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梅:“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0-06-01 08:11:27

进入专题: 封建思想   “反缠足”   礼教   共产党   国民党  

杨兴梅  

   摘    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随着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 反对妇女受封建压迫的思路逐渐渗透到反缠足运动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国共双方都倡言此说。妇女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制度、礼教等的压迫这一说法开始风行。国共关系破裂后, 这一观念在国民党的反缠足观念中逐渐淡出, 而共产党则在反缠足运动中继续扛起反封建压迫的旗帜,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关键词:封建思想; “反缠足”; 礼教; 共产党; 国民党;

  

   中国妇女受到的沉重压迫,曾是中国妇女史研究中的重要范式。1这一范式也影响到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研究,主要从受压迫的角度来阐释中国妇女缠足的习俗,并据此树立反缠足、解放妇女的意义。其实,从缠足与反缠足的历史来说,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主义、封建专制、封建礼教等各种有形无形力量的压迫的说法,大致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更是大声倡言此说。国共关系破裂后,这一观念在国民党的反缠足观念中逐渐淡化,而共产党则在反缠足运动中继续扛起反封建压迫的旗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文旨在探讨反压迫的思路是如何渗透进反缠足观念,及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期能深化近代反缠足运动、近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

  

   一、“反封建压迫”:国民革命时期国共的反缠足重塑

   在清末民初的反缠足运动中,少有从解放妇女的角度倡导反缠足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着思想界对旧制度、思想、文化的批判,反缠足者逐渐从妇女受压迫的角度诠释缠足的意义,并号召放足以解放被压迫的妇女。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双方都大声倡言此说,妇女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等的压迫这一说法开始风行。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在各地指导成立的妇女协会等妇女组织是推动放足运动的重要力量。解放被压迫的缠足妇女成为这一时期各妇女协会特别突出的诉求,而旧礼教、封建专制制度、帝国主义、军阀等各种各样的对象都成了压迫妇女缠足的对象。1927年初成立的湖北天门县妇女协会,在报告其开会宗旨时说,“我们女子在中国受了数千年的旧社会制度压迫,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对于我们女子是不平等的,加以宗法社会杀人的礼教”,所以我们成立这个协会,是要联合我们的女同胞,共同努力解除我们的痛苦,“将旧社会根本破坏澈底,创造人类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然后我们女子才能得到幸福”。[1,56]湖北沔阳县妇女协会的成立宣言强调,妇女不仅受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间接压迫,并且受男子的直接压迫,“别的不讲,就说穿耳朵、裹小足、抹胭脂……是不是为男子的玩物呢”?妇女协会即是“自求解放,组织会社,共谋本身利益”。[2,57]同年2月,京山妇女协会主席演讲时说,我们女界同胞,被数千年专制之压迫,沦为奴隶牛马,其最残酷最痛苦莫如缠足。而今,国民革命政府成立,解放妇女一切束缚,享有与男子在经济上、政治上各种自由平等,所以协会成立以后,首先以促进天足,唤醒城市乡村之缠足者。另一演讲者也说,“在专制时代,以缠足为压迫女子第一工具,行动不能自由,何能操作,一切依赖男子为生活,焉有人格之可言”。[3,58]

   这些妇女协会都在成立宗旨中,将缠足妇女从专制制度、礼教压迫下解放出来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表述在不断涌现出的各地妇女协会的宣言与宗旨中相当多见。2

   这一时期,缠足妇女被压迫的悲惨状况不断出现在国民党报刊对各地妇女生活状况的描述中。国民党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在述及沔阳妇女运动的努力时说,沔阳风气闭塞,“妇女全为封建思想习惯所束缚”,因此沔阳县长特请省妇女协会两女士回县,作妇女运动,二女士则先作放足运动。[4,59]该报在述及河南社会状况时也说,“以文化落后的河南,封建制度牢牢笼罩的社会,妇女所处的地位非常黑暗,他们由数岁至数十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缠小足,完全整个是十八世纪的表现”。[5,60]京山“文化闭塞,一般妇女被旧式礼教层层束缚,一切自由均不能与男子处同等地位,并且受家庭种种压迫,不敢稍出闺门一步”。[6,61]可见,在描述缠足妇女的生活状况时,封建压迫与束缚是惯常用的格式。

