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论中国社会思潮与国际接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76 次 更新时间:2012-08-06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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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2000年加入WTO,到2006年实现市场准入,是一重要历史时期,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促进政治公开化与透明度。2012年重庆事件引发“极左思潮”崩溃,中国社会思潮也进入“与国际接轨”新阶段,如能转轨成功,其意义可与2000年相比。

一.标准与逻辑:“左右思潮”的颠倒与错位

以四分法代替二分法

就一般国际思潮而言,左翼强调社会,注重公平与平等,代表社会中下层,主张国家干预市场;右翼强调个人,注重自由与效率,代表社会中上层,主张减少国家干预。 无论左右,都建立在民主制度上,

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党,社会党,自由党,保守党等等。

第三种思潮---保守主义,主张传统与秩序,处于左右之间。美国新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传统与信仰,推广西方普世价值,代表能源军工集团,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与国家机器,文化力量进一步结合,强化世界霸权,这是国家主义。而人权和自由的旗帜,则被代表中产阶级的左翼举起。在西方社会,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往往属于右翼,平等自由人权则属于左翼。

中国思潮划分与西方有颠倒和错位。

研究当代思潮的萧功秦,马立诚,陈子明,高超群,李伟东,荣剑,杨帆等人,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划分,从左到右大致如下:

1.民间文革派(毛泽东晚年的民粹主义),

2.老左派(计划经济列宁斯大林主义),

3.新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

4.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5.新保守主义(秩序与传统文化),

6.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

7.政治自由主义 ,

8. 寡头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传统文化,属于左翼阵营,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属于右翼阵营),与西方相反。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区别?

第一.历史因素。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走暴力革命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一开始就比西方“左倾”,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成分。

第二.毛泽东总结的“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成为三代人的话语。他按照认识论,把认识落后于实践划为右倾(如陈独秀,二次王明路线),把认识超前于实践划为左倾(如瞿秋白,李立三,一次王明路线)。毛泽东在解放后犯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多次将刘少奇陈云等批评为“右倾”,甚至修正主义。

第三.中国改革的起点。计划经济与文化革命的

指导思想是“极左”,借助于权力推行多年,已“左”到不能再左。改革起点就是反左,改革开放派均划为为“右翼”。

20世纪80年代初极左思想在中央仍居主流,基本适用两分法,以对市场经济态度划分左右翼。在中国这种分歧被意识形态化:极左派称之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右派自由主义者称之为改革与反改革的对立。

如果位移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就是市场与国家干预的关系,开放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这是多年来中国中左和中右争论的话题,不断被极左极右的意识形态话语干扰,他们是主张专制的思潮。在话语混淆的背后,其实是民主与专制的制度对立。

90年代以后社会结构变化,市场机制占据主导地位,2000年加入WTO, 但民主没发展。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既面临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也面临市场经济自身的非均衡,还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与权力相结合等多层次问题。自由主义被分割成为经济与政治两部分,前者成为主流,后者受到打压,情况高度复杂,不能简单用两分法,无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改革与反改革的分歧,都不适用。

西方社会思潮都以认同民主制度为基础,社会主义者也是自由民主主义者。大概只有极少数极右的国家主义和极左的托派,才反对民主制度本身。在中国民主很少,鼓吹专制的社会思潮不仅存在,而且在重要时期往往窃居主流。

中国社会思潮,在价值观念上分左右是不够的,还要引入一个制度标准:专制还是民主?因此就有极左,极右,中左,中右的划分,前两者为专制思潮,后两者为民主思潮。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3年提出“四分法”,主要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左右二分法”,结束从极左到极右的恶性循环。并不是说就只有四分法,只要引入更多标准,就可有更多的分类。

2003年中国右翼自由主义被“极右”绑架,变为寡头主义;2011年左翼社会主义被“极左”绑架,变成左翼民粹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有幸的是很快被纠正,这是天意也是民意。

二.历史与制度:极右绑架右翼:2003年的寡头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右,“新三民主义”为中左,到蒋介石变为极右寡头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为中左,文革为极左。极左极右思潮的出现,都是拒绝民主的结果。

文革作为最左倾的民粹主义统治中国10年,到1976年已走到尽头,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批极左,大家都是“泛自由主义者”(汪晖语)。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主义,以人道主义马克思为旗号,到90年代哈耶克自由主义正式亮相,都促进了改革开放。

