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蕾:论法国的违宪审查程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7-08-22 23:08:15

进入专题: 法国模式   违宪审查   抽象审查   最高法院   宪法委员会  

王芳蕾  

   摘要:  作为西方民主国家之一的法国,对违宪审查制度长期采取谨慎的立场。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审查或者宪法法院审查的模式不同,1958年第五共和国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初衷是为政府权力保驾护航。历经数次改革后,法国违宪审查在人权保护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其形式一直都是以抽象审查为核心。最近一次2008年的宪法改革,将法国传统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与最高行政法院纳入了违宪审查的程序之中,使之作为。法国的违宪审查,事前、事后审查并存,互相之间形成了有机的补充,对法国宪政与人权制度的发展意义非凡。

   关键词:  法国模式,违宪审查,抽象审查,最高法院,宪法委员会

  

一、引言

  

   违宪审查,系指由有权机关对普通法律与宪法的一致性进行审查,进而捍卫宪法至上性的制度,是当今各国普遍采取的、最为重要的宪法保障手段之一。违宪审查制度主要区分为抽象性违宪审查制度与附随性违宪审查制度,前者是指由特别设立的宪法法院进行与具体诉讼毫无关系的抽象性违宪审查,以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为代表;后者是指普通法院在进行具体诉讼案件的审理之际,作为解决案件之前提,在必要的限度内对所适用的法条进行违宪审查,以美国为代表。[1]

   由于所奉行传统的法律原则禁止法官解释法律,更不用说解释宪法,为此,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相比西方其他发达国家不仅起步较晚,也较为落后。1958年第五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宪法委员会最初只是协助政府限制议会权力的一件武器,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后,逐渐成为与其他国家宪法法院相类似的机构。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考察德国和意大利的违宪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宪法委员会改革再次走出了具有特色的综合道路,为法国宪法审查制度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法国违宪审查制度兼具抽象性违宪审查和附随性违宪审查的特点,但就审查对象的性质而言仅审查立法本身,并不审查其在具体案件中的适用,属于抽象违宪审查。

  

二、法国违宪审查的建立与发展


   (一)第五共和国以前

   尽管早在1789年,法国就颁布了《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后又制定了欧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法,19791年法国宪法,它与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相比,只晚了四年而已;但法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却比美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足足晚了数十年,主要是因为法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对违宪审查制度的排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的法学理论主要围绕着以卢梭思想为中心的三权分立理论、立法中心主义思想以及基于前二者综合发展出来的“法律屏障”理论展开的,而这些都妨碍了法国违宪审查理论的发展。

   1.法国的三权分立理论

   早在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提出了“权力分立”的口号, 而后的1791年宪法似乎也深受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然而,事实上,与其说法国大革命思潮遵循了孟德斯鸠的理念,毋宁说其受法国卢梭学说的影响更甚。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互相独立、互相制约的理论。不过,卢梭并不赞同孟德斯鸠的见解。他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为了建立一个混合性的政府,促进社会的“秩序化”与“层次化”,最终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2]而“不平等”恰恰是卢梭一直反对与试图避免的。他又强调,“社会契约论”是个人在平等的前提下共同签订的社会契约,因此“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立法权是其他权力的来源,它和行政权之间并非孟德斯鸠所言的平等关系。基于此,革命家们认为,孟德斯鸠所称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不过是三种职能。真正的权力只有一个,即,议会的立法权,只有立法权才是真正代表着人民意志的,其他权力均从属于它。

   在上述背景下,1791年宪法尽管在文本上表述为三权互相独立,但实际上指的是三种职能,尤其是立法职能与行政职能,之间的互相独立以及高度专业化。这种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及高度专业化不仅否定了政府立法的可能性,也彻底否定了对立法进行司法审查的可能性。立法权作为议会的独占性权力,不容他方染指。为此,尽管在19世纪末的民主国家中行政立法权在都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在法国的法律实践中,它却一直在夹缝中成长,试图找到自己的合宪性存在。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宪法第13条甚至明文禁止议会将立法权委托给别的机构,特别是政府。直到第五共和国,这一现象在宪法上才有改观。

   法国的司法权与其他的两种权力也不是处于同等的位置上。在孟德斯鸠的理论中,司法权仅指惩罚犯罪和处理私人诉讼纠纷。与之相似,法国传统政治理论对法官释法也一向采取排斥和禁止的立场,在法律基本原则上则表现为,否定法官有权审查法律的合宪性或者基于任何理由(包括与宪法不符)而拒绝适用法律。在拿破仑法典中,甚至将法官释法视为一种犯罪;[3]法国前几部宪法中也有明确规定。[4] 此外,在法国现行宪法中甚至没有“司法权”这一概念,而是采用“司法机构”行使“审判权”,即用“职能”代替“权力”。[5]

   正如前面所言,法国对“权力论”的改造,包括对“司法权”的限制,从大革命时代起就开始了。法国制宪者不止在观念上排斥美国违宪审查模式,在行动上也尽力排除法院对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可能性。[6]

