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7年反思:极左是怎样绑架左翼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94 次 更新时间:2012-06-18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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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注:这是杨帆教授 2012年5月在北京《新知沙龙》谈话内容,经过本人修改。

中国社会思潮按照中国方式,已走了60年,从1911年开始,走了100年,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独立线索,和西方标准的划分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比如在西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右翼,在中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属于左翼,而在中国凡属民主,都被划为西方民主,属于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历史不同:中国是革命为基础,西方是改良为基础。也是由于制度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说,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这是继2000年加入WTO以来,继续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所谓“刚刚开始”也是有前提的:中国的制度基础是不是能够向民主转化?如果不能,则中国仍旧不能脱离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循环。

2004年极右翼失败以后,左翼理论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中左中右继续受到打压,主张专制反对民主的极左思想受到纵容,并迅速聚集,在2011年酿成极大的危险,只是由于偶然的王立军事件而突然崩溃。因此,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理论思潮,都处于一个选择的路口。我现在不去对话了,已经对过很多,该说的都说过了,大家可看我的新浪博客,有非常长的文章七八篇,主要是两个月以来十几次答记者问。青年人听听有好处。理论斗争最后的胜负是实践,实践要十年以上,有待于一代人的选择。凡是搞理论的人,自己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十年以后他自己也不会认错,只不过是别人不听他的了。青年一代有自己新的概念,新的社会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说有代沟,这代沟越来越快,过十年大概不是一代人了。你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我们就不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把我们一生所讨论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历史脉络回顾。不是说我这派就能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即使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也不会再关心老问题,在话语符号上也不一样。你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走的,玩游戏,有你们的语言,和我们即使观点一致,立场一致,语言也不会一致。我主导经济学非主流派和经济学主流派争论20年,大多数观点是我们赢了,有人说非主流变成主流了,我说实际上是主流和非主流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和青年谈历史是必要的,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代人都讨论过什么东西。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能没有理论依托和继承性。黎明老先生极其值得尊敬,写了三本大厚书,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也不行,西方文化也不行,他自己要从头创造。我替他去宣传。有一位研究孔子的学者叫张祥平认真看了,说写得不错,可惜推广不开,为什么?他的理论没有依托。凭空创造的,他的东西博大精深,但青年人包括我们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看。思想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也是有飞跃的。我以四分法来改变两分法,分析中国社会思潮。

可立很多标准,划分好多种类。我把二分变四分,首先就是要破除二分法。至于四分是不是站得住,是不是还可以有五分六分?都有可能。不一定四分,现在是要改变两分法,所谓左右两翼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改变。

我在10年前就提出四分,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自由主义秦晖徐友渔,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很多交流。很多年前就详细讨论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秦晖直到现在否认左派右派,他认为在中国首先是民主和专制的划分。

我把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可分成四种。简单说左派是社会主义,凡带“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上一般认为是左翼。主张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自由主义,是右翼,强调个人。左派强调公平平等,右派强调效率。中国的极左定位于民粹主义,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极右是寡头主义,现在大家骂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寡头主义。

我们十年前对话时有共识,左派主动批评民粹主义,右派主动批评寡头主义,不让自己的主义走得太过分。10年前就已对话到这个水平。后来的实践在2004年,秦晖反对了寡头主义。2011年以来我主动抵制民粹主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只有这样,中国思想界才能向健康方向走,不能老是攻击对方,要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这才能和别人对话。无论理论界多么混乱,我们一直保持对话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分为左派右派,从制度上分为民主与专制,就是四种。我们应该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同时反对极左极右两种思潮,主张中左、中右这两种思潮,互相对话。中国左派右派,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除了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就是制度基础不一样。我们官方不支持中左中右,而是放纵极左极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又从极右走到极左,老停不住,一会儿走这个极端,又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极左极右互相打,打来打去,实际上压制中左中右。核心问题在哪儿?就在于我们体制不民主。

左翼社会主义者,右翼自由主义者,有共识就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才能根本防止极左极右,要不然中国以后还会走极端,一直走到社会崩溃为止。

