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论"阿拉伯之春"运动对中阿合作论坛的影响及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3 次 更新时间:2023-07-01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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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2004年1月30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设在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总部,会见了阿盟秘书长阿姆鲁·穆萨和22个阿盟成员国代表,会见结束后,李肇星处长与穆萨秘书长共同宣布成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以下简称“中阿合作论坛”),以深化双边合作。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中阿双边关系由新型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中阿合作论坛在双边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丰富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论坛机制更加健全。建立了部长级会议和高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政治磋商、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文明对话研讨会、环保合作、高教科研、友好大会、能源合作大会、新闻合作论坛、互办艺术节、人力资源培训10余项合作机制,为增进双方政治互信、解决贸易争端创造了良好的平台。

第二,论坛涉足领域日趋多元化。论坛由最初的政治、经贸合作发展到科技、教育、核能利用、反核扩散、环境保护、农业、文化、新闻出版等更宽更深领域的合作。第三,作为双边合作重中之重的经贸领域,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中阿双边贸易额从1999年的80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2410亿美元,预计2014年双边贸易额将达3000亿美元。[1]

尽管中阿合作论坛对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了双方高层和民众的一致肯定,但是合作论坛本身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其做出的宣言、发展计划、执行计划本身并无法律约束力,需要双方本着道义上的要求去实施,因此中阿合作论坛属于软法机制,处于国际合作中的低端层次。另外,阿盟成立的时间较早,但由于世俗政体与伊斯兰政体、伊斯兰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地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矛盾重重,其在超国家一体化方面的进程远远落后于成立时间较晚的欧洲联盟,因此阿盟内部矛盾也成为限制中阿合作论坛合作水平升级的重要因素,这要求中方要注意协调与阿方不同利益体之间的关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开始发酵的“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改变了阿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为代表的传统地区强国力量受到削弱,卡塔尔、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简称为“海合会”)国家逐渐掌握了阿盟的对外话语权,这要求中方重新审视与阿盟内部国家的关系,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新的中东局势。

受2011年西亚和北非动乱的影响,我国虽然成功进行了利比亚撤侨运动,保护了海外华侨的人身安全,但也遭受了重大的投资财产损失,因此从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出发,深化发展中阿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中阿合作论坛的水平就成了当务之急。首先,必须对当今中东局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中阿合作论坛深化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其次,在此基础上调整我国的对外政策,以排除限制中阿合作水平提升的政治因素;最后,针对论坛本身的制度缺陷,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使论坛更有效地服务于双边关系和中阿务实合作。


一、后“阿拉伯之春”时期中阿关系面临的挑战

1.阿盟内部权力结构的重组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伊拉克在中东的影响力遭受重挫,同时以逊尼派为统治根基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的倒台,也大大削弱了逊尼派在中东的势力。2006年当选伊拉克总统并在2010年获得连任的马利基则代表着正在崛起的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加上一直具有独立倾向的库尔德人,三股势力在伊拉克明争暗斗,形成了北部的库尔德人势力、南部的什叶派势力和东部的逊尼派势力割据的局势。由于伊拉克的什叶派势力与伊朗遥相呼应,阿拉伯历史上的传统宿敌有联合的趋势,这样,正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所言: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什叶派新月地带”,这将对逊尼派国家产生重大威胁。[2]

面对这一情形,逊尼派大国沙特打算向伊拉克逊尼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以抑制伊拉克国内的什叶派势力,消除其对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因此,尽管伊拉克如今在中东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但其局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沙特和伊朗的实力对比,进而影响整个中东局势,伊拉克依然是各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

“阿拉伯之春”运动表面上看源于阿拉伯国家人民要求改善民生、对民主的诉求,其深层原因源自于2004年美国提出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3]。

该计划的初衷是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对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造,一方面彻底改变滋生恐怖主义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扩大美国的影响力,增强这一区域人民对美国价值观的认同。但是随着该计划的实施,其产生的结果适得其反:民主选举导致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等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通过合法形式取得政权,原有的矛盾和冲突大大激化,伊斯兰极端主义进一步蔓延,恐怖主义更加猖狂[4],民主诉求逐渐成了伊斯兰主义政党冲击世俗政体的幌子。沙特趁此机会扩张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通过资金援助等方式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销“萨拉菲威权主义”,并产生了积极效果。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复兴运动”在制宪议会选举中获得41.47%的选票。2011年11月27日,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在立法选举中获胜。2011年11月28日,埃及穆兄会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和萨拉菲派光明党在人民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47.2%和24.7%的席位,两党在2012年1月29日举行的协商议会选举中又分获59%和23.9%的席位。2012年7月17日,利比亚“全国力量联盟”和“公正与建设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分获48.8%和21.3%的席位。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部分海湾阿拉伯国家也呈现上升趋势,2012年2月2日,科威特伊斯兰派别及其盟友党派候选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共获得42%的席位。[5]