   与此同时,解放被压迫、束缚的缠足妇女的宗旨也体现在妇女协会等组织的宣传工作中。1927年湖南蓝山县女界联合会发动全校师生放足时说,“三寸金莲才算美,这完全是封建制度残害妇女的又一罪证,是把我们妇女当商品、当玩具,是逼着妇女去做寄生虫”。妇女应立志放足,养成强壮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封建枷锁,家庭才能好起来,国家才能强起来”。[7,62]当年5月,汉口妇女协会也疾呼,缠足“原系专制时代削夺女权之毒计,当此解放之期,男女所负责任平等,欲恢复女权,非先解除缠足之痛苦不可。”[8,63]

   妇女协会的上级指导机关———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也持这样的压迫/解放观点。1927年7月中央妇女部所拟定的督促各省妇女部切实进行放足运动的工作计划指出,缠足“戕贼身体,损失自由,压迫妇女,莫比为甚,本部应督促各省妇女部切实进行妇女放足运动,以解除妇女身体上之缚束 (原) 而回复妇女之健康与自由”。[9,64]缠足“压迫妇女”这一提法出现在中央妇女部对各省妇女部的指导意见中,表明解放被压迫的缠足妇女可能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妇女工作的统一布署。

   此时,已是“四·一二”政变发生三个月之后,国共双方的关系已非常紧张。国民党开始有步骤地对各级妇女部、妇女协会等妇女组织进行改组,清除共产党在这些组织中的影响。3不过,反压迫的宣传模式仍延续在改组后的妇女组织中。汉口市妇女协会在改组宣言中称,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民众中,有一半是我们妇女,我们是被压迫者的被压迫者,奴隶之奴隶。“我们和男子同样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封建势力的压迫,还有专向我们压迫的旧制度、旧礼教、旧思想”。我们是不甘受这种痛苦的,“我们要排除一切压迫我们的恶势力,我们要恢复我们‘人’的地位,我们要享受人类应有的一切平等与自由……努力解放我们自己,同时要努力解放全国民众”。我们工作的方针是,要把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进行,“要领导妇女参加国民革命,同时致力于妇女本身的解放工作”。[10,65]

   一些国民党党务工作者也在坚持反压迫的反缠足言说。1928年国民党党务工作者刘瑶章在天津市妇女协会上演讲时说,妇女“受着重重的压迫”、“种种的摧残”,如束胸、穿耳、缠足、细腰等等。种种压迫的结果,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不能发展,因此就不能和男子平等。[11]1928年中国国民党河南党政训练班所印的《告妇女书》中也称,“中国妇女自为不平等的旧礼教所束缚,整个的‘人权’中即失掉了一半‘女权’,丧失了一切为人应有的权利”,而女子因为缠足影响到经济不能独立,所以生活上不能不依赖男子,同时参政权亦被人剥削尽净。所以我们要求男女平等,“必须将缠足的恶习不疑惑的打破”,先使身体强壮起来,做男子能做的一切,才能“不受他们的支配和蹂躏,然后才有资格配求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才能享平等自由的新生活”。[12] (P.9)

   国共分道扬镳后,反压迫的观念一度继续体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省反缠足运动中。陕西省民政厅长邓长耀在其所编的通俗放足歌中盼望“姊妹们速觉悟快把脚放,免压迫免捆绑逃出黑渊”。他为解除“压迫”后的妇女们勾画的前景是“不缠足生女儿,好望完全,不缠足能参政真正革命,不缠足能承继有选举权……女同胞不缠脚是真解放,求自由求平等男女一般”。[13] (P.139)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劝妇女放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妇女缠足是男子压迫女子手段”,而另一宣传员讲解“妇女被压迫的原因”,首要就是缠足。[14]二十九军的宣传大纲还说,“缠脚为专制君主玩弄女子的遗制,束缚女子的枷锁,甚有害于女子的身体健康。”女子因缠足之故,“不能立于生产者的地位,遂不能不依附男子以讨生活。女子不能与男子立于平等的地位,实因受缠脚之害,故缠脚实为蹂躏女权的一种恶习”。[15] (P.13) 北伐后成立的天津特别市妇女放足会所作的《放足歌》也唱到,“切莫守着旧头脑,想把女子来压倒”,如今民国图振兴,三民主义要实行,不能专靠男子汉,要求女子都能干,第一要把女权伸,男女平权一样匀。[16] (P.48) 北平妇女矫风队呈请社会局继续查禁缠足的原因之一仍是“专制之沿革而于青天白日旗下不能改革,则女界缠足之痛苦永无解放之日”。[17] (P.19)