中国特色最开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中左思想。他承认民主,承认资本,又说后进国家不能完全跟西方走,所以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他看到资本的发展会出现新问题。三民主义要搞民主共和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但是他在加入过程有和西方对抗的方面,三民主义本身偏左。后来到蒋介石就不一样了,是寡头主义,就走向右边去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在相当长的时间,除陈独秀那次右倾以外,连续三次左倾,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真正贡献是新民主主义,克服极左回到了中左。去年张木生讲新民主主义,说1941年到1948年,新民主主义是中左,也包括西方好多东西。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施行。有一个人是中国极左的精神领袖。去年中国民粹主义大幅度的兴起,真正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何新。这人理论创造东西多,是中国极左翼的理论代表人物,他近年一是鼓吹阴谋论,假设世界上一小撮犹太人有阴谋,操控金融,制造世界大战,操纵转基因。2011年11月在重庆开“世界反转基因大会”,王立军还上去做了报告。灭种说在2003年有一次,说SARS病毒是白种人造出来的,专门放给我们,黄种人都感染,白种人不感染,你一看,有点儿心惊肉跳。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不知道。假设呗。中国的极左把这阴谋论发展成民主阴谋,说搞西方民主竞选制最好的国家,也是这伙犹太金融家操纵的。他们用民主搞垮其他国家。何新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带表扬的意思。如果不表扬,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自由派早年拿哈耶克套,对文革的批评不到位,他们一直说是专制主义。实际上文革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说它是宗教革命,倒不一定,实际近似一神教模式,不只是专制模式。专制模式,中国计划经济是左翼专制,现在是右翼专制。而文革模式恰恰不一样,虽然也有专制,但不是专制模式,而是宗教模式,就是树一个神仙,把领导人神化,直接号召人民群众,促使中层干部去执行,他们不敢腐败。专制的特点是一个领导人依靠中层,用警察官员和专家管理下层。宗教模式,中国的文革模式,是基本打掉中层,最高的领导人直接向群众发神谕,群众领悟了,行动起来,促使中层去工作,中层受到强烈的打压,神是依靠下层限制中层,这是宗教模式。依靠中层来管理下层的才是专制模式。自由主义反专制心切,就把什么都说成是专制,反而不如何新说得到位。文革的实践是失败了,如何总结还是没有到位,这是因为理论界水平低,偏执于自己那一套理论框架造成的。极左到文革时期全盛10年,走到了尽头。所以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泛自由主义,除邓力群胡乔木,计划经济左派官僚以外。那时还没引进西方,大家就从马克思早年著作里找人道主义。

为了给你们讲课,我才看了看谢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左,但在中国被极左错划为右派。他们全是引经据典引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有人批判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动”谬论,怎么反动了?80年代他们是我的老师,自由主义借马克思主义外衣,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首先否定斯大林列宁。到90年代小平南巡以后,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80年代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也进入中国,影响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老百姓反腐败的思想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思潮加上马克思主义正统,就导致政治风波,集中于反腐败。那个时候腐败并不严重,但大家不能容忍。现在这么腐败大家反而可以容忍了。为什么?标准变,人也变了。

整个社会没有理想主义,世界观也变了,非常实用,非常想得开,已经适应了腐败。即使在大学,像我这样坚持反对抄袭的也是凤毛麟角。标准不是谁说的,是大家心里的标准。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那么蠢的老板要扔你的简历,跟废纸似的,你们可忍受。我就不能忍受,我这辈子都是炒单位的鱿鱼。你们比我不幸万分,但你们可容忍,青年们还挺高兴的,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们比我们真实。

我们是受革命教育出来的,是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现实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你们脑子里恐怕没这个,社会变了,腐败这么严重,大家还过得挺好,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腐败。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都有希望。可惜,现在快差不多了,蛋糕做不大了,分配也不均,特别是平等竞争机会越来越少,被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给霸占了。多亏他们首选出国,否则把北大清华位子给占了,你们怎么办?所以,应该欢送他们出国,把腐败也和国际接了轨。这样,国内还有些平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社会就要丧失发展动力,自相分裂了。

90年代有重大变化,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开放不谈民主。

20年以来是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发展很成功的,甚至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谓“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说华盛顿的这套新自由主义右翼,还不如中国这新权威主义。2005年以后新左派发展为“中国模式”,是要夺取中国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当然是错误的,其核心是想继续不要民主。

90年代自由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外衣,把哈耶克引进中国,培养一批正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和我都是非常熟朋友,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90年代他们信奉自由主义,我80年代就是自由主义者。可惜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要立规矩,说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把我给排除了,我和经济自由主义决裂,也疏远了一般自由主义。