尽管埃及军方的干预致使穆斯林兄弟会下台在一定程度上对沙特重塑其在中东的影响力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众多世俗政体的倒台、伊拉克民族宗教矛盾的加剧和叙利亚的内忧外困,促使伊斯兰逊尼派力量在中东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沙特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的是,卡塔尔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试图扮演维也纳体系中奥地利的角色,不断地在地区冲突中斡旋,尽管并未提出任何有利于解决争端的方案或缓解事态的积极措施,但确实通过其金融实力在斡旋中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与沙特一并主导着阿盟的话语权。“阿拉伯之春”运动所导致的阿拉伯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将会对中阿合作论坛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由于地区局势动荡,轴心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埃及、叙利亚近两年都将精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高官会”“部长级会议”等论坛机制无法正常运行,如在2012年中阿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一些国家仅派部长级以下代表参加,阿拉伯国家对论坛重视不够可见一斑[1],同时会议期间所达成的协议的效力也不能令人信服。其次,阿拉伯内部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下降,海合会国家的影响力上升。最后,“阿拉伯之春”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阿合作论坛的基础。中阿合作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而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本属一国主权事物的国内变革却受到外部的干涉,如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干涉利比亚国内争端;海合会国家不仅要求叙利亚现政府下台,而且还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赤裸裸地干涉叙利亚内政。这些问题对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入发展均产生严峻的挑战。

2.美国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美国在中东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要遏制其他大国在中东势力的崛起,维持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平衡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对中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经过“阿拉伯之春”运动,很多受影响的国家都将经历转型期,但转型进程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民主改革的诉求被淡化,教派矛盾强化。其次,国家内部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权对立严重,导致社会分化,如埃及。再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缓慢,无法解决严峻的民生问题,如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95%的财政收入和98%的出口收入均来自能源领域,然而2011年长达8个月的战乱导致利比亚石油出口几乎一度停止,2011年8月份利比亚石油出口跌至日均4.5万桶。[6]

最后,严重的社会动荡威胁社会稳定和人员安全。这些问题凭美国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美国需要借助中国参与的多边场合,使中东恢复到稳定和平的秩序中来。二是伊朗核问题是地区安全的一大隐患,实现中东无核化固然符合阿拉伯各方利益,但就是否使用武力逼迫伊朗放弃核武器方面,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反对对伊朗使用武力的原因主要有3个方面:首先,出于安全考虑,在中东地区发生任何战争都不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其次,武力打击伊朗将会严重刺激鼓吹政教合一、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他们不仅会对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更会威胁到世俗政权的统治;最后,伊朗在该地区的存在有利于制衡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普遍认为,只要阿以争端还存在,有核国家以色列对自己的威胁是现实的,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对自己的威胁仅是潜在的[7]。中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反对任何国家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使用武力,在这一点上中阿看法一致,因此双方在维护中东地区和平方面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三是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东地区遏制中国崛起依然是阻碍中阿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因素。美国智库指出:“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正在受到中国的挑战,中国巧妙地利用了阿拉伯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同时中阿关系稳定发展,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华盛顿无法忽视阿拉伯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长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8]

为此,美国一方面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安保合作,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以强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利用媒体的影响力,鼓吹“中国威胁论”,扰乱阿拉伯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判断,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减弱了他们与中国合作的热情和愿望。如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在苏丹只顾维护自己的石油利益,对巴希尔政府独裁统治没有尽到大国责任,这使中国的投资项目经常招致当地民众的骚扰,既损害了中国的投资利益,也恶化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于双方均不利。

“阿拉伯之春”运动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持续影响的结果。如前所述,美国在中东推行的民主改造计划,不仅没有使阿拉伯国家走上民主的道路,反而使阿拉伯地区局势更加动荡,恐怖分子活动愈加猖狂,普通民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美国传统上将反恐与民族、宗教挂钩,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偏袒,这些因素使美国在阿拉伯国家民众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埃及民众对美国好感者的比例从2009年的27%下降到17%,其他伊斯兰国家民众对美国好感者的比例也基本上不超过人口的20%。[9]

但阿拉伯国家内乱频繁客观上增加了政局相对稳定、温和亲美的海合会国家在中东的影响力,致使短期之内美国在中东政策的推行不会遇到太大阻碍。这一情况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即在政治国家层面美国依然是中东最有力的存在,然而在市民社会层面美国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为深化中阿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3.中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对中阿关系的影响

这里的“地区大国”主要是指伊朗和以色列。中国与这两个国家均建立了外交关系,都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然而阿拉伯国家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复杂,因此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免会对中阿关系产生影响。

