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双重战后’与改造事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 次 更新时间:2017-09-22 1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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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  

审判与改造:一个单向的叙述

  

   2005年,日本战败六十周年激发了一轮重新讲述抗战历史的高潮。而中日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发生的争执使得这一轮讲述背后充满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由此生发出的新趋向是:随着战争认识问题的介入,对中国抗战史的再讨论逐渐延伸为对东亚战后历史的关注与兴趣。在此背景下,各国清算战争罪行的相关事件随之成为关注焦点。这其中就包括了从1950年到1956年一千余名日本战犯在中国接受思想改造和审判的历史。

   应该说,1956年6月新中国政府在沈阳、太原针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是一场特殊的审判。战后与中国问题相关的战争罪行审判包括了近来渐成热点问题的东京审判(1946年-1948年)以及目前仍少有人关注的南京审判(1946-194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等地主持)和伯力审判(1949年,苏联政府主持)。1956年的沈阳审判从法律层面而言正是处在这样一系列审判的延长线上。因为从法庭组建到起诉程序,它的法理、法律依据与上述审判是一致的,均来自二战后期确立的新战争罪准则。

   但是,这场迟到的审判从一开始就具有不一样的品质。依照乙、丙级战犯由受害国进行在地审判的原则,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对在中国投降的、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军政人员进行过审判。新中国政府进行的审判既是对以往审判的补充又是对它的颠覆。它所审判的对象基本是从近一千名从苏联引渡回中国的日本军政人员中选出的,引渡的时间是1950年7月。

   此时,被扣押在苏联的四十余万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政人员绝大部分已经被遣返回国,剩下的仅有几千人。这被引渡的近千名军政人员中既包括伪满洲国的高级行政人员、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也包括中下级军官、宪警,甚至士兵。

   当事者形容,这近一千人可以看成“‘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具象人群”。而当初的遴选标准至今很难确认,除了伪满洲国的高级行政人员有确定的引渡理由外,其它人虽都在中国犯下过罪行,但与他们同等级别和相似经历的人大多已安然回国。这是当他们被作为“战犯”引渡到中国后一度抵触情绪强烈的重要原因。

   单纯从法律层面上看,这一事件似乎一开始就有不尽合理之处,它像一个政治操纵的法律事件。不过,战后审判战犯行为背后的政治操控是有目共睹的。即便那些表面上具备独立司法过程的东京、南京等审判也自始至终受到法庭外政治动向的左右——原本大张旗鼓展开的审判却随着反共联盟的需要草草收场,许多甲、乙级战犯未经审判就被“免于起诉”——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法律行为的有限性。

   况且,清算历史本身并非审判的终极目的,其更进一步的意义在于为构建未来的政治格局开辟道路。具体到战后的东亚,就是如何重新确立新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在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监视下的东京审判同时奠定了未来美国主导下的东亚政治格局。而南京国民政府则通过审判确认自己的国际地位和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资格。不过,随之而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正在形成中的东亚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中国既是这个秩序的反对者同时又要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来重构这一秩序。

   因此,新中国政府重新审判日本战犯的动因来自两方面:一是出于对已往审判的不满——在革命的立场上看,它们都以表面的法律程序掩盖其实质上的妥协和不彻底;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新政权要借审判宣示自己的合法性,争取国际认同,为与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奠定基础。

   在当时大陆、台湾两政权都在努力争夺合法地位和国际承认的背景下,新中国政府本来想尽快完成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和审判。不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铁幕降下,东亚冷战格局正式形成。它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中日两国重新处于敌对状态,通过清算历史开辟正常国家关系的道路被阻断。审判战犯的工作随之被无限期推迟了。

   对于一千余名扣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新方针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毕竟,“冷战”的核心特征不只在于武力上的争斗,它更是一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较量和争夺。从1950年到1956年,一千余名日本战犯分别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接受了系统的思想改造。

   改造的手段从最初的积极分子自愿组成学习小组到组织下级官兵讲家史,到进一步的召开坦白大会、发动下级检举上级以及最后阶段的参观建设成就、访问受害者。同时,由于关押战犯的目的不在于惩罚而在于改造,所以在生活上给予他们特殊的优待,目的在于让他们从忧虑、封闭、麻木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自己的过去和重新认识现实。

   这一切措施或从外部,或从内部给战犯们以触动,再加上目睹朝鲜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设及精神面貌的改变,战犯们不断累积着新的经验和认识。到1954年,政府重新启动审判程序,组织“东北工作团”对战犯进行侦讯时,大部分战犯都已转变思想,并逐步交待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在充分核实罪行的基础上,检察人员向中央提出了起诉和量刑建议,其中一度包括70人的死刑名单。但中央的指示却是“一个不杀”,即便是起诉名单也要限定在最小范围内。最终,在沈阳、太原审判中只有45人被提起诉讼并被分别判处8到20年有期徒刑,其余全部释放回国。

   在战后各国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中,新中国政府的审判无疑是量刑最轻的,但同时却是效果最好的。之前的审判中,绝大部分被处死或判刑的战犯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们的不悔改甚至被右翼视为英雄式的行为。而在新中国接受改造和审判的战犯不仅全部诚恳地认罪而且在回国后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揭露战争罪行,参与反战和平运动,宣传新中国的成就,成为日本重要的亲中团体。

