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2 次 更新时间:2020-05-17 19:11

进入专题: 国民党   乡绅   张棡   国民党党部   虫灾  

冯筱才  

摘    要: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关键词:国民党; 乡绅; 张棡; 国民党党部; 虫灾;


虽然以重大事件来划分历史时段易引起学者们的争议,但一些改朝换代的时间点,对读书人来说,可能仍有重要意义。因为政权鼎革或会对他们的生活与心理都带来重要的影响。学界对晚清维新派、五四时期的新兴学人在“1911”“1927”等年份的经历讨论已有很多,但对于原来依附于科举系统的“旧派”读书人,或那些介乎“新”“旧”之间的读书人,我们所知似乎还不够。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1911年后出现的“遗老”群体,这些人对新生“民国”冷眼旁观,构成了当时历史极有趣味的章节。[1]北伐前后南北士人的反应,也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但关注得较多的仍是读书人阶层的“上层分子”,或有“全国影响”的人物(1),地方士绅或基层乡村读书人的感受很少被讨论。

1926年开始的北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农运动、党部兴起,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当时中国广大的“读书人”带来重大冲击,其影响可能不亚于此前南方士绅所受“洪杨之乱”的影响。如湖南长沙名绅叶德辉被杀,及清华教授王国维之投湖自尽,均在一些人心中投下重磅炸弹。尽管文化领域“复古”或“保守”之风不时会吹起,甚至在社会上引起阵阵涟漪,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以“旧读书人”为主体的抗争事件。那么,普通的传统读书人如何理解这场“革命”?他们对新成立的“三民主义”党国如何评判?其观感来自什么?与其生活变化又有何种关联?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察到当时某种潜在的“历史脉动”,或增加我们对1920-1940年代国民党政权变迁动因的理解。本文欲从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在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对地方政治的观察来探讨此问题。

张棡,瑞安县汀田人,生于1860年,逝于1942年。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汀田,除了早年因参加乡试经上海到杭州,1937年曾在南京、杭州短住三月,其他时间几乎可说是“足不出府”,属于典型的“地方乡绅”。由于屡试不中,张棡并未获得生员以上的功名,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先为塾师,后为中学教员,可说是一个比较草根的旧读书人。研究基层人物,尤其是像张棡这样的基层“知识分子”,搜集资料是最困难的。官方档案或公开报刊对这些人物的记录极微,即使有点滴记录,我们也难以靠其来观察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一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是因为张棡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多达105册、时间长达52年(1888-1940)的日记。这部270余万字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作者所耳闻目睹的国内外时事,也有其读书交流所得,对家庭经济、宗族及乡村琐事记录详尽,地方社会各种事件更是有闻则录,实为研究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民众心态的珍贵资料。本文将以这部日记为核心史料,配合其他相关文献,来了解张棡这一段心路历程。


一、北伐前张棡之经历与政治态度


据张棡后人讲述,张家是南宋时由福建赤岸迁居瑞安八都汀田里,绵延发展至清季,族内先人曾获得拔贡、举人等功名,在外任官,或举办藏书楼闻名乡里。张棡父张庆葵,贡生出身。1861年平阳金钱会起事,张庆葵曾出力举办团练,事后获军功奖授知县,加五品衔,赠奉直大夫。张棡自幼好学不倦,少年即颇有文名,21岁入邑庠,升廪生。1894年浙江学政徐致祥等到温州主持院试,张棡得瑞安经解场第一名,颇得徐致祥的赏识,其文被刊入《浙江试读》,“合郡士子均羡”。(1)惜其科试屡败,抱憾终身。(2)张棡曾师从本乡举人许黻宸,并在当时瑞安巨室孙家随读。孙衣言、孙锵鸣均曾任显宦,时归里欲培人才,对张棡颇为欣赏。1891年,孙怡让聘张棡为孙氏诒善祠塾主讲。张棡与孙怡让日夜谈学,成为至交。后来孙怡让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请张棡担任瑞安中学堂文史教席,后又推荐其担任温州府中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教席。1916-1927年张棡亦曾任浙江省立第十师范、瓯海公学等学校教员,在温属文教圈中有一定地位。

