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商民运动后期上海商民协会的建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 次 更新时间:2017-07-15 1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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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在商民运动时期,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建立的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均为其他地区所未见。在上海商民协会成立过程中,出现了各派商人之间借此争权夺利的现象。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上海特别市党部内部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变化,对上海商民协会在筹建过程中的起伏顿挫,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关店员应该加入商民协会还是参加工会的争议以及各业商协分会建立迟缓,也是影响上海商民协会正式成立的重要因素。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员直接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章程也直接报请中央党部审核批准,不仅反映出与其他商民协会不同的特点,也说明当时国民党对商民协会的建立与商民运动的继续开展,仍然是非常重视的。

  

   关键词:商民运动;商民协会;国民党

  

   所谓商民运动(有时也称商人运动),系指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开展的一种民众运动,可以说与当时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的性质相类似。商民运动的具体目标,乃是通过动员广大中小商民成立商民协会,支持和参加国民革命,同时打击和孤立反对革命的买办及大商人。近10年来,史学界对商民运动尤其是商民协会的探讨有所加强,并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也有部分成果论及上海商民协会。(1)在商民运动起步与发展的1926至1927年间,广东、湖南、湖北以及其他一些省区的商民协会都陆续建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与影响。上海的商民运动虽然较早也己开始,但商民协会却成立较晚,可以说是在商民运动后期才正式建立。(2)另外,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建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均为其他地区所未见,体现出若干新特点,很值得作一番深入探讨。

  

   一、上海商民协会的早期筹备

  

   据说,早在1926年5月,上海即有商人酝酿筹备组织商民协会。当时,上海并不属国民政府辖区,因为国民革命军尚未控制上海。所以,上海商人筹备商民协会的行动,“嗣因环境之压迫,以致停顿”(3)。但在当时,拟筹备成立的这个商人团体并不称为商民协会。

  

   经查阅《申报》相关记载,可以发现以上所说上海商人筹备商民协会的行动,应该指的是成立名为沪商协会的新商人团体。1926年4月中下旬,上海商界姚宝生、钱玉成、陈洪洲等50余人,“鉴于沪上华商外受洋商之操纵,内受战争之影响,恐慌日甚,痛苦日深,苟非群相团结,不足以图挽救。而原有之各马路商联会与总商会则或以商铺为单位,个人无加入之可能,或以入会手续繁重,不能遍及于普通商人。爰特发起组织沪商协会,以便大小商人均得团结于此种组织之下,共谋商界同业之利益”(4)。4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沪商协会发起人大会,推举汪醒斋、张静庐等25人为筹备委员,廖陈云等5人为候补委员,并议定征求会员的办法,一为登报征求,二为印刷传单,由发起人分头征求。(5)7月1日拟召开第二次发起人大会,但刚有10余人到会,即“为老闸捕房饬派探捕到场,禁止开会。后至者亦均被拒绝,因以未能开会”(6)。

  

   遭此挫折之后,沪商协会的筹备再无任何新的进展,实际上陷入停顿。直至1927年3月下旬,受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的鼓舞,沪商协会的筹备才又继续开始进行,但起初仍然未用商民协会之名,而是沿袭沪商协会旧名。在1927年3月恢复建立之后,沪商协会开始以上海商民协会自居。王汉良、汪醒斋、胡风翔等人希望借此使该会成为上海最早建立的商民协会,从而在上海商界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却引起一些争议。

  

   后来担任正式成立的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秘书长的严谔声,曾对沪商协会的筹备成立过程以及该会为何未使用商民协会的名称,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就最近的历史言之,当五卅运动终了,奉军以武力压迫上海民众之时,上海商界即有沪商协会之组织,主其事者为王汉良、杨涌润、汪醒斋诸同志等,曾因在岭南楼召集开会,为帝国主义的租界当局所干涉。此实为上海商民协会最初最早具有雏形之第一个时期。盖其时军阀势力正张,商民协会四字绝对不能存在于方受压迫之上海,故才不得不用沪商协会之名义。(7)

  

   按照严谔声的说明,上海商民协会从1926年开始筹备,到1928年3月初召开第一次全市商民协会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纪律裁判委员,总共经过了历时将近2年的5个历史时期,这样漫长而复杂的筹备过程在其他地区的商民协会建立时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严谔声所说的上海商民协会筹建的第二个时期,是在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上海同志闻风兴起”这一时期,原沪商协会的王汉良“以努力党务,未及兼顾商运”。于是,由陈勇三、王延松、潘冬林等人出面,邀请部分商界人士谋划成立商民协会,严谔声也曾参与。当时,在上海三马路证券里赁余屋作为临时办事处,由“王延松同志实独任经济之责”。这一时期的筹建工作,实际上并无非常明显的进展。

  

