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民间记忆的体制建构》第六章 撰写当代的超常规范(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4 次 更新时间:2018-03-06 19: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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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所著《民间记忆的体制建构----文史制度与征集实践》(西安出版社 2013年5月)的第六章。本文将出版时删节的词句用粗体标明。注释在文末。

  

   征集建国后史料本是文史资料的应有之义。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拉长,事件的消逝,当事人的死亡等不可逆性的纯自然因素,本世纪以来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紧迫性较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征集民国史料,显得更加强烈和急不可待。但由于官方对建国后史料的定性和民国史料皎然有别,从征集对象到征集内容,从写法到观点,建国后史料与民国史料完全不同。而这恰恰表明了官方对建国前后两段历史性质的新旧黑白定位之悬殊。为此官方制定了一系列超常严密的体制性规定,从历史理论到政治评价,从价值观念到编纂原则,从征集范围到撰写内容,从修辞方式到文章结论,从选材角度到阅读期待,无不作出了极为繁苛的种种限制。致使建国后历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但征集建国后史料的范围却越来越窄。最终导致无数建国后史料根本无法征集而彻底消亡的严重困境。

   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具体实践和实际效果清楚表明,由于官方过度强调建国前后历史性质的对立,使得文史人员必须采用与民国史料完全不同的一套理论体系和话语模式来撰写建国后史料。如此一来,文史资料的内部分裂势在必然。史料危机由此而生。其困境在于,现行文史制度因无法使用统一的历史标准来征集建国前后的史料,竟然将建国后史料弄成一个特殊的敏感题材。其中的历史禁区比比皆是。其实质在于,在现有的文史制度下,征集建国后史料还能走多远?真实的问题是,文史资料何时才能结束这种毁灭史料的制度性灾难?可以说,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危机性乃是整个文史制度和文史资料的结构性危机。[1]就其本质而言,史料危机乃是另一种更为深刻却也更不易为人察觉的历史危机。

  

   一、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理论阐释

  

   虽然在文史人员中,对“建国后”一词的含义还略有争议,[2]但这无关宏旨。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并不单纯是为编写建国史积累史料。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三亲)和具体(回忆)的历史书写方式。虽然同属于文史资料系列,但建国后史料与建国前史料相比,仍有着明显的形态性差异。这种形态性差异主要表现在鲜明的理论性。一般而言,建国后史料包含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意图,更为明确的理论指向,更为严格的理论要求。由于官方至今并无一个编纂中共建国史的全面理论说明,这样,征集建国后史料的理论阐释和原则规定便具有了特殊的理论价值。

   考虑到大规模地征集建国后史料正式启动于九十年代初,依照官方所说,这个时候“国际风云多变”,因而不难理解官方对征集建国后史料的高度政治期待和价值赋予。“征集建国后史料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又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的教训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是一个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问题。轻率地否定历史必然导致自我否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果与前途。因此积极地征集建国后史料,正确反映建国后四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探索历史规律,对于教育青年,启迪后代,防止‘和平演变’,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历史教育、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3]

   与建国前史料相比,建国后史料是一种近乎全新的东西。简单说,建国后史料有三新。首先是内容新。“过去写战争,写阶级斗争,现在是写向自然开战,写社会主义建设。”其次是对象新。“过去写敌人和朋友,现在写的是我们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活动。”最后是撰稿人新。“过去撰稿人是旧社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而建国后史料的撰稿人是新社会的开拓者。”[4]最关键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不单单是时限的机械延伸,由于历史背景即国家与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必然在观念上、内容上乃至工作方法上,面临着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5]这使得征集建国后史料更为敏感和充满风险。

   征集建国后史料必须回答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一是建国后我国为什么必须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不是说每一篇都要回答,但从总体上说,要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年弄清楚这些问题,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这两个问题与建国前史料要回答的问题不同。建国前史料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据说,“出版的10亿多字的史料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晚清戊戌维新搞改良主义行不通;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搞彻底;北洋军阀连年内战,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国民党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搞独裁统治,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扫出了历史舞台。”[6]合而观之,要将建国前后史料的问题联系起来,“科学地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地位,认识到社会主义理想的伟大及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难免出现的困难和曲折,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并以此指导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7]

   最重要的是,征集建国后史料有利于加深对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8]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史实帮助人民深刻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必然性和真理性,为深入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的依据”。[9]同时,不能简单地用历史事实去注解邓小平理论。“而要把当时的实际情况通过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然后用现在的眼光再去总结其经验教训。”[10]