张棡另一层身份与本文关系更为紧密,即其为瑞安乡绅。瑞安到温州有温瑞塘河沟通,沿河地带俱称河乡,有南乡、北乡之分。张棡为南乡地绅领袖之一,而立之后即担任诸多公共事务。1896年螟虫为害甚烈,张棡曾带领乡民治虫,撰《禾螣说》呈县,并教农民以扫除火攻之法。1900年,义和拳事起,瑞安乡间有响应者,清泰乡民筹办团防,张棡被推为总干事。[2]1902年为防治潮水侵袭,张棡倡议添筑海塘,撰就条规,上书县令盛蔚堂,邀请沿海各乡士绅,分工合作,筑成五六十里海塘。张棡又发起将莘塍聚星书院改建为东区聚星两等学校,并自创汀川初等小学。[3]这些事务一方面造福乡里,一方面也得到官方褒奖,其地位愈加巩固。1909年张棡被推为本乡禁赌董事,民国初曾被聘为续修浙省通志的瑞安东区采访员[4],1912年被推为清泰自治会议长(辞而不就),1913年参加自治局会议。[5]除乡里公事,张棡还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宗族事务,凡族人间之交涉案均要出面审理调解,本族与他族之间之冲突亦介入颇多。

张棡在当地属于中等地主。家里有田一百数十亩,分散于场桥、岱石、枫村、小典下、金岙、鲍田等处,按季向佃租农民收取谷租、薯丝租、麦租等。除了其任职时的薪给之外,这些地租不但是他们家庭的口粮来源,也是重要收入。但是从张棡日记中可以看出,1921年后,由于开支繁重,张棡家庭经济日形拮据,不但欠有外债,甚至得依靠借粮度日。因此他曾经将祖田40余亩出售他人。[6]等张棡的四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女儿也出嫁后,其家庭经济情况才慢慢改善。

张棡所受教育虽属传统儒家范围,但其在青年时就为“新学”所吸引,其价值观应该是新旧混杂,不完全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信徒。在思想上,张棡属于典型的“过渡人物”,新旧杂具。如他既赞扬兴办女学,又反对妇女自由恋爱。他一生敬鬼神,信奉城隍,及当地的各种“大帝”“娘娘”,并无明显反“淫祀”思想,然亦具宗教多元共存意识,并不反对耶教。对于社会风俗,如信仰、仪式等,他一方面认为传统需要保存,另一方面担心其失控有扰秩序。他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意识,但并不认为个人权利可以被“国家”随意侵犯。

尽管张棡很少离开瑞安,其信息来源却甚广泛。瑞安当时是温州新学大本营,张棡一生手不释卷,所读甚广,新式书报便是主要内容之一。早在1888年张棡即订阅《申报》[7],后又订阅《新闻报》,并以其所办学校名义订阅其他沪、杭、温各种报纸。任教温州时,张棡日日去图书室读报。(1)在外地读书工作的儿子或朋友,有时也给他寄来各种报纸刊物及新书。(2)因此,我们可以从张棡日记中发现他对国内外各种时事均比较了解。张棡还乐于交流,无论在城或在乡,往来朋友亲戚不断,通过交谈,他知道了不少关于国家或地方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私人消息。1908年前,张棡与孙衣言、孙怡让等人在一起经常谈话,获益很多。[8]其他如陈介石、张云雷、周孟由、林同庄等温郡名人,皆曾是其交流对象。