右翼思潮如果走民粹之路,可能通向民主。1976,1989两次政治风波,2003年以后的维权,大致是这个路数,但都被打压,官方利用的是右翼精英主义,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90年代再次发动改革时已去掉民主目标,自由主义原则只贯彻于经济与个人自由。中国自由主义理论家自身有局限,把自由主义定位于反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并急于否定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话语系统。在西方,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是右翼,政治自由主义是左翼,在中国一并被划为右翼, 说明政治自由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绑架,典型例子是“以腐败推动改革”,“骗出一个新体制”的说法,回避政治改革,以经济手段甚至腐败推动政治改革,以上缺陷减弱了自由主义的社会影响和道德力量。

90年代以后与寡头主义对抗的,是“泛左翼”力量。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经济学非主流派”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长达10年之久,主导思想是“中左”,既要公平,也要民主。由于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其中也有国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传统文化的因素。

泛左翼还包括三大派别:第一传统马克思主义。90年代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总体上回归左翼。第二,文革派。1990年民间出现第一次“毛泽东热”。第三,新左派。90年代与自由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相互激烈论战,涉及历史政治文化,被国际媒体描述为中国思想界斗争主线,并由此划分左右,这是不准确的。中国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真问题,不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歧,而是“泛左翼”与寡头主义的分歧。“泛左翼”的主导思想是“中左”,争论的核心在经济领域。左翼三大派别人数不少,反对新自由主义都有贡献,但在民主问题上一直模糊不清,含有“极左”因素,不是批判极右寡头主义的主导力量。

2003年十六大换届前后,政治气候适合,极右理论家突然跳出来,以“推动改革”为名,提出按权力体系正式分配国有资产的建议,引起全社会反对,2004年“郎顾之争”,是以“中左”为主导,“泛左翼”反对寡头主义的一次大争论,取得全胜的原因是:第一,左翼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策略;第二,极右过于猖狂自己犯了错误;第三,网络作用得以发挥,发动了社会舆论;第四,党中央支持;第五,中右即自由主义左翼,在关键时刻与寡头主义划清了界限,加入“泛左翼”阵营,从此摆脱经济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的绑架,走向民主和维权之路。应该说,中国思想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在2004年8月“郎顾之争”中已见雏形。

三. 极左绑架左翼:2005年以来“三左派”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泛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以“中右”思想为主导,促进了改革开放,在1989年发展为右翼民粹。 90年代被经济自由主义所主导,逐步走向极右,到2003年发展为寡头主义。两次教训使自由派有所成熟。

相比之下左翼更不成熟。老左派60年一贯制,概念老化,逻辑混乱。在1989--1991年有三年主政机会,但凭这样的理论水平,只能批判改革开放,拿不出任何理论与建设性方案。当时某些“太子党”人物想发展国家民族主义超越左右,终不能被官方意识形态接受。结果就是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大翻盘,中国思想界从极左走向极右。

2004年以后左翼获得大好历史机会:第一,以中左主导反对寡头主义的理论斗争取得空前胜利。第二,党中央路线向左调整,提出了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第三,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促进了民族自信和传统文化。第四,大多数人和社会阶层,对于必须调整社会矛盾已有共识。

这些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左与中右共同达成的。但2005年以后,中左被极左所取代,左翼被极左绑架,走向专制主义和民粹主义。

官方政策不鼓励民主。

官方大力扶植的马克思主义工程,有教条主义,对中国实际拿不出有价值的分析与建议。

老左派代表人物,用二分法把全国人民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概括为“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把一切功劳归功于马克思主义,把一切弊病归咎于新自由主义。后几年老左派主导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批判普世价值,表面上批新自由主义修正主义,实际是批判中左,控制左翼话语权,与历史上王明排挤毛泽东极其相似。

新左派带有“海归”桂冠,可惜他们在中国宣传的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是类似于托派的极左理论,引进中国投官方之所好。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其核心是争夺中国未来改革话语权,改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要点一是以“中心外围论”否定对外开放,二是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民间文革派以“毛泽东派”自居,窃据毛泽东名誉,拉大旗做虎皮;自由派顺水推舟,称他们为“毛左”,是为全面否定毛泽东。2006年文革派窃据乌有之乡等网站, 2011年制造文革式发动,如“人民公诉”,“抓汉奸运动”,砸会场等,已成小气候。

