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重构史料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2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13: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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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 (进入专栏)  

   《重庆社会科学》2007第4期

   【提要】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既定的单纯的存在,它无法主动向历史学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史料只是在做着一种自我游戏或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史料并不涉及任何历史事实。正像语言并不对应于事物一样,史料也并不对应于历史。作为语言,史料的起源与构成,都仅仅意味着它只是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在进行着某种自由的游戏。

   【关键词】史料,历史,史学,游戏。

  

  

  

   上篇命题:史料即史学之对象

  

   一

  

   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说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家之间也是众说纷纭各不相同。但说到史料是什么,则历史学家之间几乎众口一词绝无二说。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原因是前两个问题都具有“宏大”和“高深”的特点,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常识、经验和直观,而且还需要(或更需要)理念、想象和思辨,甚至还多少需要一些信仰,这样,前两个问题就只能是一种永远需要讨论但又永远没有最后定论的问题。但后一个问题则不然。它问的是史料是什么。这就非常具体、直观和经验。不论是否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史料是什么。但普通人和历史学家之间,对于“历史是什么”和“历史学是什么”的意见从来就没有统一过。普通人和历史学家各有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普通人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一种出于生存需要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和史学观是一种出于职业考虑的历史观和史学观。这是两种不同需要、不同利益和不同结构的历史观和史学观。除此之外,在普通人之间,在历史学家内部,关于历史观和史学观的意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吵。可以说,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历史学家),要想找出对历史观和史学观有完全相同的看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两个人之间关于历史观和史学观有完全相同的看法,那必定是很奇怪的事;同样,如果两个人之间关于史料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相同的看法,则无疑是更加奇怪的事。

      因为懂不懂历史和历史学,那是一个比较专门化和理论化的问题。但懂不懂史料,则是一个常识化和经验化的问题。每个人都知道历史学家手里整天摆弄的是什么,历史学家自己心里更清楚自己手里摆弄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司空见惯人皆习知的史料。所谓史料,就是历史学家工作用的材料。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材料,它和雕塑家工作时用的泥土和石块没什么区别,它和建筑工人干活时用的砖头和水泥也没有什么不同。于是,人们就几乎不加思索地认定史料就是历史学家的工具,就是历史学家工作时用的器具。人们相信,历史学家凭借自己手里摆弄的史料,就足以去绰绰有余地达到历史的彼岸。因为历史虽然消失了,但史料却保存下来。历史虽然消失于彼岸,但史料却保存在此岸。历史虽然远远地消失于不可逆转和再现的过去,但史料却永恒不变地持存于目前的现在。这样,历史学家通过史料这只此岸之舟就能到达过去的历史彼岸。但我们同时又知道,从来就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能真正凭借此岸的史料之舟而到达幻想中的历史彼岸。对此,人们的通常解释是:要么是由于他们才力不佳,运气不好;要么是由于他们方向不明,路线不对;要么是由于他们准备不足,工具不当;要么是由于他们意志不坚,动机不纯;要么是由于他们观念有误,方法简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这些理由都成立。但它们又都不足以说明一个简单至极的问题,这就是:史料真的是历史学家的工具吗?固然,史料停留在现在之此岸,历史实际消失于过去之彼岸。这都不错。但此岸之史料何以就能通达彼岸之历史呢?史料何以可能有此穿越时间隧道的特殊功能呢?也许人们会说史料里面保存和记录了过去的历史信息,故而,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明悉历史。但这种说法仅仅是耳食之论,缺乏严密的分析和细致的推敲。

   因为,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它本身仅仅是一种静态的既定的单纯的存在,它无法主动向历史学家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内容。它本身尚需要历史学利用某种工具(理论、方法、概念)来对之予以解读和阐释。也就是说,史料不是作为工具而被历史学所使用,而是作为对象而被工具所运用。只有确认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乎历史学的实际价值和内在限度。在客观意义上,历史学所说的一切大体上都不超出史料的范围之外。历史学所说的一切都是史料本身早已规定好的内容。正因如此,历史学所提供出来的所有结论、观点、知识,便只能在史料范围内加以证实,也只能在史料的范围内有效,也只能通过史料来加以验证。别的方式都不行。这可以说是史料施加给历史学的先天规定。历史学无法超越这个限定。这个限定意味着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对历史学的可能性有一个现实的约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就只能是史料学。因为历史学除了史料这一个研究对象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基本更直接更本质的对象,即作为现实本身的历史这个意识对象。历史本身作为历史学的意识对象,给历史学提供了它研究史料所需要的应有尽有的各种理论、方法、概念等工具。凭借历史本身这个意识对象所提供出来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概念,历史学得以去有效地研究史料。所以,历史学得以存在的可能性系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史料这个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一是有历史本身这个意识对象所提供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但迄今为止,在这两个条件的问题上,人们却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把史料当成历史学的工具,一是把过去的时间性的“历史”当成历史学的对象,而没有把现实性的本体性的历史本身视为历史学的意识对象(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把意识对象看得比研究对象更内在更根本)。

      围绕这两个基本错误,历史学的许多问题迟迟得不到澄清和纠正。而且是越澄清越混乱,越纠正越偏颇。这一切都要求必须重新看待历史学本身,包括历史学的对象和工具。关于历史学的对象问题我已在其他文章中作过论证。[①]这里只是从史料观角度来对历史学的某些关键问题进行一番观念梳理。

  