谈到政治态度,张棡在“共和制”与“君主制”这两个选项上似无偏向,亦无特别的政党立场。作为基层普通“有产阶级”或“知识阶级”的一员,他关心的更多的是个人权利,以及与自身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道德及民间风俗等。张棡反对暴力战乱,对不利的新政甚为排斥。与许多普通地方商绅相似,他对政局变化可能带来的秩序不稳很担心。如1924年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离杭,孙传芳取而代之;1927年孙传芳退出浙江,北伐军进入,其心情均如上述。[9]对于国民革命军北伐,讨伐吴佩孚,张棡以“噬狼争正”四字概括[10],可见无论南北,在他看来均相似。

张棡希望官绅融洽,不喜欢高高在上的新派党人,更喜欢有传统儒士色彩的官员。张棡一生基本上没有加入过什么党派,除了曾被拉入研究系的边缘团体。(3)民初瑞安党派斗争甚为激烈,全国层面的如国民党与进步党、研究系与安福系之间的政党斗争等,在地方上均有表现。张棡大概属于研究系的边缘同情分子。1914年10月,张棡曾为浙江省议员选举舞弊,撰《王一、张柄威盗开票匦罪状书》刊登报端。[11]但是张棡在日记中甚少评论民初国民党的活动。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张棡似不甚赞成,曾撰诗称“蒙藏正苦扰边疆,同体何堪又阋墙。南北军成左右袒,共和国变斗争场。党魁扰扰蛮攻触,倭客纷纷虎作伥。太息楚歌兵尽散,可能一梦醒黄粱。”[12]显然不看好国民党人的暴力举动。张棡一向认为“选举”不但无助政治改善,反而破坏社会道德,引人堕落。1918年7月,他就写诗嘲讽当时热火朝天的国会议员竞选:“行举言扬秉至公,共和三代有淳风。不图千载虚名误,赢得终南捷径工。几辈党员输货币,一般团体争雌雄。便宜旅馆生涯盛,大肉肥鱼尽醉翁”。[13]对当地选举斗争的实情描述甚为深刻。1923年6月,总统黎元洪被逼出京,张棡就认为是“党祸”所致,矛盾由来已久。(4)

尽管如此,在涉及到其自身利益的地方事务上,张棡有时也会主动参与。瑞安城绅与乡绅之间一向有利益冲突,新旧士人在一些公共事务讨论上意见亦经常分歧,张棡便常卷入争论的漩涡。另外,一些地域性的权力之争,张棡也有介入。如1919年温州士绅曾发起反对台州籍第十师范校长王镇雄的活动,张棡即为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他不但写信给外地温籍官绅请求援助,并代拟《讨王镇雄宣告文》登于当地报纸,最终王被迫去职。[14]

张棡喜欢在日记中评判地方官员,其判断标准似乎与以下因素有关:一、年龄文化;二、是否尊重地绅;三、政策实施;四、道德问题。如对1914年到任的永嘉知事刘强夫,张棡就认为其“酷贪无缘,于禁烟事专择肥而噬”[15],“行同盗贼,专注意金钱”。[16]但对同时在瑞安任知事的莫章达,张棡却称赞有加,数次赠诗莫氏,与其来往密切。(1)不过,后一任的瑞安知事林钟琪又不得其好评,离任时被瑞安人百般辱骂,张棡日记中指林被认为“极贪”,衙门腐败不堪。[17]尽管对地方官员的风评不一,但1927年前,作为地方乡绅的张棡似越来越为当局所重视,1924年张棡曾被县署任命为瑞安县志分纂及采访[18],1926年又被任命为上望场沙灶地垦放办事处主任。[19]但不久之后南北开战,政局大变,他获得的地位相继失去。


二、“大乱世界、无法无天”:张棡对国民党党部的看法


中国国民党在建党之初就提出要以党治国,1925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即是这种理念的实践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畸形发展,党政两歧,派系互哄,以党治国引发的问题丛生,政治亦渐渐走向蒋介石之独裁专制。这种党治,不仅在高层引起诸多纠纷,在基层也造成许多问题。从一个受儒家教育的乡绅的眼光来看,种种现象怎一个“乱”字了得。