   2.立法中心主义

   与法国式三权分立相统一的是“立法中心主义”(légicentrisme),它长期以来主导着法国法律思想。与现代立宪主义所倡导的宪法至上相反,它认为,法律是“公众意志”唯一的表达方式,否认其内部存在阶层差别。第三共和国时期盛行的观点认为,宪法和法律都是议会制定的,议会同时拥有立法权和制宪权,二者不存在高低之分,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在议会之外不可能存在一个可以审查议会制定的法律的机构,否则,议会主权会受到挑战。

   “短命”的第四共和国尽管设立了“宪法委员会”(Comité Constitutionnel),但它延续了前述理论,1946年宪法并既没有没有授予宪法委员会任何具体的职权以审查法律的合宪性,也未规定相应的程序。事实上,依照它的规定,当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时,应对宪法而非法律进行修改。

   直至第五共和国或者现行宪法的颁行之后,法国才开始并最终实现由“立法中心主义”向“立宪主义”的转变,此时的“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违宪审查职能的机构。而宪法委员会也经历了最初几十年的沉默,才逐步实现了从“法律主权”向“宪法主权”的过渡。[7]

   3.法律屏障理论

   法律屏障理论则是法国的三权分立和立法中心主义在司法实践中的综合体现。顾名思义,它系指议会制定的法律形成了一道分割行政法规或者其他低位阶的规范与和较高位阶的规范(比如宪法、国际条约)的屏障。由于法官无权对(狭义上的)法律的合宪性或者合公约性进行裁判,因此,对于依照法律而作出的行政抽象行为的合宪性与和规范性也无法审查。在行政法中,行政法官在审查行政规范的合法性时,如果发现其有不符合宪法之处,只有在相关法律缺位的情况下,方可对其进行裁判,否则仅能判断其合法性。法国最高法院早在1830年就认可了这一原则,当时议会通过了关于对新闻侵权进行陪审团裁判的法律与1830年宪法并不相符,然而最高法院拒绝依照该法律做出的法律行为进行审查,即该法律形成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保护依据它而产生的法律行为。[8]最高行政法院也在1936年阿里吉一案(Arrêt Arrighi)中拒绝对依照议会制定的法律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法律屏障理论的正当性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宪法同样也是议会通过的法律之一。为了否定司法对立法的制约,在部分已经有了法律规定的领域架空宪法,从而保障立法权的不可侵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凯尔森“法律位阶理论”以及德国“法治国”思想的传入,在法国引起了关于“宪法至上”、“根据宪法审查法律”的讨论。[9]二战以后,对议会立法进行审查的机构才逐步开始在欧洲出现(除了奥地利以及德国魏玛共和国以外),而随着司法权在其他国家的加强以及宪法法院的陆续建立,法国公法学家也一直在为促进法国建立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而做着理论准备,以上三种理论也逐步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二)第五共和国以降

   第五共和国建立后,制宪者从第四共和国议会多党制引发的政治混乱中吸取了经验教训,认为有必要限制议会的权力,加强总统和政府的执行权力,于是设立了宪法委员会。为此,宪法委员会最初的主要职能就是裁决议会立法与政府法规之间的权限划分,防止议会介入和侵犯政府职能。1958年宪法第61条规定,组织法(loi organique)和议会两院的内部规则在颁布或者实施之前均须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公布之前,议会通过的法律在也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或者参议院议长提交宪法委员会进行合宪性审查。不过,与其他国际的违宪审查机关的功能不同,从宪法委员会初期的审查对象和提请主体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帮助政府监视议会、协调国家机构之间矛盾的机构。

   不过,自1958年建立至今,法国抽象审查程序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1971年宪法修正案和2008年宪法改革。它们极大地推动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

   1.1974年宪法修正案

   第一次重大变革是1974年的宪法修正。1974年宪法修正案将有权向宪法委员会提请违宪审查请求的主体由最初的几位政治首脑扩张到了议会的少数派团体,即,六十位参议员或者六十位众议员。自此,在其反对的法律通过以后,议会少数派可以通过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审查请求的方式延迟甚至撤销法律的公布实施。

1974年宪法修正案在一定意义上是宪法委员会1971年作成的第71-44DC号决定,又称为“结社自由”案裁决(décision de la liberté d’association),催生的,并深受其影响。早在1901年,法国就通过了《结社契约法》(Loi du 1er juillet 1901 relative au contrat d'association)取消了1808年刑法典第291条规定的对社团成立的事前控制,奠定了1789年人权宣言中关于“结社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的基础。然而到了第五共和国六十年代末,左翼学生运动高涨,社会思想极度活跃,诞生了一系列青年极左翼组织;“无产阶级左翼”(La Gauche Prolétarienne)就是其中之一。它声称自己接替了为1968年6月12日政府法令所解散的马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1970年5月,法国部长委员会根据1936年关于民兵组织的法律解散了该组织。基于对该组织的同情,萨特(Sartre)等人组建了“人民事业之友”(Les Amis de la Cause du Peuple)并试图申请法人资格。但是,巴黎警察局驳回了他们的结社申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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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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