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失求之野 ——中国古代野史观念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2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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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从历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们习惯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宋人首先察觉到了《春秋》自身固有的某种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来源。这使得宋人对野史的认知不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还深刻引发了一种新经史学观念的形成。在宋明人士人看来,野史等于口碑,政治真相不是官场的口水战,而是民间的口耳相传。

   【关键词】野史,正史,实录。

  

  

   一

  

   一般而言,“野史”是个半经半史的合成词。这个词源学事实决定了对“野史”的定义必然也是经史学的复合要求。而且许多时候,其间的经史学分别并无明显界限。在某种意义上,把“野史”解释为人,或人身上的某种品质或德行,是经史学中的一个悠久传统。比如,元人金履祥把野史解说成人,而且是不同的人。“野(犹今俗云‘村人’)史(犹今言‘文人’。张文潜谓,‘今之所谓儒者,务博记,尚文辞,乃古之所谓“史”也。’)”[①]又如,清人陆陇其将野史解说成人的某种品行。“礼有以质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此‘质文’二字宜皆从外边说,故以偏胜者为野史,而彬彬者为君子。若质训做忠信诚悫,文训做藻缋华饰。诚信忠悫正是极好处,岂同于野而不得为君子耶?要知文质皆本此心来,而质文之用自宜,相济而不可偏胜也。……有是质自然有是文,有是文乃见有是质,故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原著一胜字不得,庸知夫野之独愈于史乎?故彬彬然后为君子,又曰:与其史也,宁野。”[②]这种解释意图显然在于贴近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③]史的原始义就是史官。文质野史排比连用,用于说明君子品行。整个句子明显构成一种对人的特殊定义。所以,人们将野史与人联系起来,的确是一种很正常的解释学逻辑。

   尽管如此,这种正常解释却并非中国史学文化的主流。人们一般还是习惯于将野史看作史书。这更符合人们对野史的通常认知。对野史性质的界定和起源的探讨,直接关乎对中国史学的基本认识。从历史源流看,先有野史,后有正史。但在人们习惯印象中,似乎先有正史,后有野史。春秋时代,有国史,无正史。国史衰落,野史崛起。《春秋》是第一部正式野史。孔子是第一个野史家。《春秋》经孔子之手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并扮演了三种角色。先是国史,继而野史,最后圣史。这就是野史视野下的《春秋》三部曲。

   在中国史学史上,宋人首先察觉到了《春秋》自身固有的某种原始性的野史身份和来源。这使得宋人对野史的认知不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而且还深刻引发了一种新经史学观念的形成。宋人将野史的起源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左氏之说出于野史,学经者所不取,然时有合于经,则君子所不废。”[④]“左氏之说出于野史,以其所闻之说,取经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时有得其实者。学者见其偶合,遂以为左氏国史,经自国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则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众,而就者多,则谓左氏皆诬诞之词。无足取则失之疑,果与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经为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时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谷之事,而知左氏非国史,以其所闻,取经文之近者,合之审矣。”[⑤]

   陈傅良有过更为详细的论说,他在梳理出《春秋》经传脉络的同时,将野史作为先秦史学谱系中的一个必要部分。

   昔夫子作《春秋》,博极天下之史矣,诸不在拨乱世反之正之科则不录也。左氏独有见于经,故采史记次第之某国事若干,某事书,某事不书,以发明圣人笔削之旨云尔,非直编年为一书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号令与其君臣相告语为一书;今书是已被之弦歌,谓之乐章为一书;今诗是已有可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国习行之为一书;今仪礼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氏族传序为一书;若所谓帝系书是已,而他星卜医祝皆各为书。至编年则必序事如《春秋》,三代而上仅可见者周谱,他往往见野史、《竹书》、《穆天子传》之欤。自夫子始以编年作经其笔削严矣。[⑥]

   明人沿袭了这个说法。认为春秋战国的野史也成为《春秋》三传的基本来源。而且春秋野史与《春秋》经传的关系同后世的正史与野史的关系非常类似。

   左氏谓子驷使贼夜弑之,而以疟疾赴于诸侯,旧史不能明言其弑,圣人不轻以传闻定人,不赦之辟,其说亦通,而公羊曰“为中国讳”,谷梁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国之君”,则是旧史本书弑,而圣人故讳之以书卒,信然。……或有与闻而私相告语者,于是稗官野史或为纪载,而三传因之。若圣人因鲁史作《春秋》,阙疑而慎言之,固不狥道路之口轻加人,以覆载不容之罪。然特起未见诸侯之文,则隐然有死,不可知但凭其赴之意矣。宋太祖之崩也,有戳雪之疑,当宋世而传之矣。然使修史者直信而书之曰“㶢义弑其君”,抑岂可哉!宁失不经,勿杀不辜。圣人之慎,圣人之忠,恕也。[⑦]

   清人姜宸英把野史和实录相对,并把实录追溯到春秋时的的典策,把野史看作是春秋时的简牍。所谓简牍就是指那些并非出于正式君命的遗闻轶事。

   《左传》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杜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按策书存国之大体,故宜略。简牍载四方之传闻,故宜详。二者之史,缺一不可。后世实录,则策书之类也,而简牍无闻焉。实录所书又不实,然后野史以兴,究其原,亦简牍之类与。[⑧]

   朱彝尊也认为,先秦的史书不乏野史。甚至一些公认可信度高的史料也在某些地方被认为是出自周代野史。

   《世俘解》言,凡憝国九十有九,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则嬴秦之暴不酷于此也。《官人解》言,设之谋以观其智,示之难以观其勇,烦之事以观其治,临之利以观其不贪,滥之乐以观其不荒,醉之酒以观其恭,从之色以观其常,则仪衍之诈不深于此也。又奚谬盭若是故,或谓战国时纂辑,出逸民隐士之手,然阅其云智勇害上,不登于明堂,则晋狼瞫称之绵绵不绝,蔓蔓若何,毫末不掇,将成斧柯;则苏秦引之夷羊在牧,蜚鸿满野,则史迁周纪引之其书,似出春秋战国之前,抑周之野史与未可知也。[⑨]