尽管“五四”之后国共两党在温州就很活跃,甚至张棡身边也有中共分子在活动(2),但是直到南方国民革命兴起,尤其是其势力波及温州之后,张棡才特别重视党人之举止。1927年1月,温州风声鹤唳,地方人士担心闽军与南军即将过境,甚至要在当地开火交战。张棡提到“少年妄谈革命之可怕”[20],不希望党军经过瑞安,对于当地党人叶止我准备邀请党军过境,他斥为“居心殊不可测”。(3)对他家附近的后里村党人李地科鼓动农民,张棡特别不满,称其“狂言无忌”。[21]

1927年2月国民党瑞安县党部成立,下属城区、东区、西区、北区及阁巷等5个区分部,有党员450余人,其中中共党员占据如组织部、农民部等重要位置。“四一二”之后,随着“清党”的进行,派系斗争加剧,党部人员不断改组更替,但激进青年仍占多数,“抑制资本”“打倒封建”的“革命宗旨”均相似。(4)这也是为什么在张棡的笔下,“党部”一直是他口诛笔伐的对象,并没有因为“清共”而对国民党有好感。

党部之不被张棡认同,首先是他认为其行为不法。北伐军到瑞安之后,群众运动在党部之策动下声势极为浩大。1927年2月12日,党军入城,党部青年组织群众列队迎接,代理知事余子侠想乘轿前往城门恭候,结果轿舆被党部中人打翻在地,余狼狈逃走,警察所也为党部所滋闹。知事、警察所所长均为张棡熟人,在他看来,“青年党部”已在瑞安造成“大乱世界,无法无天”。[22]1927年3月15日,瑞安国民党党部在城区发起农民大会,数千农民携器入城与会。会毕,为首者即率众以“打倒土豪劣绅”之名将商会会长鲍漱泉住宅捣毁一空,并提出减租减息的口号。(5)虽然鲍在平日是张棡痛恨的城绅领袖,之前也曾为抢报涂园事与之发生利益冲突(6),故他认为“鲍、沈两人平日鱼肉乡愚,恶贯满盈,其被毁无不人人称快”,但是,他又认为“党部之不畏王法,任意为之,于此可见一斑”。张棡后来分析,指这种捣毁他人房屋之不法举动,“其风实兆于北京前年学生之毁曹汝霖等屋,去年又毁章行严屋,国家并无办法,以致如此。”[23]

党部“不法”及行为“过激”,在张棡看来,最让人不满的还在于减租问题。当时瑞安党部大力推动农民减租、抗租,成立农会,以与乡绅业主们对抗。张棡认为这是“党部少年中赤化之毒”,如此“专抑富户,唆掇贫民”,将来青黄不接,必至互相争夺,地方无安枕之日。[24]国民党之减租政策源于1926年公布的《最低限度农民政纲》,规定保护佃农政策,具体条款有四:一、减轻佃农田租25%;二、遇饥荒时免付田租;三、禁止上期收租;四、禁止包佃制。[25]1927年7月,浙省政府颁布减租令,在全国率先推行“二五减租”,引起了极大的纠纷。表面上是土地业主对租率不满,其实更与基层党部在推行减租运动时的做法有关,拿张棡的话来说就是“插旗集农、蛊惑人心”。[26]以党部、农会为支撑,鼓动佃农与业主对立,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张棡这些乡绅所习惯的乡村权力秩序。浙江省党部执委会在报告中亦称:“过去农民对于一般业主,均视若神圣,现有农会组织,难免不改变观念,而一般业绅又向视面子为第二生命,今一旦受人藐视奚落,其不平之气不言而喻,故不惜多方设法摧残农运,然其最后目的,不外于求取销二五减租。”[27]党部行动所引发的地方租佃关系的激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声望方面对乡绅地主带来双重打击。