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三哈”代替马克思,成为知识界的自由主义。

1992----2003年,经济自由发挥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和人的潜力,出现特大经济繁荣,腐败和利益集团也迅速膨胀,到2003年2004年,就出现他们的理论代表-----极右的寡头主义突然聚集,借十六大换班,想把国有资产按权力分了。不是像东欧平分,13亿人一人一张股票,两种身份制,不好分。因为农民分了一块地,再分国有资产,怎么分? 张五常说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改不动,我给你们出个成本最低的,按权力划分,当官的一人一份。他提出这个看法。2004年实际上已在偷偷干,把国有和集体股份给经营者。这私有化不包括老百姓。王珏是中央党校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属于中左,他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直接和我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给农民,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归国家。西方追捧王珏的私有化是这种私有化。张五常说的跟他一样吗?张五常说没有老百姓的事,按照当官职务就分了。

这样分,难道就简单可行吗?还有前任当官的呢?还有不掌握国有资产的权力部门?按照这个搞就不是偷国有资产,而是公开的分,进一步是公开地抢。在本质上与偷不同,涉及政治合法性,偷是一回事,公开送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人很不严肃,说偷和送反正都一样。这就是深层次的世俗化导致的犬儒主义。我们说,当然不一样,婊子就是婊子,不能立牌坊。

2004.8 是我在北京组织辩论,来50多媒体,网络上一致反对。这个时候秦晖在美国呢,写了特别长文章登《南方周末》,说这不是自由派的意思。这是以中左为主导,联合中右和人民群众,打掉极右寡头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起了进步作用一直20年。到小平南巡之后,去掉政治改革,集中在经济方面又发展10年,到2003年,2004年,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来得非常突然,是利用最高领导换界的机会,跟去年的极左非常相似。经过媒体炒作,国内势力的支持。你说国内什么势力支持张五常?就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差点儿就搞成了。这事受到网络上的强大反对,左派右派在反对瓜分的时候是一致的。包括我们政法大学搞维权的那些自由主义。我问,张五常说的话你们同意吗?他们说不可能,我们这么尊敬他,他怎么能讲这种话?我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如果是真的,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是自由主义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极右压倒中右,在2004年被全中国人民所彻底打败。

以后左派就开始回潮。极左一直到80年代还是主流,邓力群胡乔木他们掌握权力,90年代三年回潮又成主流,但是小平南巡之后他们出局。

什么叫老左派?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是代表中国计划经济思想这一部分,基本概念太老,大家不用他们的概念了。有人值得尊敬,很有信仰,不腐败,里面特别著名的如马宾。

腿都摔断了,耳朵也聋了,家徒四壁,工资捐给党费。他的说法就是中国搞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又有什么阴谋,你们要去工人中间搞工人运动,反对三座大山。老左派在2011年有大规模回潮,社会科学院几乎是成建制地去重庆开会。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组织批判普世价值,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说计划经济比现在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不平等,完全不看农民没户口。第二,他们完全以国有制代替公有制和私有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公有制分几种,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国有制是可以的,以后就应该退出。

老左派说国有就是公有,公有就是国有。必须坚持的就是国有制。

我有长篇文章肯定承认计划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的积极意义。我给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和老左派解释不同,实际作用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是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

并不是说可以回去。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我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这是我的名言。你跟这些人说话,他不跟你讲逻辑。究竟国有和公有是什么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不是国有为主体。他们死活就不认这个账。现在就不是搞理论,是搞利益集团。

新左派,在90年代从美国左派学过来的,都是大学教授,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好处,因为自由主义既然引进中国,自然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引入,在中国形成左右对立。问题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 2005年以后对新左派大家提拔,很多人当了官。中国的老左派,马克思主义工程,新左派,都是极左,篡夺了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果实。2004年大家都参加了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极右在中国退潮,中右继续受到打压。

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都是纠正前一时期过分右倾的路线。但是花大钱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理论界就更左了。刘国光先生看不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2005年出来批评。他说现在,我们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课没有人听,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回到两分法,他把2004年我们反对极右寡头主义的斗争,概括成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斗争,这种概括是不合适的。

我是怎么概括的?------泛左翼和极右寡头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的不是一般的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寡头主义,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等于寡头主义,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与中国权力结合才形成寡头主义。这恰恰是极左所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只反对资本,不反对权力。

