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违宪审查的法国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 次 更新时间:2017-05-22 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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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  

   摘要:  与英美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法国宪政体制的演进一直以螺旋式发展为特点。在各个阶段,保守与激进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相伴而生、相互竞合,决定了不同的宪政结构特征。无论是在宪法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都体现了法国宪政发展的这种特点。它总是随着主流的政治形态变化而变化,且始终处于两种意识形态博弈之间。沿着一条政治宪法学的研究路径,我们将考察不同时期法国政治思想发展与违宪审查制度演进的互动关系,并以此为借鉴,更全面审慎地思考我国宪政体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法国宪政循环 违宪审查 激进 保守

  

一、法国式宪政循环

  

   说到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就一定要提及“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独特发展轨迹。与英美世界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比,法国的政治发展更倾向于在威权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不断激荡与互动。自大革命开始,法国政治的发展就基本上是螺旋式前进的,其过程也伴随着各种“激进”与“保守”的相互博弈与试错。法国的这种政治发展的特点甚至曾被托克维尔概括为一种“病症”:专制限制政治自由导致人民发动革命来解决政治社会问题,而激进的革命又进一步导致社会对政治产生恐惧,从而为新的专制奠定基础,往复循环。[1]有着革命传统的法国人民既向往稳定的宪政秩序,同时又习惯于对法治保持怀疑,他们的矛盾性表现在“虽然对宪法寄予无限的愿望,可在还未得到一部宪法之前,他们就已莫明其妙地对这种宪法的功能表现出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信任感。他们在心灵深处最看重的,毋宁说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呈现着另一种形态”。[2]这种特点在经典宪法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法国式的宪法循环”(Les cycles constitutionnels francais)。[3]正因如此,在不同阶段,法国的宪政构架都呈现了某种程度上“保守”(右派-保护国家权力)与“激进”(左派-实现公民权利)价值的竞合。它的违宪审查体制正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交错与融合发展的制度设计成果。

   法国当代著名政治理论家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其著作《法兰西政治模式》一书中,对于法国的这种“循环式”或者“螺旋式”的政治历史发展特点,也有着精辟解释。他认为,法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是雅各宾主义,或者说中央集权传统,具体表现就是“长期以来,法国以其公共权力在集体生活中的显要地位而著称于世”。[4]另外一种是反雅各宾主义的,即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他把它称为“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罗桑瓦龙认为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法国的主流政治观,它们处于链条的两端,并且长期以来“相互对立,相互蔑视,以至于描绘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国”。[5]要想了解法国宪政的发展与传统,就必须了解这两者之间的长期对立与互动,用罗桑瓦龙的话说,因为这是“民主之路的法国个案”。这种“两个法国”的理论框架一直到今天都对法国政治有着极强的解释力。著名历史学者托德(Emmanuel Todd)在其最近一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谁是查理?》一书中也进一步申明了这种看待法国政治的特性的视角—-“这里,我要重复一下我一直以来看问题的一个模式,我的‘两个法国’的理论:一方面我们有一个传统的,非宗教的,共和国的法国,比如巴黎盆地,地中海沿岸等区域;简单说就是这些地区发起了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我们有一个外围的法国,比如西部,中央高原一部分地方,罗纳-阿尔卑斯山大区,洛兰大区,弗朗什-孔泰大区。这些地区曾经反对法国大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天主教势力都一直很强大。”[6]他认为今天法国政治生活中的移民问题、恐怖袭击问题,等等,都可以参照这个框架进行解释。以上种种似乎都说明了“法兰西政治模式”的特殊性。

   不过这种法国式的“特殊个案”对于中国的宪政发展史来说却并不陌生,“革命”与“维稳”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激荡也一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线。因此,在《法兰西政治模式》一书的中译本序言中,著名宪政学者高全喜教授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兰西政治是中国的一面镜子。”[7]对这面镜子中的事物有越深思考,就会对自身有更多的了解。而最能体现法兰西政治模式和宪政循环特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就是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法国今天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8]—直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才被提出,到了1971年才由“结社自由”判例相对完整地确立其职能。[9]但是其前身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过去学界对于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宪法委员会”的组成、职能等方面,[10]而较少注意到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复杂形成历史,尤其是它背后蕴含的“左”“右”两种价值目标的竞合与妥协。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独特所在—它既不同于对宪法公民权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和保护的制度(比如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不同于政治性的维稳制度设计,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制度形式。对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过程,尤其是这一过程背后复杂的政治思想动因的研究与审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在社会变革时代稳妥、渐进地推进我国宪政体制改革。