以党治国,对瑞安教育界的冲击也非常大。党军抵境之前,张棡在瓯海中学任教,或者他曾希望能继续保持职位,但党部掌权后,这就变得不大可能,故其所受刺激尤深。1927年3月4日,张棡听人说“近日党部之人嚣张已极,瑞安教育局及中学校长均被更换,且议会参事会经费亦一律提去。且闻将提及庙产、祀产,而本城富户仓榖亦被封闭,不准昂价”,直觉这是“世界未有之奇变也”。他认为党部“鼓吹农工纷纷捣乱”,其用意在打倒有产阶级、知识阶级,宜一派无知妄作之少年,蔑礼教而倡革命也。[28]党部势力进入教育界,张棡不以为然。党部斥退了莘塍聚星校长蒋振东,另以王鹤缘次子取代,引发双方攻讦。蒋方鼓动学生勿承认,党人则极力维持,张棡十分担心会发生风潮。[29]瑞安中学校长余崧舫被排斥,学校推行委员制,以党人王某为委员长,张棡称其“以六旬老人,乃反听驱使于无知少年,是亦可已而不可已乎?”[30]

旧读书人之生计既受影响,与地方文化权力秩序有关的祀圣仪式也被党人废除,张棡愈发郁闷。当他听到浙江省准备将孔庙、关岳庙大祀一律废除,并将文庙改为中山纪念祠,直呼“三纲废、五常灭、四维驰、六贼张”。[31]1928年蔡元培负责的大学院颁布命令,宣布废除春秋祀孔旧典,称孔子提倡“尊王忠君”,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张棡认为这“荒谬绝伦”,“可笑之至”,痛斥蔡为“妖孽”。[32]1929年4月,张棡去温州,发现大成殿已被改为商业学校,殿前棂星门拆毁无存,木主一概搬罄,“至圣先师牌位,亦不知迁于何处,中间竟悬挂孙文像,左右悬革命党旗”,面对这一幕,他感到心伤不已。而令他更气愤的是,对此真千古未有之大变,永嘉士绅竟无人起而抗议,“亦足见近日专制淫威较满清为尤甚焉,革命云乎哉!”以张棡的观点来看,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已谈不上什么教育了。

党部的专制,张棡认为也表现在对待民间祭祀礼仪的态度上,禁止城隍神出巡便是其一。1928年,张棡在日记中详述党部为破坏城乡士绅迎城隍的计划,不惜将已保存300余年的城隍神像斩首去足,远匿荒野。[33]他与朋友都认为这是“党部之横行专制”,叹“如此世界,真令人不可一日与居”。[34]由于党部的阻挠,瑞安迎城隍之活动此后难以顺利进行,张棡则年年在日记中都要骂一番。1933年,他对此事更总结称:“城隍安方酬恩演戏,极其热闹,具一片升平气象。自民国十六年后国设党部,一班少年之狐群狗党仗势横行,任意敲诈,自诩破除迷信,妄言城隍为淫祀,不许地方人迎赛,遂令大好山湖风景顿为萧索,而城内绅民均敢怒而不敢言。”[35]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件触动张棡神经的事是党部鼓励妇女解放。张棡在日记中曾详引“瑞安孀妇妇女协会告白”,该文提倡寡妇解放,“破除一切禁戒,自由寻乐”。他认为从前宋代程朱之学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警告妇女,故“礼教昌明,人欲不至横流,人禽显分界限”。但“近来趋新之流”自命通达,“民国革命以来,一切纲维破坏俱尽,无父无君无夫,三纲废,孔教除,兵祸亟,群魔张”,才会让“孀妇协会”这种言论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倘无圣贤出而挽之,世界其殆陆沉乎”?[36]无论张棡们如何反对,“妇女解放”及“自由恋爱”之风在瑞安社会显然引起一些青年女性的响应,故张棡对“俗尚之坏”甚感愤懑,在日记中曾列举数件与“自由恋爱”有关的案例,认为俱是“三纲坏,廉耻丧”的表现,乃温州从未有过之“怪现状”。[37]当族内有女性归宁不肯回夫家,张棡亦劝该女“切勿染近来自由恶习”。[38]

