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健:“正史”“稗史”通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8 次 更新时间:2018-03-27 1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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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一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他为什么要如此突出“史家”对于小说的意见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史官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化,史籍也就成了包罗万象的古代著述的大总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综录了先秦至西汉的著述五百九十六家,其中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天文、历法、占卜、星相以及医学卫生等等书籍,并用“小序”、“总序”的形式,对它们的学术原委、是非得失,都一一作出权威性的评述,以至使得后来的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十七史商榷》引金榜语)。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握有“论断艺文”大权的史官,对于“君子不为”的小说,往往怀有很深的成见,他们或者把小说看成是历史的附庸,是对历史的某种补充,或者把小说看成是历史的馀绪,是由历史派生出来的,等等。这种并不科学的观点,影响却非常之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相信历史是小说的原始形态和历史源头,是小说的“孕育者”和“先导者”。因此,要真正弄清古代小说和历史的源流和相互关系,离不开对于史官和史官文化的全面了解。

  

   “史”字,古文篆文都写作“”。许慎《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是手,“中”却是无形的物德,不能用手持,所以又有“簿书”(江永:《周礼疑义举要》)、“简形”(吴大澄:《说文古籀补》)、“盛算之器”(王国维:《观堂集林》。)等不同说法。“算”与“简策”本是一物,盛算之器就是盛简之器,三种解释,都与记录有关,所以“史”的本义,就是记录,进而兼指用文字记录的人。还有,“史者,使也”(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白虎通论》说:“所以谓之‘史’何?明王者使为之也。”换句话说,“史”是由统治者指派并为统治者服务的。据《周礼》记载,在西周时有许多被称为“史”的官职,如大史(“大”音“泰”,后世写作“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合称“五史”,大抵“皆为掌管册籍,记文书草之人”(朱希祖:《中国文学通论》)。他们既掌管文书典籍,同时又担任记录所见所闻的工作。《礼记·玉藻篇》中说,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意思是天子平日应该穿着玄色的衣服,端然燕居,他的行为由左史负责记录,他的言论由右史负责记录。《汉书·艺文志》也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所说的左史和右史的分工,与《礼记》不同,杜预认为:“左是阳道,故令人记动;右是阴道,故使之记言”,从左右阴阳来判定《汉书》的失误(《春秋传序正义》),看来是有道理的。总之,古代有史官的建置,使史官记言记行,是确实无疑的事情。试举几个生动的例子:

  

   战国时的孟尝君,在接待客人的时候,屏风后常有“侍史”记录与客人谈话的内容(《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不过是齐国的贵族,尚且有“侍史”为之效劳,就更不要说地位更高的诸侯王了。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秦王酒酣,请赵王奏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奉盆缶秦王以相逼,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见当时对于记录言事的重视。除了本国的事情,对于外国的大事,也很注意及时的记录。著名的音乐家师旷有一次和晋平公谈起,齐侯同他宠幸的“嬖人”戏,从床上掉下来,跌伤了手臂,晋平公马上叫人写下“某月某日,齐君戏而伤”,后来还当面向齐侯核实此事(《涿冢琐语》)。按照《汉书》的说法,凡记事的书册,就是以时间为顺序的《春秋》,凡记言的书册,就是以历史人物言论为主的《尚书》,这些记录当时当地发生的事件的典籍,经过整理编纂,就成了后世所谓的史书。

  

   二

  

   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是从文字产生以后才开始的。有了文字,才谈得上历史事实的记录;有了历史的记录,才谈得上史籍的编纂和在此基础上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和研究;人们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称作“文明史”,就是这个道理。

  

   文字的产生和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黄帝的史官仓颉见鸟兽蹄亢之迹,初造书契,许多人不相信这种传说,因为文字不可能是某一个人“造”出来的。不过荀子所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解蔽篇》),却比较合理。当文字还处在图画、象形符号阶段的时候,一定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符号并存于世,不易通用,仓颉大约做了把这些庞杂的符号整齐划一的工作,经他整理过的文字,才能独传于世。最初的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籀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单个的字数很少,不适宜表达丰富复杂的内容,而每个字的笔画却很多,加上当时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甲骨和简牍),使用起来相当的麻烦。王充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片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论衡·量知篇》)在竹质的简和木质的牍上刻字或写字,都很不方便,简牍又非常笨重,不易翻阅和保存。汉武帝时,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史记·滑稽列传》附。)东方朔上一次书共用了三千奏牍,要两个人才能举起来,笨重可知。从地下出土的秦汉时代的简牍看,每片简牍长合当时的一尺(约 23厘米)、宽五分(约2厘米)、厚一分(0.2——0.3厘米),每片可以写一行文字,约三、四十个字。东方朔这篇奏牍虽长,也不过十万字左右,只相当于今天薄薄的一本小书!