(1)中伊关系。根据2014年霍普金斯学会报告,伊朗是中国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0.9%。[10]

中伊关系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因此伊朗一直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点。但我们也要认识到,阿盟主要国家一直将伊朗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尤其是伊朗核问题,更是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是沙特等国与美结盟的主要动因。伊拉克战争客观上增强了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加大了阿盟国家的危机感,因此,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符合中阿双方的利益。

(2)中以关系。以色列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则有广大的市场,由于这种互补关系,中以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有大量经贸往来。同时以色列由于与美国存在特殊关系,对中东局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中心环节。由于阿盟内部在对以色列态度上存在分歧,埃及、沙特、卡塔尔等阿拉伯温和派持亲美立场,与以色列保持密切关系,而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力量、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持反以立场,与伊朗坚定地站在一边,这为中国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增加了难度。

综上所述,后“阿拉伯之春”时代,阿盟内部的权力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影响力受到严重削弱,地区传统大国沙特和以卡塔尔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掌控了阿盟的话语权。美国在这一区域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依然是影响中阿关系的重要因素。中伊关系和中以关系由于直接关系到阿拉伯国家自身利益,他们必然会要求中国妥善处理这两种关系并以此作为深化双边合作的前提。同时西方普世价值观的传播也对阿拉伯地区民众产生影响,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权思想愈加受到重视。上述种种情况对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化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当然有挑战就有机遇,当今,中东地区远没有成为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后花园,相反在经历“阿拉伯之春”运动后,动荡局势还未平息,国家重建任重道远,这就为中国参与多边合作,密切与阿拉伯国家关系,进而为深化双边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阿合作论坛是处理中阿共同关切的问题、密切双边联系、促进双边共同发展的重要机制,从它成立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中东局势的变化,对这一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新情势下发展中阿合作论坛成了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宏观上,应主动调整我国的对阿政策,为发展中阿合作论坛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微观上,应完善中阿合作机制,使之成为高效的、值得双方信赖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模式


二、未来中国对阿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

中阿合作注定要面对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因此我们应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界定中国在中东的地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保持清醒头脑,以务实和创造性的外交,与时俱进地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结合上述阿拉伯地区所经历的种种变化,以有利于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入发展为宗旨,在与阿拉伯国家交往中中国应坚持以下基本立场。

第一,应将国际法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国际法是处理国际问题、引导国际关系良性发展的基本准则,应将国际法作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不仅自己的行为要符合国际法,而且还要倡导用国际法来解决双边或地区热点问题。首先,“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中东局势动荡,地区均势被打破,地区新兴强国为了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会向这些动荡国家输出武器、资金,同时还会提供国际话语支持,以使该国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比如,沙特支持埃及穆兄会反对穆巴拉克的统治,以削弱埃及在阿盟内部的影响力;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反对巴沙尔统治的武装叛乱,以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些严重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不仅动摇了中阿合作论坛存在的政治基础(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尊重和支持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而且也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受到了阿盟内部成员的反对。其次,伊朗核问题应当本着“禁止使用武力”、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予以解决。同时,由于核扩散关系到全球安全,因此伊朗核问题应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多边的方式和平解决,相关国家应避免做出刺激性的军事行为或武力威胁,以避免伊朗以此为由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最后,应按国际法合理处理巴以问题,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进行恐怖活动,尊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决权,同时利用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积极为双方和平对话创造条件。

第二,确定对阿外交的重点国家和区域,以经济合作促进政治交往。正如前面所言,阿盟内部已经出现权力结构的重组,传统大国衰落,新兴国家开始主导这一区域话语权。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应保持灵活性,加强发展与海合会国家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中国-海合会国家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以经贸往来促进政治对话和政治谅解。同时,随着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开采,估计美国的能源自给率在2030年将提高到99%,15年内美国可能成为能源出口国[11],到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将会成为中东能源产品的主要消费国,这将强化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未来可能的局面是海合会国家在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在经济方面与中国结为战略伙伴。因此,当前强化阿位伯国家与中国关系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第三,坚持国际正义。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促进了西方思想在民众之间的传播,中国未来在这一地区的作为取决于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因此适时地支持当地民众的民主和改革诉求,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与阿拉伯民众之间的关系,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而且可以有效回击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消除阿方对中国心理上的戒备,有利于双方继续深化合作。同时,在灾区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参与战后国家重建,不仅有利于拉近与其民众间的关系,而且在战后重建这块“蛋糕”上可以分到属于中国的份额。