党治之“乱”,他认为还表现在吏治上。1927年11月,他提到当时县长刘国祯在瑞安仅当4个月县长,“竟私掳公款九千余金”,并暗存钱庄,结果被地方士绅等侦查得实,逼其交出款项,否则以法律对付。他表示这是“党部中贪官之现状也”。[39]张棡复详记当时瑞安官场一事,以证党政府腐败之风漫延:瑞安警察所邵某宣称从严禁赌,自己却入局赌博,被人耻笑,正如亚圣孟子所说“未有枉己能直人者”。[40]故其以为所谓“严禁”,便是勒索民间之一法罢了。

总之,张棡对党治以来之种种表现极度不满,似认为一切罪皆源于党部,天灾人祸都与党治有关。党军入境之际,他的朋友前清进士胡蓉村正好病逝,张棡称其因“党军鸱张,乱端叠志,居家忧愤”[41],故以微疾而亡。胡氏在清末曾任宝山知县,辛亥革命军起,他即失职返里。张棡为之所撰挽联中有“胜代重科名进士,一转瞬王纲解纽,六经秦火,宁惟吾辈哭先生”等句,颇能刻画当时张棡之心情。1932年11月天空有彗星出现,他称是天象示警:“近日西北倭乱,东南匪灾,又加之共党减租,新政苛敛,蚩蚩民生,真有如沸如羹之苦”。[42]

像山西刘大鹏一样(1),民国初年,张棡对世变的看法就已非常悲观。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道德伦理的日渐弃失,都曾令他们感到精神痛苦。但张棡在国民党政府建立前的状况比刘大鹏可能要好得多,他不但拥有比较稳定的教职,在地方上担任大族家长角色,其亲族网络也够强大,拥有许多资源支持。张棡与一些官员也有一定交往,因此,在官府那边有一定的面子。但是,1927年后,一切都变得让他不可接受。不但税赋负担加重,“少年新人”也替代了他们在学校中的位置,国共两党掀起的“社会革命”冲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权力以及实际经济利益。张棡对党治下种种新政策的具体观察与评价,我们可以治虫为例来加以分析。


三、除虫:国民党党治新政的一例


瑞安虫灾一向较烈。有统计称,1924-1929年永嘉瑞安二县,水稻遭铁甲虫之害,损失就达8400余万元。[43]如1927年夏瑞安东西二乡晚稻十之七八被虫害,每亩所收不过10斤,几乎绝收。次年夏瑞安复发铁甲虫灾,仅收四成。[44]地租在1927年后曾经是张棡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因此他对每年租谷问题极为关心。按当地惯习,业主与佃农双方在订约时对地租数额本有成议,但如果租期内因灾害导致收成减少,双方便需重新商讨当年具体租额。正因如此,治虫成为当地的严峻问题,不但涉及到业佃双方的收入以及官方赋税,也会成为牵动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个诱因,故关于治虫问题,地方上隐约存在一套制度性应对办法。

晚清时期,一旦虫灾发生,通常先由佃农向业主报告,业主查看灾情后与佃农讨论租额,同时他们可能会向官方呈报,要求政府出面治虫,免征或缓征当年田赋,并免除随田赋摊派的杂捐。(2)士绅则向官方提供治虫建议,也可能会出钱组织驱虫消灾仪式,立坛焚香,或请道士或其他仪式专家到场施法。(3)至少到1920年代,瑞安当地都有请师公“搭九台”除虫的传统[45],费用似为地方或宗族公摊。(4)业主还会到场监督佃农扫虫,以免损失扩大。张棡日记中经常有佃户来求看稻以及县官下乡勘荒或动员除虫的记载。因此,尽管地方上经常发生灾荒,然其损失是由官、业、佃各方来共同承担的,官方有减征或缓征,甚至向上级请求免征的义务;业主需与佃方根据灾情重新商量实际收租额[46];佃农则应考虑业主纳税及生计需求,不能完全抗租不缴,形成一个灾荒风险共担机制。治虫一事,同样各方也要承担义务,组织、监督、筹款、捕扫,分工合作,以促其成。如果这个机制被打破,问题就会严重得多。而作为党治新政昆虫局的设立,从其实际运作来看,便恰恰成为打破传统机制平衡的一着棋。