我所概括的“三左派”(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都有合理因素,在中左主导下有积极作用。

但他们有“极左”特征,与“中左”相区别:

拥护文化革命。第二,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当代社会,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淡化权力腐败的因素。第三,反对民主法治改革。

极左,是以歪曲的形式,片面反映,错误解释社会矛盾,主张用计划经济与文革方式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他们遵照“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痞子哲学排斥程序正义,想彻底改变利益格局,实现他们“杀富济贫”,“共同富裕”的实质正义目标。他们代表的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和考试竞争中的失败者,边缘化知识分子,并不真正代表弱势群体利益。

极左能压倒中左,篡夺左翼领导权,除去左翼总体上理论僵化,概念老化,主要是由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纵容。由于不想进行民主法治改革,在1992年把中右搞成极右,在2004年极右走不下去以后,又转过头来扶植纵容极左,在2011年险些酿成大祸。

四.2011年围绕重庆模式:极左的突然崛起与失败

如只是理论偏差,极左不至危及全局。即使是错误的理论和民间情绪,也有制约精英腐败,为弱势群体呼吁的作用。关键是左翼在改革开放没完成的历史阶段,不能当主流,中左不行,极左更不行。这就是我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20年,始终自称为“非主流”的原因,这是经过深刻思考的。结果是功成身退,结束经济学家的一统天下,主流和非主流一起归位。这是“左翼”在改革开放中期所能起的,应起的积极历史作用。

右翼民粹可以通向民主,右翼精英可以通向寡头。左翼民粹最极端的形式就是文革,左翼精英可以通向民主,类似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左翼精英与右翼民粹结合指向民主,左翼民粹和右翼精英结合,不是左翼专制就是右翼专制。

极左的狂妄,在于身处山野,毫无资源,却梦想当主流,于是就渗透和拉拢权力。非常诡异的是,2011年差点美梦成真,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重庆与北京“三左派”互动,是左翼精英与左翼民粹结合,迅速成为强大的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几乎掀翻中国30年形成的利益格局。

目前极左维护“重庆道路”,反对“重庆模式” ,是为了和中左争夺话语权,因为《重庆模式》一书是我策划的。我认为最有资格称为“模式”的就是重庆。2008---2010年其成就明显:

1.树立个人魅力型政治权威;依靠唱红等手段强行调动共产党传统政治资源,控制腐败,为政府强力干预经济,为人民服务创造条件。

2.发动群众依法检举,严厉打击黑社会,强化了社会治安。

3. 把经济重点从利润导向, GDP挂帅变为民生挂帅,在一定发展阶段加速重庆发展,这是符合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但2011年大讲“共同富裕”就有点超阶段了。

重庆模式的内在矛盾有两条:一是个人权威的局限性。我一再建议,在打黑基础上,重庆已具备搞“人民民主”的条件,重庆市委也通过了《民主法治15条》,确立了未来发展方向,可惜未能推行即崩溃。

二是在打黑中利用法律空挡,使用刑讯逼供,把黑社会与富人联系起来,没收富人财产。这是将一定的社会实质正义和程序非正义结合,绝顶聪明的设计,意不在维持社会治安,而在大幅度改变社会利益格局。把富人吓跑了,基尼系数就下来了。

这样一个模式,是35年来第一次以左翼民粹主义为指导,在一直辖市范围内进行的有效实验,同为民粹主义模式,与文革不同,主要依靠国家机器,而文革是关闭公检法,搞群众运动。 民粹主义是双刃剑,运用不好相当危险,毛泽东就是在1967年七二零事件看到失控危险以后,不得不停止群众夺权,宣布全国军管的。重庆的问题就在于此,依靠警察就要管得了警察,依靠神化自己就要管得了自己和自己家人,搞民粹模式取得阶段性成就以后必须有意识有能力及时调整。可惜,其领导人的性格特征与思想极为特殊,既能迅速创造极大政绩,也是极端的个人独断专行,他说自己最大惶惑就在于缺乏理论指导。非常遗憾的是在2011年4月抓律师受挫后不能理性对待,反而错上加错,下半年与“极左”相互呼应,造成全国不安,富人移民潮升级至今不衰。

