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史家形象的自我重塑

——对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的史学史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8 次 更新时间:2018-09-15 23: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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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黄仁宇和何炳棣可谓是“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典范。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有智者风范,何炳棣的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有学者气质;前者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后者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仁宇着眼于历史观,何炳棣着重于方法论。《黄河青山》多见黄仁宇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读史阅世六十年》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其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本质在于呈观,它包含一种强烈的自我期待,即史家通过自传重构自己的历史,使自己的历史呈现出一个自我认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实形象。

   关 键 词:自传  史学史  自我形象  生存性史家  职业性史家

  

一、自传及史家自传

  

   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但没有职业的自传作者。一个人可以写传记谋生,但绝不可能以写自传为职业。如果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盖棺论定,那么自传就没法写,因为盖棺论定是死后之事。勒热讷指出:

   原则上,一个人只会死一次,他只能写一部自传。这使得自传行为特别神圣和感人。……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而且这个叙事一旦写成,就很难再写成别的样子了,再也不可能用新鲜的、直接的眼光看过去了,别人只能通过已经写成的叙事来看他了。因此这里有一种再也无法找回的童贞感和使用权。①

   可见,自传本身就充满悖论,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需要一种相应的特定写作方式。

   一般情况下,自传和回忆录是一回事,许多人写的回忆录其实就是自传,“自传理所当然地属于回忆录”。不过,二者的区别却不容忽视。勒热纳指出,在回忆录中,“作者给予当代事件、给予历史本身的比重经常要比作者个性的比重大得多”。勒热讷进而论述道:

   在回忆录中,作者表现得像是一个证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个人视角,而话语的对象则大大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它是个人所隶属的社会和历史团体的历史。除了一些斗胆把个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的天才人物的情况外,回忆录中不存在作者和被论述主体的同一。相反,在自传中,话语的对象就是个人本身。这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问题。……我们不应当只看数量,而要看到两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从属于另一部分,作者想写的是他个人的历史还是他的时代的历史。②

   勒热讷对“自传”做过如下定义:“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该定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人历史;(3)作者——一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二是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③。随后,他又做了修正,所谓自传,即“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④,在语言和主题不变的基础上,他把作者和叙述者区分为两个因素:作者——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叙述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以及“叙事的回顾性视角”,但本质未变。

   勒热讷特别强调自传对展示传主自我个性乃至人性的特殊作用。他指出:“自传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塑造工作。”⑤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塑造个性的尝试,而不是一种认识的尝试。它首先通过塑造形象的行为,然后通过回忆和叙事(而自传无意将这些回忆和叙事作为阐释的对象),为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素材”⑥。总之,“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⑦。

   自传是按照一个主题来重新规划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使自己的一生成为表现或实现这个主题的完整过程。因此,“自传首先是一种趋于总结的回顾性和全面的叙事”⑧。在这个意义上,自传标志着作者重新活过。自传作者无不深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但其仍然要通过自传再次确认,并希望这种自我确认得到历史承认。本质上,这是一种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展现一种内心的真实:人们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和完整性”⑨。其价值不在于客观认知,而在于内在体认。“自传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上了年纪后看待时光流逝和生活意义的角度”⑩。因为,“自传不能只是由讲得很好的往事构成的一种愉快的叙事:它首先应试图表达一种生活的深刻的统一性,它应表达一种意义”(11)。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职业,研究历史似乎使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种更强大的撰写自传的自觉意识和自省能力。史家写过他人的历史,自然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当然,史家总是在写完别人的故事之后,再写自己的故事,即把自己的故事放到最后来写。这种做法始于太史公“自序”。在“自序”中,太史公追叙了自己的族谱,从上古五帝一直写到父亲司马谈。此外,司马迁还详细描述了友人对自己写史的质疑,以及自己的辩解和纠结。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自序”安排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三十篇。这似乎暗示,史家总是最后写自己,只有写完别人的历史,再写自己的历史才有价值。可见,自传之于史家意味着盖棺论定,史家自传之于史家具有某种终结性。受到司马迁的启发,班固也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家史放在《汉书》的最后一卷。