   就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它自始至终由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改造。前者针对与国家关系相关的战争清算问题,后者针对冷战状况下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就其过程和结果来看,无疑改造是整个事件的主旋律。相当程度上,最后的审判并非完全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而更像是展现改造成果的舞台。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革命政权内部的审判却并非“革命法庭”、“人民法庭”式的审判。为了确保起诉内容和程序的“合法性”,政府曾专门请来参与过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为法官、检察官们讲解国际法以及东京审判的情况。

   因此,简单地视之为法律行为抑或政治表演都不足以理解事件的全部意义。恰恰是对国际法和思想改造两种互有矛盾的因素的不放弃与融合,让我们看到革命政权的复杂性。而这种两面性的背后对应着战后东亚真实的历史状况,也就是在冷战格局之下,革命潮流与国家关系相互交错的状态。正是这种不同因素的相互交错造成了这一事件在后续发展中生发出更为复杂的历史结果。

  

历史叙述的多重文本

  

   如果说整个事件是以清算战争的法律行为为核心的话,那么,随着庭审的结束,它也将就此告一段落。但实际上,改造实践显示出来的政治意义远远超出法律或国家关系的层面,它指向的是冷战时代特殊状态下的思想与政治斗争。

   因此,当它仍在进行过程中时就已经不断被讲述与利用,并且这种多角度、多层面的讲述随着政治形势的需要、变化而不断起伏延伸。由此入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单向的叙述而是动态中的政治变化轨迹。

   对整个事件的记录在改造的末期就已介入进来。从1956年2月开始,北京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拍摄了长达三小时的日文纪录片《人道的宽待》,其上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详细展示了战犯们的生活,整个基调颇为积极、欢快。而下集则完整记录了庭审过程,受害者的悲痛和证词的残酷恰好与之前的欢快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不免让今天的观众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直观地感觉到那种改造生活的“欢快”中蕴涵着某种虚假。

   这当然不是纪录片创作者的意图,但“人道”的“改造”与“反人道”的“罪行”在影片当中不可避免的碰撞恰恰体现出以庭审为中心构造整个事件叙事的内在问题。这一以法律框架为核心的叙述所强调的是:合法的审判、合理的程序。这种叙述方式是为了突出这一事件的基本意义,即作为一个“合法的”法律行为和外交行为的意义。

   但,庭审结构的限制在于,它只能展现消极的“罪行”和“认罪”,而不能同时展示积极的“改造”。本来作为事件主体的“改造”在这样一个叙述结构中只能处于附属地位。“受害者”在法庭上是作为“罪行”的讲述者而存在的,他们停留在罪行发生的“第一时间”中。战犯们在法庭上承认了“受害者”的讲述,完成对“罪行”的共同讲述。于是,法庭内消极的、残酷的罪行和认罪与法庭外积极的、欢快的改造形成了对立。

   然而,它们事实上并不是对立的。积极的“改造”因素也存在于“受害者”身上,在战犯赴各地参观的过程中出现过许多被害者当面宽恕加害者的情况,证明“思想改造”是针对双方的,这是整个审判得以“成功”的前提。

   但这样的结构,即双方同时的“改造”在纪录片中无法展现出来。中方人员或者像管教人员那样作为“正确思想”和中国政府的代表,或者作为“被害者”证明过去的战争罪行。在这样一种分配中,无论是管教人员还是证人的主体过程都被掩藏起来,而成为国家行为的符号。因此当观众觉得面对真实的罪行,国家的“优待”显得做作、过分时,其实感觉到的是真实的主体状态与抽象的国家行为之间的不协调。

   这种只能突出改造结果而不是改造过程的现实也是回国后的日本战犯必须面对的。在中日双方意识形态对立、语境隔膜的情况下,那些被释放回国的战犯被日本社会视为遭受了非法关押和“被洗脑”的人。因此,他们难以正面阐述他们接受的新思想和战犯管理所中的经历,而只能讲述他们在战争中的“罪行”。

   1956年“中归联”成立后进行的最有效的工作就是撰写回忆,揭发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暴行。像1957年出版的《三光》和增补本《侵略》等都成为一时的畅销书。它们大多根据战犯们在管理所期间撰写的“创作手记”汇编而成。这种历史书写一方面对于日本社会的回避战争罪行发挥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作用,另一方面,作者在把自己作为罪行的符号时却将转变与更生的过程隐藏了起来。

   可以说,“中归联”早期的斗争基本是在“战争清算”的“战后”合法框架中展开的。这也是当时中国政府所遵循的原则,即在尊重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下展开斗争。但是随着中国内部政治的激进化,另一种“战后”的面貌体现出来,对战犯改造事件也有了新的叙述方向。

   真正使得“改造”中的思想斗争问题凸显出来的是六十年代中国革命思想的激进化和“文革”的发动。而就在“文革”前夕,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利用原有素材重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改造日本战犯》。和上一部片子突出“人道”与“宽待”不同,这一部突出的是“斗争”与“改造”。它揭示了改造事件中内在的革命逻辑。它清楚地表明这个革命逻辑同时适用于对外与对内的关系中。

   因此,战犯们回国后参加反战和平运动的实况第一次出现在中方的历史叙述中,而且在片头占据特殊地位。这使得整个叙述突破了以法律事件为核心的框架,将整个事件的另一个层面清楚的揭示出来:当初改造日本战犯的目的并不仅限于清算战争罪行,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在敌人内部展开政治斗争的进步政治力量。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归联”在“文革”开始后发生分裂:1967年2月举行的“中归联”常任委员会上,主张政治斗争、反对经济斗争的一派退出了会议另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总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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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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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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