   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主要目的有两个,[11]一是“用正面反面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幸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好中国。”二是“为研究党史、国史提供资料,为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防止‘和平演变’,进行艰苦奋斗教育和为改革开放提供借鉴材料。”[12]换言之,对内来说,就是“资政”和“育人”。所谓资政就是“为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大政方针提供历史的借鉴”,所谓育人就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国史、国情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外来说,“就是向全世界正确的介绍中国。”也就是积极树立“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形象”。[13]政治目的决定史料内容。征集建国后史料,在内容上特别要求,“浓墨重彩地记录建国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要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如何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在一片废墟和帝国主义严密封锁下,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逐步推向富强和现代化的史实充分反映出来,借以教育人民永远坚持艰苦创业的传统。”[14]归结到一点,歌颂共产党,歌唱新中国。至于缺点永远是个别、局部、枝节等等。

   围绕征集建国后史料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官方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复杂理论阐释和相关政策规定。

   第一,强调“三个一”。掌握“一把标尺”,“就是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率材料,统一观点,消除分歧。”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秉笔直书,使文史资料成为“信史”。突出“一个思想”,即按照邓小平倡导的“建立大联合、发展大团结”的思想,“对于非本质的次要问题及细节,宁可隐而不写或粗粗带过,也不要因小而伤团结大局。”[15]

   第二,规划三条历史线索。1949年至1956年的历史主线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1957年到1978年的历史主线是“否定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进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的全方位建设”;1979年至1996年的历史主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16]

   第三,努力“四扩大”。“扩大文史工作领域,从与党史、国史、方志的交插重叠处找出文史工作的领地;扩大时间范围,征集时限宽延到现在和眼前;扩大作者队伍,能反映出时代大背景的一般人,都可加入其列;扩大合作的力量,既重视与兄弟省市区政协文史部门的协作,更重视与市县政协有关部门的合作。”[17]

   第四,解决七个问题。(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确定建国以来地方文史资料的选题,既要体现执行中央的决策,更要体现执行中的地方特色和地方创举。这样的地方选题才具有全国意义,补充全国选题的内容。”(2)结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历史决议’和领导人的著作”是制订地方文史资料选题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各地的历史实践具有多样性。”(3)成功与失误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人们总是担心记述党的失误,记述领导人的错误,尤其是涉及党内一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会有损党的形象;甚至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但担心触犯上级某些人的‘戒条’,而不敢秉笔直书。”针对这方面问题,文史官员认为“党史工作中提出3条原则处理成功与失败的关系”,也都适用于文史资料。一是“坚持记述伟大成就与成功经验为主,在总体上处于绝对优势”。这是“党史主线”的体现。二是“在记述偏离正确路线的失误及其后果的同时,要记述纠正失误的成功”。三是“执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倡导的正确处理历史问题的原则,如不追究个人责任;不过细记录失误的细节;不公布必须保密的数字;暂不收录争而未决、纠缠不休的问题”。(4)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专题资料中,多见组织,少见人物,弄不清该组织在哪些人的决策下进行某项工作的,把一部丰富多采的人物史写成枯燥、呆板的‘死书’。”在党史著作中,有许多不见条文的禁区。“写了书记的成功,集体领导怎么体现;写了张某的失误,李某的另一失误为什么不写;写了领导层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否会有褒贬不匀之嫌,等等。办法只有一个,一律写成党委认为,党委提出,党委决定,把复杂人物、复杂心态、对复杂情况的复杂决策和实施,都一律淹没了,复杂多变、丰富多采的历史写成干巴巴的条文。于是,又有了党史人物传记,稍稍弥补了这种不足。”(5)面与点的关系。地方党史工作往往忽略点与典型的作用,“侧重写综合情况与全面数字,这同样是史料枯燥、呆板、缺乏深度的原因之一。”建国以来,各个时期、各条战线,有许多正反典型,这需要多立一些典型选题。《山西文史资料》第101辑的《闻名于世的大寨》,就是这类典型选题。“各地、市、县、区的文史资料,更有条件搞这种典型选题。如稷山暴动事件,长治回民的爱国活动,太原郊区天主教的爱国传教活动,等等。”(6)党内与党外的关系。“过去,地方党史对党内与党外的关系,对党外代表人士都反映得很不够。文史资料,可以大大弥补这种不足。”在这方面,“不仅要写党外人士的活动,还可多写一些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党外人士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及其中的矛盾与和解。党外人士的荣辱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的荣辱兴衰。”(7)叙述与评论的关系。“党史资料、文史资料,特点是提供资料,寓评于述。”所谓提倡开拓建国后史料征集的新领域,主要是指选题和内容。“可以组织一些高层人士把叙述与评论结合起来,搞一些有研究、有新意、有深度的选题。”[18]

  

   二、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原则要求

  

   官方提出,各级文史人员“一定要加强建国后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学习,尤其要认真学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以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最近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等论著,掌握基本政策和基本知识,做到指导思想明确,在实践中把好政治关、史实关,防止出现原则性的错误。”[19]

这种笼统性的政治要求,落实在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实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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