  

   二

  

   人们在为历史学辩护时,为了反驳那种把历史认识看作一种“间接过程”的观点,[②]往往对一些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和特点作出错误的解释。比如,习惯性地将历史学的史料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工具(望远镜、显微镜等)。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史料是历史学的对象(尽管并非是历史学的唯一对象,更非是历史学的终极对象),而非历史学的工具。历史学的工具只能是各种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概念和范畴等。所以,对应于自然科学工具的只能是历史学中的各种理论、方法、概念和范畴,而决不可能是史料。因为把史料视为历史学的工具,历史学就变得没有研究对象了。历史学所说的一切都将变成无的放矢的空话、废话和蠢话。历史学家总说凭借史料去研究历史(这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常识),可历史究竟在哪里,谁也不知道。所以,史料不是工具,而是对象。历史学家运用理论、方法、概念和范畴去研究史料,这才是历史学的真相,这才是历史研究的实质,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如果硬要睁着眼睛说瞎话,凭空说历史学要透过史料去研究史料背后的历史,[③]那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怎么才能把这个“历史”从悬空之中给落实下来,从冥冥之中给确定下来,从幽暗之中给寻找出来。

   一般说来,模仿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来论证历史学认识的直接性并不困难。但千万不能搞错一件事情,即把史料之于历史学的关系类同于望远镜之于天文学的关系。我觉得,历史学家之于史料,非常类似于语言学家之于语言和数学家之于数字,它同物理学家之于物理现象和天文学家之于天文现象完全不同。因为天文学的对象始终是直接的,不管天文现象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它都是以直接的方式存在着和呈现着。所以,天文学之于天文现象只存在看清看不清的问题,而根本不存在有看见看不见的问题,正因如此它才需要借助于望远镜。否则的话,如果根本看不见,那么它即便是用什么工具也无济于事。而之所以看不见,就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在这里,我所说的看不见就是不存在,是指整个天文现象而言的,即是指作为整体的天文学对象而言的,而不是指狭义的特定的某些个别天体(如某个新发现的恒星或偶然出现的行星等)。显然,作为整体的天文学对象,始终是直接存在于天文学面前的。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天文学对象,它对于天文学只存在看不清的问题,而不存在有看不见的问题。这样,不管天文学凭借什么复杂的工具去认识天文现象,它都是直接的。化学也是如此,作为化学研究对象的化学现象,同样是看得见而又看不清的。所以,就其化学现象的整体而言,化学对它的认识同样是直接的。而历史学则不然。如果历史学不以史料为研究对象,而将成为过去的“历史”视为对象,那么这个成为过去的“历史”绝对是看不见的,而只能成为无限的空虚。因为人们虽然能看得见《史记》和《汉书》,但谁又能看得见汉朝或汉代的历史呢?所以不管历史学拥有多少丰富的史料,历史实际都早已过去。这个历史只能是一种“肉眼”(即直观)或“天眼”(即想象力)看不见的东西。如果把史料作为历史学的工具,那么历史学对过去的历史的认识就只能是间接的。如果把史料作为历史学的对象,那么不管历史学使用什么工具(理论、方法、概念)去研究史料,它的认识都永远是直接的。因为史料始终直接存在于历史学面前。

      从史料角度看,史料和文物具有同一性质(而非具有同一价值)。因为对于现代历史学来说,出土文物和流传史料都是古人的东西。所谓同一性质,只是就它们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整体而言的,它并不否认和排除那种在文物与史料之间还存在有真实程度和可信性不等的价值差别。相反,价值差别的客观存在恰恰证明了文物与史料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质。这一判断包含某种递进性限制:首先,单纯的文物本身没有史料价值,它只有与其他相关史料放在一起,相互比对,形成一个有效的证据链,这样才能进入史料自我阐释境域,从而构制出一幅合理的“历史图画”;[④]其次,文物对于史料并不具有特殊性和优先性。人们不能凭借文物的物质性和直观性来证明历史实际的真实性和客观性。[⑤]所以,尽管文物的价值一般总要比史料的价值更大一些,同时,第一手史料总要比第二手史料的价值更大一些,比如研究秦汉史,《史记》、《汉书》的价值无论如何要比唐宋人的记载更大一些,但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整体,文物与史料之间、第一手史料与第二手史料之间则绝对是同质同构的。这种同质性便内在地决定了历史学不管是研究史料还是研究文物,它的认识都必然是直接的。因为文物和史料一样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整体。

应该承认,第一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是同一性质的历史学对象,虽然二者的价值不等,但并不妨碍它们各自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而自足存在。所以,对于研究秦汉史来说,无论是汉人的记载还是明清人的记载,作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直接的,即,历史学对它们的研究都具有直接性。而这种直接性并不依赖于它是否是当事人或当时人的当下记载。即便是旁观者,退一步说,即便是后世人的记述,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仍然构成一种对象的直接性。因为,对于历史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根本不是什么虽然“客观”但却早已消失了的过去之物,而仅仅是虽然“主观”但却直接存在于眼前的史料。比如,当司马迁写汉代历史时,汉代对于他固然是直接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当我们研究汉代历史时,汉代对于我们也是同样直接的。对于我们而言,唯一直接面对的仅仅是司马迁写的《史记》,而决非司马迁所直接面对的汉代历史。不承认这点,我们就不足以确证历史学的认识是直接的,也不足以和传统的看法明确划清界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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