   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相异的说法。比如,宋人黄震严格区分了六经正史和野史的界限。“六经治道之根源,诸史行事之龟鉴,固非山经海志,野史小说,神仙传天竺书,索隐务竒之为博也。”[⑩]清人顾栋髙也断然拒绝了宋明人的这类说法。认为《春秋》经传不合,《左传》有《春秋》无的内容,必定是《左传》轻信了野史记载。

   庄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据《左传》华督亦见杀,督为正卿。宋之赴告,自必先于牧。此是鲁史书之,而圣人削之也。近日毛大可氏乃云,“此是宋人不赴,故不书。若云孔子削之,是绝人自新之路。”……夫弑君大恶,岂有可改过自新之理。尧篡帝挚,卫武弑其兄和而自立,此野史诬㒺之言,岂可信乎!此过执《春秋》因鲁史之言而失之者也。[11]

   还有些学者对野史的价值则表示根本的怀疑。比如,黄宗炎说,“读《春秋》而搜七十二国之野史,以考会盟征伐之异同,非愚则妄矣。……今日而孜孜于连山、归蔵、太卜之书,是求逸诗于石鼓,逸书于冢壁,采野史于晋乘楚梼杌,其不为君子所笑乎?”[12]

  

   二

  

   在中国历史上,野史共出现了三次高峰。分别是,六朝、两宋和明清。只是六朝野史几无剩余。除了《三国志注》中保存下来的少量野史外,对野史本身却毫无认知和评论。宋明以后,随着印刷术的普及,私人作史的成本更为低廉,野史的撰写和出版也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无论野史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大为提升,也无论野史本身的内容还是对野史的评价,人们都有了长足的长进。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野史似乎充满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和价值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一个新的共识。

   野史杂说多有得之。[13]

   稗官野史虽小道,必有可观,求其实焉耳。[14]

   其事无一合者,且不能举其名,何以称野史?[15]

   伏观臣家之藏诏,究其次第,而后知野史之载为可据。[16]

   野史《北盟》之载,若合符契,则桧之矫诏信矣。[17]

   宋故史纪载详备,今史氏势不得尽削,而野史杂记当参证者,不可胜数。[18]

   大体说来,从内容看,人们对野史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三点。一是史料价值。比如,四库馆臣对一些野史的评论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言宋事者当必于是有征焉。”[19]《四朝闻见录》“南渡以后诸野史足补史传之阙者,惟李心傅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号为精核,次则绍翁是书”。[20]《纪元彚考》“凡史传之外,稗官野史有闗考订者,悉搜采补入”。[21]一是史书体例。四库馆臣对某些野史作了这样一些评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其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22]《双槐岁抄》“其书首尾贯串,在明人野史中,颇有体要”。[23]“明季稗史虽多,体裁未备,罕见全书,惟谈迁编年、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24]《西村集》“第五卷皆明初诸人列传,叙次简明,疑其欲为野史而未就也”。[25]一是史学才能。比如,李焘“《长编》之作,咸称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传疑传信之法然欤。”[26]

   从时间看,中国古代对野史的认知以宋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虽然唐人陆龟䝉也曾说过,“将提新书,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27]但宋以前,野史观念确实模糊不定,至少现有文献并没有提供足够清晰的线索可供分析。自宋始,野史观念突然变得明晰起来。谈论和关注野史成为一件平常之事。“文为野史,播在声诗,润色幽光,鼓吹盛美。”[28]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充分肯定野史的价值,认为编写历史必须充分容纳野史的记载。比如,岳珂评论说,“夫史馆,所大据依者国史日历,而旁证者野史杂记,所进实录必以是为本。”[29]这是将野史纳入了国家史馆,认为野史是修纂国史、编纂实录必不可少的史料。元人牟巘认为,

   野史杂录尚矣。疑传疑,信传信,为史者网罗散失,率多取焉,否则参稽互质焉。……周公谨忽以《齐东野语》示余,岂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谨生长见闻,博识强记诵之,牍存于箧,以为是编所资取者众矣。其言近代事特详,盖有余之所未闻,或闻而不尽同者,乃自托于野何居。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与其史也,宁野。野固非所病也,况礼失求之野。谋之野而获,何独史而不然。他日任笔削者,傥有取讵,不能补史氏之缺而发其所讳乎?[30]

伴随着野史范围的扩大,许多官府文献遗迹也纳入了野史范围,比如,“旧章壁记,记其官叙,野史之流也。”[31]这强有力地刺激了宋元人自觉搜集野史的史学意识,比如,吴师道自述,“予畴昔好听遗老之谈说,见稗官野史有可以偹纪述者,輙不忍弃,……皆录藏于家。”[32]进而,宋明人还逐渐形成了一种撰写史料以备野史采择的自觉意识。“谨纪其实,以偹野史之拾遗云。”[33]“因以书事,待野史之询采。”[34]“援笔以纪,待编野史者采焉。”[35]“三寸舌沃万乘渴,一一编摩为野史。”[36]“侍跸忧愤,林野凄酸,二诗备野史。”[37]有人甚至认为,野史已经成为心目中最可信的史书。所以,秉笔直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编写正史使用,而是为了撰写野史使用。比如,明人程敏政说,“晚生孤陋笔力萎,凡不能尽其懿而发其潜,以上为府君之重万一。然据事直书以备异日野史氏之采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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