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在“凯撒”与“公民”之间

——法国违宪审查制度演进的政治思想动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 次 更新时间:2017-08-22 23:01:57

进入专题: 违宪审查   维护国权   保障民权   政治意识形态   法国宪政体制  

杨帆  

   摘要:  从大革命开始,法国宪政体制的发展轨迹一直都是螺旋式前进的。在不同时期,代表保守的“维护国权”与代表激进的“保障民权”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此消彼长的竞合关系,也伴随有相互的妥协与融合。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就体现了这种不同政治思想之间的竞合、妥协与融合。不同于美国宪政体制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法国的违宪审查体制总是随着主流的政治形态变化而变化,且始终处于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博弈之间。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法国政治思想发展与违宪审查制度演进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一特点,进而更全面审慎地思考我国宪政体制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违宪审查 维护国权 保障民权 政治意识形态 法国宪政体制

  

   “这里,我要重复一下我一直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模式,我的‘两个法国’的理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非宗教的,共和国的法国,比如巴黎盆地,地中海沿岸等区域;简单说就是这些地区发起了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外围的法国,比如西部,中央高原一部分地方,罗纳-阿尔卑斯山大区,洛兰大区,弗朗什-孔泰大区。这些地区曾经反对法国大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势力都一直很强大。”

   ——《谁是查理?》作者艾曼纽·托德(Emmanuel Todd)2015年4月30日于法国《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rvateur)

   “我是马尔泽尔布的外孙: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是我不曾忘却也永远不会忘却的双重楷模。”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全世界有违宪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制度的国家,法国的经验有非常多的值得研究、学习和借鉴之处。与美国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比,法国的政治发展更倾向于从威权体制渐进地向自由民主政体过渡的模式。自大革命开始,法国政治的发展基本上是螺旋式前进的,其过程也伴随着各种“激进”与“保守”的相互博弈与试错。法国的这种政治发展的特点甚至曾被托克维尔概括为一种“病症”:专制限制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而激进的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产生恐惧,从而为新的专制奠定基础,往复循环。[1]因此,在不同阶段,法国的政体构架都呈现了某种程度上“凯撒”(象征威权)与“公民”(象征自由权利)价值的竞合。它的违宪审查体制正是各种政治意识形态交错与融合的制度设计成果。这种特点在经典宪法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法国式的宪法循环”(Les cycles constitutionnels français)。[2]

   法国今天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咨议院”(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3]——直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才被提出,到了1971年才由“结社自由”判例完整确立其职能。[4]但是其前身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过去学界对于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宪法咨议院”的组成、职能等方面,而较少注意到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复杂形成历史,尤其是它背后蕴含的“维护国权”与“保障民权”两种价值目标的竞合与妥协。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对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背后复杂的政治思想动因的研究与审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社会变革时代稳妥、渐进地推进宪政体制改革。

  

一、从旧制度到第三共和:在卢梭的阴影下

  

   事实上,早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波旁王朝时期,法国就有类似于“立法评估”制度的存在。根据历史学家圣勃耐(François Saint-Bonnet)的研究,当时的很多法令在被赋予效力之前,都必须在一个近似宪法审查的机构接受检验,而后才能生效。[5]大革命爆发前,法王路易十六为了与国民议会谈判,也曾试图建立一个可以“综合皇家权力与人民意愿”的权力监督机构,但是最终没能实现。[6]

   在近代启蒙思想诞生地的法国,卢梭的民主理论一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的“社会契约论”的核心观点是:法律只能来自社会的一般意志,即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7]而“立法权是人民的最高意志的行使。这一权力是不能分立或代理的;从任何其他渊源试图创立普遍可行的规则都代表了对大众主权的一种篡夺,并且不可能产生法律。”[8]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很多宣言或宪法性文件都受到卢梭的影响,比如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3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6条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1791年宪法第3篇第1条也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卢梭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主权理论是一种一元的民主主权理论,它把民众的意志以及代表公意的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尽管卢梭更多时候提倡的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的意志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源泉,其他一切权力都在其之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其他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就很难对代表公意的议会的立法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这种思想传统也一直左右着法国近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

   法国大革命高潮时期,革命领袖西耶斯(Sieyès)曾经明确提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constitutionnalité)进行司法审查的主张。他认为违宪审查权可以由普通法院以行使司法权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后,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启动实施。[9]显然,西耶斯的主张与卢梭的一元主权理论并不相容。他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其他革命领袖的强烈反对。蒂博多(Thibaudeau)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10]。蒂博多对西耶斯所提出的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的反对形成了一种主流的情绪,并逐渐地成为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11]