理论选择的错误比过火行为严重,这意味着方向错误很难纠正。长期以来极左盛行于理论界,也影响了重庆的选择。极左势力蜂拥而上绑架重庆,2011年下半年掀起重庆的吹捧狂潮。乌有之乡给重庆公安局送了锦旗,那边是列队欢迎并打出标牌“欢迎红色网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带队,几乎全盘端到重庆去开会。新左派人物大量吹捧。一位自称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小文革派夸耀:重庆经验说明,依靠共产党传统资源解决中国问题,这条路是走得通的。另一乌有之乡主笔预测:中国向左转已成定局,社会公平只能打毛泽东旗号,西方民主就用不着了!重庆模式的突然崩溃,极左派言有人陷害是没有根据的,但正是他们与重庆之间互动,造就了重庆突然瓦解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突发事件并非完全没有必然性。

五.中国思想界大改组:与国际标准接轨

极左思潮盛行中国几十年,在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本已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极右寡头主义盛行,社会矛盾激化,官方有意扶植极左,和重庆模式的刺激四大因素,于2011年突然崛起又突然崩溃,演出一场历史闹剧,同时暴露了“中国模式”深层次的特权与腐败问题,给党和社会以强烈刺激,这不是惩处其领导人的刑事犯罪就可掩盖的。其事件的危险性也在于,一开始就涉及外国,因此无法内部处理。

2011年人们已感到,以不作为的态度,或以经济增长合法性拖延社会与政治改革拖不下去了,强行压制只能使矛盾更激化。社会心理越来越焦躁,网络情绪化骂人越来越厉害,直至出现真名骂人,上边管不了,反成为草莽英雄,造就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氛围。

大家同时也感到,如果极左如果真的趁机兴起,会出现什么事情。以乌有之乡为例,他们在一步步有意识唤醒人民的文革意识。茅于轼写文章骂毛泽东,乌有之乡组织50000人签名起诉,用的是“人民公诉”字眼。年底组织网上评选“十大汉奸”,属于社会性诽谤,但无人阻止,连被诽谤的人也不出来维护自己权益,使人怀疑,他们难道真是汉奸不成?这样的运动如发动起来,乌有之乡网站就成为宗教裁判所,他们可以握有对知识分子的裁判和生杀权力,比中宣部厉害多了。在全国维稳压制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时代,一个网站居然堂而皇之畅行无阻,大张旗鼓组织社会性群体诽谤,说明极左的渗透程度,已经有多么广泛!

如无突发崩溃,极左还会干什么?

2011年7月一老左派提出“共富为纲领,某某当总理”,发动群众闹事逼上层分裂。其实是发动不起来的。于是他们就搞网络抓汉奸,如果我没猜错,下一步就是呼吁选举,使极左领袖上台。颇有讽刺性的是:极左搞不下去,会窃取中左的“民主选举”思想,他们的领袖当不成毛泽东,却可以成为“左派叶利钦”。这就是西方舆论对重庆模式颇为青睐的原因,也是极左不愿走,也不得不走的道路。

有人说,极左口号只是夺权手段,无人真正执行。我却不信。依我对他们这些人的了解,上台他们也不会向右转,他们有“左根”,他们的领袖也控制不住。我2011年多次警告这些人:毛泽东搞文革是历史悲剧,你们搞是历史闹剧。结果没几天历史闹剧就出来了。

事发以后极左及其顽固。经过徘徊,终于发现只能顽抗到底,一口咬定有人陷害。 这不是实证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极左不能承认自己的假设前提有错。他们的前提不是理性人而是“道德人”。一旦神化领袖不存在,他们的体系包括他们自己就烟消云散。因此,死扛到底堕落成托派,是难以避免的前途。

极左的崩溃将连累整个左翼进入低潮。左翼一直被极左人物,概念和思想统治,中左被他们列为“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所排斥,少数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中左”,而自认为是右派。未来的“中左”即民主社会主义,将由目前左翼的民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左翼组成。

极左瓦解给目前右翼造成空前历史机会,他们利用机会向民间转移资源。自由主义会分裂,主张民主的中右将进一步与寡头主义切割。主张搞寡头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没有了左翼压力,会卷土重来,如果他们主导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金融,经济与社会危机,并促进极左死灰复燃。

以后时期中国理论界前途,在理论层面取决于能不能正确总结教训,中左摆脱极左控制,中右与极右划清界限,发展民主思潮。反民主势力会继续阻挠这一趋势。或许只有在一系列真正危机以后,民主法治才能够真正推动。可以预见的是,这一天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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