  

   由于文字本身和书写工具两个方面的限制,古代的史籍,一般都非常简略。《曲礼》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单片的叫简,几片简连编起来,就叫做“策”(在一般场合下,“策”又可写作“册”)。这就是说,小事一般只写在单片的简牍上,只有遇上大事,才用几片简写了以后连编起来。我们看《春秋》中的文句都很短,其中最短的每条只有一个字,如僖公三年夏六月,“雨”;宣公六年秋八月,“螽”。也有二、三字的,如襄公九年春,“宋灾”;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等等。一般每条不过十多字。《春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却只有一万六千馀字,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春秋》记事的过于简略,势必造成两个方面的先天不足:一是它只记录统治集团的政治活动如访聘、会盟、战争之类的大事,也记载一些如山崩、地震、水旱之类的重大自然灾害,却不记录其它的所谓小事;二是对于所谓大事,它也只粗略地录上一笔,而没有关于具体过程的记述。《春秋》为此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王安石语)、“流水帐簿”(梁启超语),是很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也不见得会满足于这种状况,因为人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人们不光希望知道大事,也希望了解更多的小事;即便是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希望更多地了解它的细节,它发生的原因、它的过程和最后的结局,并对它作出自己的历史评价。

  

   看来,史官在这里差不多遇上了“结绳而治”的时代久已存在的困难了。在文字产生以前的邃古时代,人们用结绳和口述相结合的方法来记诵历史,绳结是记诵的凭依,而口述是记诵的内容。同本身毫无信息量(至少对于他人和后人是这样)的绳结相比,形、音、义统一于一体的文字,毫无疑问具备了确定的信息性。既然在结绳而治的时代,人类凭着大大小小的绳结,通过口述可以记住许多历代的往事,那么在已经有了文字的时代,这种口耳相传的方法,不是更可以发挥自古以来就承担着的职能,用来补充“书契”的不足吗?周谷城说:“口耳相传为介于简略之记录与复杂之书册中间的过渡方法。”(《中国史学之进化》)同远古时代由老年人讲述史事的做法不同的是,这时却专门挑选了一批盲人来担任记诵史事的职务,这便是“瞽史”的设立。

  

   三

  

   据《周礼·春官》介绍,有一种被称为“瞽蒙”的人,掌“讽诵诗,奠世系”,他们和掌“邦国之志,奠世系”的“小史”,构成了相互配合的关系。郑玄的注解说:“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也,小史主定之,瞽蒙讽诵之”,就是对这种关系很好的表述。帝王的世系,是古史中的大事,小史经过考定,记载在简牍上,文字自然也是极简略的,其中的委曲,就由瞽蒙通过背诵(《周礼·春官》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来加以补充。瞽蒙是盲人,可以专心致志,不易将记诵的内容遗忘。《国语·周语》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这段话中提到的“瞽”、“瞍”、“蒙”,都是盲人;“师”,指的是乐师,一般也多由盲人担任,如春秋时大名鼎鼎的师旷,就是一个盲人,《史记》说他“生而无目”,但也有说他是“熏目为瞽人,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之中”(《拾遗记》。)。总之,当时的统治者好像非常器重一班与世无争的盲人来为自己服务。上面的话中两次说到了“瞽”,第一次单称“瞽”,他的工作是“献曲”,就是歌以有韵的曲。《逸周书》记师旷见太子晋,歌《无射》道:“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就是借献曲来箴谏的例子。《诗经》中有不少史诗,如《大明》、《绵》、《生民》、《公刘》等,追述先王功德,用以昭示来裔,这些诗也可能作为一定场合下“瞽”所献的曲子。第二次称“瞽史”,他的工作是“教诲”,就是引申古史来提醒天子注意鉴戒。前文所引《礼记·玉藻篇》“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后面,还有一句“御瞽几声之上下”,郑玄注:“几,犹察也,察其哀乐”,也是强调对于“瞽”的提示的重视。据《国语·楚语》记载,卫武公已经九十五岁了,还要求在朝的“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不要因为他年迈了而抛弃他,应当时时儆诫他,使他“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史不失书,蒙不失诵”,意思是史官不要漏记了该记的事情(主要是自己的过失),瞽史不要忘了讽诵该讽诵的内容(主要是以过去的史事来临事开导自己)。总之,“瞽史”的设立,以及他们和史官相配合来记诵历史,是毫无疑问的事。

  

当史官们由于文字和书写工具的诸多限制,用极为简略、实际上是不得不与口语脱节的“文言”记录史事的时候,瞽史们却可以把这种限制抛到九霄云外,运用高度圆熟的口语,充分而详赡地诵说历史的全部过程和丰富细节,加上瞽史们所特有的博闻强记的才能,以及他们所继承的自有人类以来延续了百万年的“口耳相传”叙述历史的传统经验,他们诵说的内容,不知要比用佶屈聱牙的文言记录的史册生动、细腻多少倍。“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正像希腊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得赛》相传出于盲人荷马之口一样,《春秋左氏传》的作者左丘明,也是一个盲人。司马迁称左丘明为“鲁君子”,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和左丘明生在同一时代,而且二人的好恶也相同。那么,《春秋》和《左传》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后人把《春秋》说成是“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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