刘国光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全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我提出的“经济学非主流”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主流,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教条化,已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事实。刘国光指出中青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程恩富左大培。这就完全把事情的性质搞混乱了。我杨帆是组织这场斗争的,我是什么主义?从刘国光那里就把我从马克思主义者里面排除了。刘国光写了一句,说“马克思主义以外也有一些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算表扬我一下?这种概括太狭隘,教条主义,典型的两极对立思维。

可以说,从2005年以后中国左翼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就是上边支持极左,扶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纵容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排斥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专门发起运动批判他们,把他们妖魔化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修正主义”,排斥在左派之外。这当然和官方政策有关,官方不想搞民主,就不支持中左中右,宁可让中国的理论界在极右极左之间摇摆。

到了2008,2009年,薄熙来搞重庆模式还没有成气候,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其中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已受不了啦。比如辛子陵就批评中央领导太左,很担心十八大时左派要夺权。薄唱红打黑,他们更受不了啦,极其尖锐地反对。

此时,第三支极左的力量发展,民间文革派自称为毛泽东派,窃据毛泽东名义,鼓吹文化革命。如乌有之乡书店,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历从1994年就开始了,叫经济学非主流。

2003年乌有之乡成立,我是创始人之一,2004年主导“郎顾之争”,当时是在搜狐网开的,是我联系和组织的。乌有之乡只是跟着干的,没有什么名气。

我2012. 4月份在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旗下的《法制周末》接受长篇采访,讲到,乌有之乡在2006年以后逐步从中左走向极左,关键就是被民间文化革命派韩德强,张宏良,范景刚篡夺了领导权。这是中国左翼思想被极左绑架,走向邪路的标志性事件。

这个时期出现了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论非常有市场,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兴起,中国人自信心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有没有非理性,骄傲自满?现在就需要反思了。新左派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基本错误是:

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边缘论。

说世界经济中心在美国在西方,西方剥削压迫我们。我们对外开放,纳入国际体系,一定受剥削和压迫。基本理论是国际资本和国际工人阶级对抗,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要总崩溃。

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农村自然经济。经过30年加入国际体系,首先对中国有好处。中国4亿农民走出农村,和外国资本的渠道结合,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了,发挥了静态比较优势,改变了世界格局。受损失最大的是西方国家的工人,而不是资产阶级。这个竞争,是中国农民和西方工人的竞争。马克思可能没讲过这一条,中国农民出来把西方工人竞争下岗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

你说新左派水平低?人家都是美国留学的大学教授,怎么回避不说?美国记者倒很清楚,华盛顿日报一位资深记者,头发比我还白,他问新左派有什么错误?我说美国的大资本家都说中国好,工会反对中国,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对,是这样。那就是了。

哪个阶级跟哪个阶级斗争?这是基本的判断。中国过剩人口在农村,创造不出任何价值,这30年虽然我们只得到一个小头,但毕竟人出来了,农民得到了就业,政府得到地价和税收,特别是外汇。中国4亿农民进入城市,两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改变世界格局,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新左派讲中国模式,却不包括它,把它作为受到国际资本剥削来概括。这就是极左,否定改革开放的。

判断上自相矛盾。究竟中国模式是什么?好还是不好?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他们说中国模式好,却不提中国农民工进入国际市场这件事。

第二,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实际就是不搞民主。这其实正是中国30年来的欠缺,在他们那里到成了好事。正是这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社会问题,从薄事件也可以看出,不搞民主法治行不行?

新左派是不是就代表外国左翼,也不好说。但这理论脱离中国实际,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判断。

第三派就是文革派。

我在乌有之乡第一次和韩德强范景刚冲突,就是要求他们坚决排除文革三种人。你们知道反右派70万人。但你们不知道,文革时期对极左的镇压。1967年第一次抓5.16;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第三次抓学生造反派领袖,这都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前的事情,康生江青他们抓的。结束文化革命以后,老干部这个阶层对于文革恨之入骨,把积极参加过文化革命的人,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有的判了刑,大多数是内部控制,不许调工作,不许提拔。学生不算,已参加工作的,组织造反派,在里面亲手打过人的,当过造反派领导人的,各单位清查一遍。

