与这一全新自我形象相一致的要求。”[6]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就是让对手写检讨书自我制约的发明者,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主要收藏的就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历史上写给他的种种检讨书。

  

“洗脑攻击的不仅是受害者的自我控制感,还有其自我认同感。行动的支配来自外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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