   在美、德等国的宪法学传统下,违宪审查的问题多是法教义学研究的主题,它更多地在规范层面被讨论。而在法国的传统中,违宪审查却与国家的政治变革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所以在方法论方面,本文试图遵循一种政治宪法学的“外部”研究路径,而有别于传统的法教义学或者法解释学视角。政治宪法学是近年来在汉语法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宪法研究进路。在批判法教义学传统的基础上,政治宪法学者认为:宪法是一个时代政治精神的产物;剖析一个国家的宪制结构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要比单纯研究规范性更有意义;政治宪法学要直指宪法的结构、创制权及其背后的宪法精神,以及宪法的动力机制;因此“政治性”是其核心概念,“政治与宪法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中心问题”。[11]这种“外部视角”也是法社会学的重要传统,它更关注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伯尔曼的巨著《法律与革命》中,他把西方社会各种法制传统的形成过程都内嵌在不同时期宏大的政治社会运动之中,在其中找寻和发现法律发展变化的动因。不同时期的政治社会改革过程与期间诞生的法政思想,以及这些政治变革、政治思想与法制演进的关系,是伯尔曼关注与研究的核心问题。[12]

   沿着政治宪法学的“外部”视角,本文在结构上大体把法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宪法委员会出现以前及之后。每个大的历史阶段又分为若干小的时期。在每个阶段与时期,我们都会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变化以及制度层面相应的演进。总的来说,我们把第一个阶段概括为民主与法治相互排斥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理论的影响,违宪审查制度始终难以有效建立;第二个阶段则体现了法治与民主逐渐相互融合的过程,具体表现就是违宪审查制度逐渐适应了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逐步发挥了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并依政治变化而渐进发展。以下内容将结合这种历史分期进行详细论述。

  

二、违宪审查的前世:民主与法治的张力

  

   (一)百年革命中的宪政实践

   依照以著名历史学家傅勒(Francois Furet)为代表的当代法国主流学术观点,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一次性解决根本的社会问题。此后近百年的时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与工业化进程都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进人第三共和以后,这种动荡模式才逐渐结束,社会由对抗转为妥协,此后没再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法国人才开始逐步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也就是说,法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的第三共和时期才“告别革命”,建立起逐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是为“法国大革命百年”理论。[13]在这近百年的反复社会动荡中,违宪审查制度虽然被各路政治力量反复提及,但是它一直都沉浮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的漩涡中,最终也没有正式破土而出。

   在近代启蒙思想重要诞生地的法国,卢梭的民主理论一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卢梭主张,法律只能来自社会的一般意志,即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4]而“立法权是人民的最高意志的行使。这一权力是不能分立或代理的;从任何其他渊源试图创立普遍可行的规则都代表了对大众主权的一种篡夺,并且不可能产生法律。”[1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很多宣言或宪法性文件都受到卢梭的影响,比如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3条规定:“整个主权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国民。任何团体、任何个人都不得行使主权所未明白授予的权力。”第6条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1791年宪法第3篇第1条也规定:“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剥夺的和不可转移的;主权属于国民:任何一部分人民或任何个人皆不得擅自行使之。”卢梭的这种不可分割的主权理论是一种一元的民主主权理论,它把民众的意志以及代表公意的民主机构(比如议会,尽管卢梭更多时候提倡的是一种直接民主的形式)的意志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力源泉,其他一切权力都在其之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其他权力,尤其是司法权,就很难对代表公意的议会的立法工作进行监督和审查。这种思想传统也一直左右着法国近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

   但是作为卢梭主义的不同声音,早在大革命高潮时期,革命领袖西耶斯(Sieyes)就曾经明确提出了对法律的合宪性(constitutionnalite)进行司法审查的主张。他认为违宪审查权可以由普通法院以行使司法权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造成侵害后果后,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进而启动实施。[16]显然,这种主张与卢梭的一元主权理论并不相容。在平民革命的洪流中,他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其他革命领袖的强烈反对。蒂博多(Thibaudeau)就曾尖锐地指出:“这一可怕的权力将在这个国家成为一切,并实现对于各种公权力的掌控,这样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控制的王牌来更好地进行奴役。”[17]蒂博多对西耶斯所提出的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的反对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情绪,并逐渐地成为彼时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传统。[18]对比英国革命,正因为缺少有效宪政制衡力量,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了极端。到了雅各宾专政时期,更是将“民主”价值奉为了神明,在此口号之下,任何权利甚至生命都可以被随时剥夺。这也是后人对于法国大革命最为诟病之处。在被房龙称为“暴力神圣化”的平民暴政的局面下,[19]新的威权宪政秩序开始酝酿。

   1799年,获得执政地位的拿破仑主持设立了“护法元老院”(Senat Conservateur),该机构拥有撤销某一项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权力。其成员并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皇帝/总统直接任命的。“护法元老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度化违宪审查形式。虽然在历史实践中,该机构还没来得及行使职权就被进一步的革命摧毁了,但是它的设立很好地体现了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最初形态和特殊职能:由威权人物主导设立,代表传统保守的力量,相对独立于行政权,目的是与激进的民主机构(尤其是议会)相对抗、维护社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与美国式的宪法司法审查制度从一开始设立就以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为目标也形成了对比。

随着大革命的高潮逐渐褪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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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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