2005年乌有之乡来了这样一个三种人,整天讲毛泽东伟大,文化革命多么好,给四人帮鸣冤叫屈。你们这个沙龙办了五年了,希望控制参加者,要会员制,真名字,保证是学术沙龙。要吸取乌有之乡的教训,一开始办在北航旁边,后来办到北大旁边,但大学生越来越少,发现好多上访的,他们无条件地拥护极左。和极左的讲演者互相激荡,逐步就改变了性质。这样我们这些搞学术的就不去了。2006年张宏良做股票失败以后,来这里夺权,就煽动得更厉害了。网络这个东西,你们青年人比我要更熟悉,网络极大加强了人的言论空间,特别是匿名发言没有禁忌没有责任,使民粹主义情绪几乎是没有限制地膨胀,网上匿名骂人败坏了学术风气,加强了整个社会的暴力气氛。

最近我有研究,在司马南,张宏良,孔庆东微博下面跟贴骂人的,大城市少,主要是地级市县级市的边缘知识分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是那些进不了大城市的,考不上大学的,下海破产的,在那里骂。如果没网络,这些人绝不会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一上网就知道,网络的东西是非常容易歪曲事实的。有些势力已在控制网,拿了什么人的钱,有意的诽谤人,打击某种观点,引导某种社会思潮。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三人成市虎,大多数人还是怕人家诽谤。所以,谁敢骂人,特别是在网络上用真名字骂人,当然就是武林盟主,极其帮凶。在这方面《南风窗》记者李北方,开创以真名骂人而不受惩罚之先河,可谓贡献巨大。他们可以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范跑跑并列,加速中国社会的流氓痞子化进程。

重庆模式的出现,把三种左派迅速聚集,从非主流一下子提到了一个相当主流的位置。

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本来都是分散的。有人说左派不团结,右派其实也不团结,搞理论的永远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不能讲学术民主,学术上不能投票,只能是学术自由。一个人搞一个理论,永远会坚持。你不能强迫他改,他也不会改。怎么会团结成一个左派?团结成一个右派?价值观念比较相近,在一块儿凑,时间长了是朋友,这是有的。但真成为一个派别,在西方国家可以通过竞选。

思潮要成功,需要有一级政权支持。100年来国际左翼思潮好国家,是有一个苏联在支持的。苏联瓦解,中国向右转,全世界没有左翼国家,自然就没有左翼思潮的团结。

这一点美国亨廷顿讲得很清楚,他说伊斯兰宗教很厉害的,在世界有10亿人,但没有一个国家作为依托,6个核心国家互相不团结,他认为这个文明在现代化中要走下坡路。

中国文化有中央集权两千年大帝国在支持,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文明,当然他说的是孔子。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当时是主要危险,利用国家政策,有美国作为学术总后台。左派没构成主要的危险,边缘知识分子挺可怜的,你还能不让人家说话了?反正上边也不听他们的,也当不了大学教授,就在网上骂骂人,你别看不就完了吗。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如果不当主流,非主流没有什么危害。

我战斗力强,组织好多事,他们称我为左派的组织者。以后写历史的时候写进去:左派在自己胜利的过程中,组织者却不是左派,真正左派领导还赢不了。这件事很有意思,你看共产党初期也是,毛泽东也不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能打赢。王明这些人才是第三国际亲封的主流,行吗?这才是辩证法。他们打仗不行,做事不行,但他们搞理论,煽动情绪可以,败坏事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左派真正的危险发生在2011年,一下子聚集到重庆去。依靠一级政权支撑,意在夺权。

重庆前三年的工作有左倾因素,但不妨碍在一定时期做出很大成就。井冈山打游击,土改,肃反,整风,计划经济,有没有左倾?都有。但事也做成了。

在左倾或者右倾下,可以干成事情,但目的达到以后就必须有转变。重庆唱红打黑,中央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许。这个时候,2011年该收不收,犯了很大错误,这与薄个性有关,他一贯是独断专行,不听他人意见,不与他人合作的。前三年干得不错,有左倾的因素在,其恶果没有完全显现,如果及时收兵,或可全身而退。 但是,2011年抓律师,和三左派结合,就是完全的左倾错误了。