   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其研究历史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史家书写自己的历史与其撰写他人历史的心态肯定不同,会更为谨慎,或顾虑更多,或期望更高。历史学家在阅读文献时,通常都很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仔细辨析那些写出来的内容的含义,并通过它去合理推断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同时,历史学家还会试图深入到文献的呈现和隐瞒之间的缝隙中,寻找和观察作者有意回避和掩盖的蛛丝马迹,并据此缜密判断史料展现出来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有无夸大或粉饰。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训练和职业习惯,使得历史学家撰写自传时,肯定有着较之他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态和考虑。他们更在乎自我历史定位,也更擅长塑造自我历史形象。他们非常明白哪些经历能写,哪些经历不能写;哪些历史可浓墨重彩,哪些历史需轻描淡写。对习惯于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历史学家来说,写自传不仅需要一种自省能力,更需要一种坦诚的勇气。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对所有有志于撰写自传的史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不可能简单按照自己研究历史的一般方式来写自己的历史,也不可能像写别人的历史那样毫无顾忌地写自己的历史(12)。他必须克服一些东西,去掉一些东西,掩盖一些东西。这意味着,史家的自传可能比一般人的自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所以,阅读史家自传时,我们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

   史学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无论史家自传较之其历史研究以及他传是否有更深更真的反思,不容否认的是,史家自传皆有一种自觉意识,即如实写出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史家,以及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史家。这种贯穿文本的自觉构成了史家自传的深刻主题,所有叙事、情景、细节、思绪皆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和推进。

   自传之于史家,是一种真正的写史。这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的历史研究。所有自信或自负的史家都会精心构制自传。因为,自传是史家以职业方式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也是一篇超大型的自撰式“墓志铭”,还是史家最愿意被世人认可的一种自我叙事。但本质上,自传并非史家自我历史的客观呈现,而是史家自我叙事的主观建构。正是通过撰写自传,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3)。

   从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所有史家自传首先都必须考虑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即将自己的历史讲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记和自传都需要把一生写成故事,区别在于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特别是当这个自我视角具有史家身份时,其自我定位和自我审视更显得慎重甚至犹疑不决。

   尽管从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怀疑需要他摆脱全能叙述者的角色,以便强调一个特定的解释性论断的假设性质。这种新的姿态或许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危险:整部作品是一个由推论构成的东西”(14)。但实际上,史家自传恰恰是一种标准的全能叙述的史学文本。因为史家写的是自己的历史,其职业身份使其叙述更具不容置疑的全能叙述者权威。其逻辑是:有史家而后有史学,有史学而后有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自传的。换言之,历史学家通过自传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并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二、“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本文尝试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提出两个核心概念,即“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通过对黄仁宇《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可知,二人可谓是两种类型史家的典范。

   所谓“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指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指中国人到海外学习、研究历史、发表论著,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相当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加入外国籍(他们大多以中国史家自居),均可视作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范畴(15)。事实上,“当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已深刻改变了‘史学史学科’的传统定义。其议题之多样,其关系之复杂,其脉络之曲折,其影响之深远,不但远远超出了史学史学科的一般界限,而且也超越了历史知识的普通边界,甚至跨越了现有的实际国界”(16)。

   至少从中国史学史看,“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存在古已有之。比如,司马迁和班固就是这两种类型史家的典型代表。一般来说,职业性史家可学,生存性史家不可学(17)。职业性史家在规则之内活动,生存性史家和规则本身玩。所以,生存性史家更有行动能力和勇气,甚至大都有创造历史的野心,其观念往往具有某种超越性,对历史影响也更大。最重要的是,生存性史家的人生经历构成了其历史观的核心。黄仁宇自称:“对于内战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18)其实,对那些职业性史家来说,其历史意识同样受到生活经历的某种影响。何炳棣曾谈到他历史观点背后的现实考量。“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19)。

   从认识论角度看,生存性史家一般是经验主义者,职业性史家大体是史料主义者。诚然,职业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生活,生存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工作。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离开史料没法谈论历史,后者有无史料都能思考历史,即史料之于职业性史家是必要条件,之于生存性史家是充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的区别仅在于二者和史料的关系不同,或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不同。就其本质而论,史料在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前者在生活中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有无史书都不妨碍他们观察历史和理解历史(20);后者则在文献中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他们离开材料就不知历史为何物。

黄仁宇、何炳棣二人对中国的观察都具有远距离的特点,美国社会背景、国际学术视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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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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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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