第四,在对阿关系中要进行全面交流,不应仅限于政府间对话。在一些中东和北非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么深入人心,相当多的民众对自己家族、部落和教派的认同超越了对传统国家的认同。由于这种原因,具有国际性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在这些国家可能不会得到很好地执行,因为他们缺乏对国家履行责任的意识。虽然现在部落的政治影响力有逐渐削弱的趋势,但其作为民众的社会归属,在解决外国与本国民众的矛盾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后“阿拉伯之春”时代深化发展中阿合作机制的建议

受“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影响,中阿合作论坛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阿拉伯国家对该论坛重视程度不够,这可能是由于论坛本身合作水平较低,执行机制不健全,合作流于形式,不能有效解决阿方关切的实质性问题;其次,论坛内部各种机制混杂,缺乏统一协调,造成职能重复甚至冲突;再者,由于双方对彼此文化不熟悉,造成文化交流上的误解。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深化发展中阿合作机制。

1.提高中阿合作水平,完善中阿合作机制

(1)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的法律基础。奠定当前中阿合作论坛的文件是《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宣言》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从内容上来看,这两个文件并不包含调整国家间关系、确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规则、原则,对双方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因为这两个文件并不是国际法,双方都没有执行的义务。因此,为了加强对论坛的法律保障,还需中阿双方协商谈判制定政府间实质性法律规范,以加强论坛达成共识和协议的法律效力,使其能真正约束各方行为。

(2)应将部长级会议作为中阿合作的中心机关,其他机制作为该机关的下设机构来运行。应尽可能地发挥部长级会议的统筹作用,将中阿工业、农业、能源、技术转让、文化教育交流等话题进行整合,将其分配给隶属于论坛但又分工不同的各个下设机构,这样可以使权利和职责的分配更加明确,以提高论坛的运作效率。另外,还有必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以避免、补救可能出现的诸如在阿中国劳工或在中阿方劳工因沟通不畅、突发事件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利益损失或其他恶劣影响。

(3)建立后续行动的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由于中阿合作论坛的合作水平较低,每届部长级会议达成的《宣言》《行动计划》缺乏法律约束力,文件的目的完全靠双方意愿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建立执行机关以敦促各方为执行相关事项而进行必要的准备或进一步谈判磋商。

2.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

在规划中阿合作论坛未来发展时,应从国外相关实践中汲取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一要强化非政府组织在中阿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它们常常制造和引领话题,影响舆论,与政府部门相互配合,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战略的实现摇旗呐喊。在中阿合作论坛中,我国应当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其中,尤其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在海外建设非政府组织的做法,这对

提升我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软实力和改善国家形象有重大帮助。二要注重当地的民生建设,少搞形象工程。德国和日本在阿拉伯地区所树立的良好的国家形象得益于对该地区民生建设的重视。比如,德国帮助较为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完善基本卫生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用水安全,还与区域组织合作帮助建立完善水利组织机构,实现非洲国家安全用水;日本则从微观方面做起,搞一些小项目,如供水、建小学,赢得当地普通民众的好感。

3.重视人文交流,加强软实力建设一要利用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截至2012年,我国在中东地区6个国家设立了8座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中国文化,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但我们也应看到,相较于阿盟22个成员国而言,这些努力依然杯水车薪。因此,今后我们不仅要增加孔子学院的数量,还需提高孔子学院的质量,不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仅理解为包饺子这种低级水平,而要真正地为中阿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切实地做出贡献。

二要加强媒体人员在该地区的活动。当前阿拉伯地区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半岛电视台和西方媒体,中国媒体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感极弱,很难发挥其影响力并向阿拉伯人民宣传正面的中国形象。同时由于西方媒体的活跃,又为“中国威胁论”添油加醋,使中国形象严重受损。今后中国一定要注意在该区域话语权的争夺,帮助中国在该区域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


四、结语

总之,“阿拉伯之春”运动对中阿合作论坛的深化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西亚和北非动荡发生以来,虽然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沟通,尝试维护中国相关利益,但当时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既无应对危机的安全对话机制,亦无解决冲突的外交斡旋机制,致使在西亚和北非动荡发生后很长时间内,中阿双方避实就虚,并未就该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现有的中阿合作论坛机制缺乏相应的危机管理功能,不能及时适应形势的变化,往往在从事亡羊补牢的工作。以中国从利比亚撤侨行动为例,尽管此次行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但由于是被动应急,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巨大。

当前,中阿合作论坛既存在着挑战也面临着机遇。中阿合作论坛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为中阿各方面务实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中阿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深化合作中都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双方都对提高双边合作水平抱有期望。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得天独厚的经济互补性和相似的东方文化价值观,这些都可成为中阿合作的牢固基础。中国应和阿拉伯国家一起,积极应对挑战,完善中阿合作论坛的各项机制,努力推进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为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世界的持续发展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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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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