我2011年2月出版《重庆模式》一书,第十章是我写的,已经在劝薄熙来转向民主法治。不是王志军出事以后我才批评他们的,从去年一直批评一年,几次会议发言,我整理了两天才把去年的微博都弄出来,好几万字,不断劝他们,他们不听。2011年的左倾,重庆有责任,利益格局变得太大,太快,造成了以后事变的基础。极左派理论家也有责任,不仅不去劝阻,反而变本加厉,想把重庆模式纳入自己理论框架。双方勾结的结果,就是要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拥戴薄上台,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安,造成了突然崩溃的基础。极左永远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还在埋怨王立军,甚至说是有人欺骗王进入美国领事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害了重庆?老左派,新左派和文革派,三个极左势力在去年都卷入了重庆事件,到现在也不服气,散布各种谣言为薄王辩护,那个郭松民,一开始就散布王立军一精神病的消息,现在又出来说,是有人把王骗进美国领事馆。

极左的理论体系,假设道德人为起点,首先有一小部分人天生的就是革命者,一心为公的,由这些人领导社会,用各种办法去掉人的私心,未达此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新自由主义假设人是理性的,是追求利益的,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当然有时候人不理性,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不均衡,这是我前些年批评新自由主义,早说了。???? 更荒谬的是极左的假设,说人私心来源于私有财产,所以要先没收私有财产,然后改造人性。正式因为这种理想达不到,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市场经济,商品交换。要不然搞计划经济就行了。政府干预就对了,政府为什么不能强干预?因为制止不了腐败,所以只能削减权力。我虽然不是自由派,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我接受了很多,比如说刘军宁说,假设干部是腐败还是不腐败?你要假设不腐败,就可以加强国家权力。如果假设控制不了腐败,就削减权力。

我们现在的腐败是可以控制的吗?控制的前提就是削减权力,而不是扩大权力去限制腐败。

极左在逻辑上是混乱的。郭松民就说,重庆经验证明,共产党传统方法是有效的。说薄经过唱红打黑,就可以控制住腐败。薄是一整套模式,他认为毛那套有用。把自己按照毛的形象来扮演,抓人,杀人,唱红,打黑,把大家都给吓唬住了,干部不敢腐败了,官不聊生,老百姓扬眉吐气,官每一月得上农村去一回,结穷亲戚。这样做短期有效,长期下去,干部也受不了。现在,谁也不去了,大家都不执行了。

根本要靠民主制度来制约腐败。恢复共产党传统资源来制约腐败,是可以的,我还是说他做得不错,给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问题是长不了。他也听了,有一个民主法制十五条。很可惜这事还没干,王立军就进美国领事馆了。这是死穴。极左套在死穴里不出来,他们自己假设的道德人,突然消失了。王立军一进美国领事馆,我就知道要彻底失败,劝左派反思,他们反而说我是左派的叛徒,韩德强甚至说我是极右派,他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想清理门户呢?顽固愚昧到这种地步,倒是我没有想到的。谁是叛徒?谁进美国领事馆谁是叛徒。自己不能做出打自己嘴巴的事,这件事是死穴,这些极左的人物套在里面永远出不来。

韩德强说了,等社会矛盾大了,闹出动乱,薄熙来会复出。把右派给吓坏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很怕薄熙来复出啊?我就不怕。以后如果有机会复出,一定是民主选举,我2011年5月就说了,薄熙来其实是左派叶利钦,他想当毛泽东当不成,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毛泽东复活的条件。但薄左倾的东西得到一部分老百姓拥护也是真的,如果中国继续搞寡头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薄会成为一个派别出来选,老百姓选他还是不选他?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不选他。??

去年七月,苏铁山,张勤德毕竟是老同志,不像那几个年轻人那么嚣张。他们见到我说,杨老师我们不会忘记你。我说怎么了,我还没死呢?开追悼会来了?他说,你在左派最困难的时候领导了左派,有重大贡献。现在左派能有今天的这么好的形势,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我说,左派有什么好形势?我怎么没看出来?我看你们很危险。想学毛泽东?他是历史悲剧,你们就是闹剧。他们说形势大好啊,公诉茅于轼有五万人签字。我说五万人还多吗?前十年反对日本入常签字,那时网络刚出来,半年就是五千万。

中国的社会矛盾,外国记者采访我,他们说你对重庆模式怎么看?我说前三年做得是有成效的,2011年犯了左倾错误,王立军出事不是偶然的,干得太过,引起了30年来改革开放既得利益者不满,你想用非常激烈的手段一下子改变利益格局,引起既得利益者群体不满,这是薄倒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样讲,倒是有些符合极左阴谋论。反正你得罪人多了,大家对你都不放心,早晚要出事。这个事出来之后,是对左翼整个运动沉重打击。上边说是孤立问题,不谈路线,只搞刑事案件。不知道极左是否同意。的确有路线分歧,这才是左右共识,而且肯定会一辩论。薄可不能和陈希同陈良宇比,的确有独特的路线。极左不愿反思,会迅速丧失社会影响,有点儿像历史上的托派。