   1799年,拿破仑主持设立了“护法元老院”(Sénat conservateur),该机构拥有撤销某一项违法宪法的法律的权力。其成员并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总统直接任命的。“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虽然在历史实践中,该机构还没来得及行使职权就被进一步的革命摧毁了,但是它的设立很好地体现了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最初形态和特殊职能:由威权人物主导设立,代表传统保守的力量,相对独立于行政权,目的是与激进的民主机构(尤其是议会)相对抗、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与美国式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从一开始设立就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35年,托克维尔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书中他大力推崇美国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使得宪法变得可操作化,保障了宪法条文的实施。托克维尔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既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也与自己的法治理念相印证。他生活在大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是社会不满与对立仍然非常凝重的七月王朝时期。那时,“本应秉持天下为公精神的政界中个人主义横行,造成政治败坏,民众和社会由此鄙视乃至拒斥政治生活,从而进一步退回私人生活,强化了民主社会内在的个人主义倾向。这反过来加剧了民众对公共德行和政治生活的蔑视和拒斥,如此恶性循环,民族陷入无政府的混乱或专制的窒息。”[12]托克维尔一方面对个人主义的激进民主保持谨慎,另一方面也觉得专制独裁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他主张在这两者之外,应该有一个第三权力可以起到类似于革命之前贵族阶层的制约作用。而这个第三权力,在托克维尔看来,应该是法治,或者说法学家群体。他说:“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务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13]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托克维尔站在卢梭民主论的对立面而主张宪法的司法化了。

   托克维尔的观点首先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1849年,革命中的德意志各邦酝酿起草了一份《法兰克福宪法》,该草案纳入了这种联邦最高法院对宪法条文有司法审查权的制度,可惜最终该宪法没有获得施行。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受卢梭民主思想和大陆法传统的影响,由法院对宪法进行司法审查的设想并没有得到什么响应。按照卢梭主义的传统,宪法属于政治法,其实施和审查权理应由代表公意的机构来行使;而大陆法系的法官在法律体系中又处在从属地位,无法对于民主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法律进行根本性地审查和评价。这也决定了美国式的由司法机关承担违宪审查职能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并不符合“法国国情”。

   1852年1月,路易·波拿巴主政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又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也试图建立一个特殊的元老会来鉴别和剔除一些不适当的法律。依照规定,这些被鉴别和剔除的法律可能“与宪法抵触,或者触犯宗教、触犯道德、触犯信仰和个体自由、有损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性、有损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以及有损法官的终身任期制等等。”(1852年宪法第26条)它甚至规定了公民也有向元老院提请审查的权利。但是这种由威权型的领导人主持构建的、兼顾公民权利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在实践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因为反复的革命使得政权特别短命以外,根据宪法学者莫斯的研究,对于19世纪的法国主流“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来说,这种机构还是过于超前了。[14]莫斯所谓主流的“共和主义”意识形态指的就是卢梭的一元民主与主权理论。在此背景下,人们无法接受一个非民主的或者是二元民主的机构来分享国家主权。对于合宪性的审查如果是由司法机构或者“第二立法机构”来实行,其正当性都会遭到普遍的质疑。

法国第三共和(1870~1940)的确立是共和派与保皇派两种政治主张竞逐与妥协的结果。[15]在当时,虽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议会主权”(la souveraineté parlementaire)的一元民主制,但是经过百年革命历程的洗礼,[16]社会的革命激情逐渐沉淀,理性的政治反思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彼时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时期,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尖锐。于是,关于如何保障宪法的条文得到切实履行的议题开始引起了讨论。但这个过程也是渐进的,在19世纪末,即便是在著名的艾斯曼(Adhémar Esmein)《法国宪法与比较宪法学基础》一书中,违宪审查的问题也几乎没有涉及到。[17]1902年,法国比较立法协会发起了一场运动,才首次提出在法国建立宪法司法审查制度的可能性。但是直到1934年,官方的表述中,议会主权还具有很强的不可分割性:“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须仔细检查该法是否与宪法一致,能否解决那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宪法解释应该由议会执行。这属于主权行使问题,故议会才是审查自己法律合宪与否的法官。因此法院不能解释宪法,至少他们不拥有事关立法机关的权力。”[18]但与此同时,近代法国最重要的两位公法学家——奥里乌(Maurice Hauriou)与狄骥(Léon Duguit)——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尽相同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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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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