   北伐军甫抵上海时,王延松、邬志豪等人也发起召集工商各业代表大会,筹组上海商民协会,进入所谓上海商民协会筹建的第三个时期。1927年3月20日,召开了上海商民协会筹备大会,各业代表200余人出席。王延松首先作为会议主席宣告开会宗旨,“略谓同人应时势之需要组织本会,以谋商民之幸福,并以解决商民间一切困难”。陆文韶接着报告筹备经过,并提出“先产生执行委员,办理一切”。经投票选举,陈勇三、虞洽卿、袁履登、王晓籁、王延松、邬志豪、严谔声等31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沪商协会的王汉良也名列其中。当时,召开第一次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王延松、王晓籁、陈勇三、张振远、程祝荪、严谔声、陆文韶、潘冬林、邬志豪等11人为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8)22日,又在报章刊登上海商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公告,公开宣布该会于20日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办理一切。3月24日,召开第二次临时执行委员会,除讨论扩充会员问题,还通过了简章草案,并议决推举邬志豪、王延松前往总商会商借会所。随后,《新闻报》曾刊登了本次临时执委员会讨论通过的商民协会章程草案37条。但在次日,王汉良等人也对外发表了《沪商协会恢复之宣言》,由此形成了同时分别筹备两个商民协会的状况。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出面对商民协会的成立进行了干预,进入严谔声所称上海商民协会筹备之第四个时期。上海市党部“以沪商协会去年确具艰难缔造之精神,而商民协会虽有少数人之利用时机,希图捷足,究亦未能一概抹杀”。从其口吻似可看出,当时的上海市党部对王汉良等人筹备沪商协会更为支持,而将王延松、邬志豪等人筹备商民协会的举动,称之为“利用时机,希图捷足”。因此,上海特别市党部第十四次执行委员会议决:“为遵照法规,统一商民协会之组织起见,因即于两会之中选任王汉良、汪醒斋、章郁庵、陈芝寿、许云辉、王晓籁、陆文韶等七人出而重新组织,并定于今日正午十二时在功德林开委员会,讨论进行办法。”(9)

  

   在上海特别市党部确定王汉良等7人重新组织商民协会之后,王延松、邬志豪等人先前发起召集工商各业代表大会推举的31名临时执行委员,被一律取消。而上述7人名单中并无王延松和邬志豪。据严谔声在后来的回忆录中称:“王延松、邬志豪两人的被排出,原因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左派势力占有相当地位,而王延松正被开除国民党党籍,邬志豪始终加入不进国民党,尽管他俩及早下手,在当时他俩的野心还不能得逞。”(10)当时,上海商界中王汉良、邬志豪等人与李立三、林钧等接触较多,王汉良加入国民党后,陆续介绍邬志豪、俞国珍、余华龙、许云辉、虞仲咸等人也加入国民党。“至北伐时,上海出现一个左派市党部和一个右派市党部”,前者系国共两党共同建立的市党部,后者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建立的市党部。王延松一度担任左派市党部的商民部长,他与广东方面有直接联系,联系人为陈果夫。但王在任商民部长时,曾引起部分商界国民党员不满。特别是在北伐军迫近上海时,王执行罢市命令不力,市党部将他开除出党,到北伐后又恢复党籍。邬志豪曾为傅筱庵奔走效力,在1926年引起所在之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成员普遍不满(11),“北伐初期,市党部不承认他为国民党员,直到‘四一二’事变后,邬又被认为党员”(12)。

  

   上海特别市党部作出两个团体合并的决定后,即于1927年4月5日向原商民协会筹备处发出公函:“贵会既与沪商协会旨趣相当,自应由两方同志合作,改组为上海商民协会,并希努力进行之。”(13)8日,沪商协会和原商民协会两会之部分执行委员共计30余人,共同召开会议,联合成立了新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委总共61人,先由两会共推52人,其余9名暂空,“以待商业重要团体之加入”。同时,原商民协会发出通告:“本会现与沪商协会合并,加推执行委员……凡各区各业之已经筹备商民协会分会者,请来会接洽为要。”(14)13日,又首次以上海特别市商民协会筹备处名义在报上刊登紧要启事,宣称:“本会为国民政府法定商民团体,遵照国民政府法令依法组织。旨在集中商民力量,解除商民痛苦,发扬三民主义,以谋商民幸福……本此目标,共尽天职,总期就商人之范围,谋商人自身之幸福。至于其他种种派别,皆非本会所愿闻也。”(15)

  

   经上海特别市党部干预,沪商协会与原商民协会实现了合并,似乎预示着上海商民协会的正式成立己是指日可待了。但不久之后,情况又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严谔声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己是四一二事变的前夕,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王延松亦在此时开始登上了特别市商民协会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四月十二日召开了临时紧急会议,主席就由王延松担任,议定了绝对拥护三民主义,绝对拥护国民革命军领袖蒋总司令等决议。会后王延松用王承志的名字打电报给国民党表示绝对拥护,当时我们都不知王承志是谁呢。从此时起商民协会己经完全向右转了。在四月二十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王汉良、张振远、张梅庵曾提出辞职,决议挽留。”(16)4月20日会议,到会者共30余人,“公推王延松为主席,严谔声记录”。会上首先由各科报告工作经过,接着讨论来函,第一封来函即为王汉良等3人之辞职信,“公决一致挽留”。王汉良等人之所以要求辞职,看来与商民协会筹备处的人事变动,即王延松等人成为主要领导人有直接关联。这次会议还公决“电贺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及恢复国民党党权”,另还议决一致欢迎上海商业联合会加入商民协会。(17)

  

这里附带加以说明,在北伐军到沪之后,身为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之一的虞洽卿,联合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19个上海工商团体的代表数十人,还曾发起成立另一个新的商人团体——上海商业联合会,而该团体也与后来上海商民协会的组建有一定的关系。上海商业联合会于1927年3月下旬宣告成立,其会员也是“以商业团体为限,每团体推二人至六人为代表”。据当时曾参与其事的赵晋卿回忆:“商业联合会成立,主要是对付总商会。因为当时总商会在傅筱庵手里,同时北伐军到上海后需要有一个新的商业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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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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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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