左翼理论有空缺,右翼会借这个机会推出大量改革,把国家资源切大块给民营企业家。谁让极左胡搞的?如果让极右来主导改革,腐败会更厉害。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放开洗钱。现在国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国内资产出不去。

右翼没有人制约,他们就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腐败钱大量外流,控制不了。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去年薄和极左胡搞,破坏了整个左翼运动。努力多年成果,一年就让他们给毁了。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王明路线,博古31岁当红军总政委,凭什么呀?极左,嚣张什么?造成多大损失要和他们好好算账。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出现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理论界会分化,中左重新形成,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中左的形成,有一部分人是从原来的左派分化出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自由派左翼。自由派会一分为二。按照国际标准,自由派左翼就是就是左派。在中国我们说的右派,在国际上是左派。

中左中右重新形成,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中左中右。在专制基础上只有极左极右。只要专制不改,中国就没法搞中左中右。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要推动中国民主。无论中左,还是中右,是顺着民主法制轨道,言论自由,平等理性对话。

现在极左继续闹事,极右趁机推行寡头主义。就是因为上边举棋不定,没有下决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最后我再讲两分钟。在学术界要坚决杜绝语言暴力。

做暴力策划的是乌有之乡。他们搞培训,组织了一些人,专门砸人家场子,砸场子已成为组织行为,这就是从语言暴力过度到行为暴力,如果老这么砸,没人管,那这个社会暴力就更厉害了。

纪鹏说,象当年冲锋队早期。社会矛盾大了,用暴力互相打。我说有人策划。不管极左还是极右,暴力在中国要坚决遏制住。民间暴力不可能是反对专制的,有的就是专制策划出来的。上来就骂街,骂街就打架。反对民主的人马上就说民主一搞就乱。那中国还怎么搞民主?最近我坚决制止李北方。他是第二个敢用真名骂人的。有人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你想骂人,只能用假名,至少社会还有点儿底线。世俗化的过程中,出了一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后来又出了一个自由派败类范跑跑。这次是号称“乌有之乡朋友”的李北方,他敢帮助张宏良来骂我这个乌有之乡创始人。不制止怎么能行?基本的文明社会的底线,想破这个底线,谁也不行。范跑跑说,我就是怕死,怎么着?你们都怕死,你们只不过都是装孙子,我是敢说真话的小人。比你们强,你们这些人全是说假话的伪君子。

这样搞的话,社会道德全都没了。我给《南风窗》发了律师函,说你们记者李北方博客上骂了我一百多条,完全没有讲任何道理,就是从头到尾的骂人,而且用真名骂,你们杂志管不管他?不管他,我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信。我就看还有没有人管。李北方在微博上说,杨帆到我们单位告黑状了,为了我们杂志的同事,我就暂停骂他。不过我要警告他,不可再罗织罪名,否则----,我就要揭他的老底。

等等。一个记者,这样的痞子作风,是不是很风光啊?

要知道,在发达国家,这样威胁的话也是不许说的。说了,先进公安局。认定你没有行动,再放出来。所以在日本,进公安局以后再放出来的特别多。这是一位留学日本的教授亲口告诉我的。北京也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情: 一个北京大学教师玩弄了一个女孩,她气愤已极,到北京找他,说我带了一个男小伙子,带枪来了。没有想到,这个北京大学教师很有法律观念,马上报警。派出所马上就把这个女孩拘留了。

即使只是说说吓唬人,也要负法律责任。怎么可以容忍李北方这样的记者,在网上公开大骂并不断发出威胁,说大家等着吧,我正在整理杨帆的材料,看我怎么揭发他的老底吧!

公安部门,不仅要为维稳服务,也要为公民服务。一个接受这样的举报,惩罚诽谤和谩骂。最近香港一个媒体报道章子怡和薄有什么关系,章子怡要告它,这就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公检法机关不仅应该积极受理,而且应该积极帮助举证。因为他们掌握网络上的证据,也不老百姓掌握不了。

因此不是说,我们就管不了网络上的谩骂和诽谤,其实在技术上是可以的,就是政府还没有拿来为公民服务。这才是我们应该改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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