   1928年河南省的放足运动更是非常明确地将缠足压迫与解放妇女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1928年,冯玉祥在河南省放足处第二次召集各街长及警察人员茶话会上强调,“缠足是压迫女子的,是不适用的旧礼教”,中国要想自由独立,必须解放妇女;欲谋妇女解放,必先放足。[18] (P.15) 河南省放足运动宣传大纲也称,放足是“时代的需要”,欧美各国都是男女平等,而中国的女子依然困扰在重重压迫中,欲打破压迫,“非女同胞们快快起来,加入妇女运动不可,妇女运动唯一的目的,就在解放本身所受的种种压迫”,妇女要取得种种权利,“先决问题就是放足”,妇女运动“非放足不可”。[19] (P.2、3) 1928年河南省放足处的吴甚至涵质问:“妇女们犯了什么‘迷 (原) 天大罪’”,“生下来便宣布了‘无期肉刑’”,僵着足尖,咬着牙关,带着布镣,度那“惨悽牢狱”般的生活!“轰动了全世界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方面,两只足儿尚且没有恢复自由,还有甚么‘妇女解放’之可言”?因此他希望大家,共同铲除缠足的恶风,“消灭惨无人道的‘无期肉刑’,那末,‘妇女解放’就不难实现了”。[20] (P.3、4) 河南教育厅印送的《放足运动宣言》也对妇女们说:“你们应该在党的旗帜下来谋解放,求自身的自由幸福,但是在你们最感受痛苦和阻碍你们发展的 (是) 什么?就是那残无人道的缠足”。因为缠足降低了你们的地位,“使你们久受男子的压迫”;限制了你们的自由,“使你们无机会与男子等量发展”。妇女欲求自由平等的先决条件就是“先谋自身的解放,赶快解放你们的双足,然后才能达到你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得享充分的自由幸福”。[21] (P.10、11)

   此时的河南省虽实际在冯玉祥的控制下,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微妙,但在反缠足这一问题上却一直强调要以国民党政纲中的男女平等为据。1928年冯氏在电令豫、陕、甘三省报告放足工作的电文中指出,女子缠足后步履维艰、操作困难,“以致成为依附男子之寄生虫”,不足以提高女权,“依据国民党政纲欲求在教育、法律、社会、经济各方面与男子一律平等,尤非先从放足办起,以谋女子体力之发达,精神之活跃,知识之健全不可”。[22] (P.8) 不久,他在给河南省放足处第二次召集各街长及警察人员茶话会上又强调,“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纲第十二条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以助进女权之发达”,河南同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之下,也应讲男女平等,因此他提出“中国要想自由独立,必须解放妇女,谋妇女解放,必先放足”。[23] (P.15) 随后,冯氏在河南省召开的妇女联欢游艺大会上再次以男女平等立论,倡导放足。[24] (P.21、22)

不过,河南省另一名叫青山的作者却对这一类流行说法不以为然:“现在有人把缠足恶习列入旧礼教范围。反对旧礼教的,以缠足为口实;维持旧礼教的,以缠足为宝训。”青山“站在解放妇女的观点上,不得不辞而辟之”:“旧礼教是一回事,缠足又是一回事。”如果说缠足是礼教,为什么“守礼教的儒者”程先生 (宋代程明道) 等特别禁止家人缠足,不守礼教呢?所以三家村冬烘先生所说“缠足是教女人莫乱行”完全是“鬼话瞎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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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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