民国时期设立昆虫局来处理治虫问题,在1927年前就已经开始。最早成立的江苏省昆虫局是由上海银团与东南大学农科在1921年联手发起,并在当时省政府支持下创办的。[47]之所以创办此一机构,银团是为了减轻对农垦公司的放贷风险,政府则是为了避免赋税短收。机构设于大学之中,既可减轻行政开支,更意味着其研究色彩浓厚。但当时正筹划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孙中山认为江苏省昆虫局“规模太小,没有大功效”,表示未来要“用国家的大力量,仿美国的办法来消除害虫”,以减少农业灾害,增加农业收入。[48]孙中山显然对民间机构的合作不表乐观,认为运用“国家力量”方可彻底解决治虫难题,但前提是这个“国家”要有足够的财政力,且拥有建立并维持一套新机制的行政能力,同时制度实践的效果要超过旧制度,并不过度增加民众负担。

除江苏外,浙江是紧接着成立昆虫局的省份。1924年浙江西部螟虫灾害爆发,省政府在嘉兴成立昆虫局,以办理嘉属各县螟虫防治,奖收螟卵及点灯诱杀。[49]1927年5月浙江省建设厅成立,即有意将浙西治虫经验推向浙东,要求浙东各县长查明境内螟虫分布及为害状况,并拟具防治计划向该厅汇报[50];同时计划成立“治螟委员会”,各县设立专门委员督促除螟事务,规定每月旅费公费50元。[51]1928年,浙江省昆虫局移设杭州,年经费34000元[52],治虫工作成为浙江省政府训政建设事业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各县纷纷举办县级昆虫局(开始称省昆虫局分所)与区级除虫事务所[53],并制订治虫实施程序、收购螟虫卵块办法大纲及奖励规则等。在瑞安县,1929年曾设立治虫委员会,有委员4人,其中1人为党部所派,2人为治虫专员,另1人为县款产会成员。[54]后来各区似均设立治虫事务所,配主任1人、助理员1人、治虫警察若干名,负责治虫的实施,指导农民掌握治虫方法。(1)治虫费用则由各业主田赋中带征,每亩一角。[55]

1931年前,浙江省昆虫局侧重于研究宣传工作,实际灭虫行动并不多。此后其防治工作仍集中于杭嘉湖及宁绍地区,温州不在其范围内。[56]浙江省昆虫局永嘉分所的工作就是在地方上分发治虫用书,瑞安县治虫专员除“下乡宣传”外,并未做其他工作。[57]其原因可能与温州地区的水稻虫灾很大一部分由铁甲虫而不仅是螟虫所致有关,而当时对铁甲虫农技界并无特别有效的防治办法,地方依然只能沿袭传统人工扫除法。如1932年永嘉昆虫分局人员教民众防治铁甲虫,采取的办法与张棡日记中所记清末民初瑞安知县会同地方士绅督导民众发起大扫除并无二样。不同之处,在于给价奖收之后,该所人员会将扫落的害虫汇集运至县政府办焚烧仪式,以表功绩。(2)

昆虫局之设立本属助农益民之举,究竟能否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还是成为官员敛钱的又一渠道,或机构空洞无所实绩,钱从哪里出是一关键。国民党的办法,最后仍然落到原来的业主身上。在没有看到明显的效益之前,要让这些地主从有限的收入中再分些钱来帮助政府办昆虫局,令他们难以接受。基层昆虫局设立后,固定人员全属支薪,运行成本颇高,更可能成为官员安排闲差的地方,本属于防灾治灾的经费被挪用便属自然。(3)昆虫局成固定机构设置后,无论有灾无灾,业主都必须派捐。在这些人看来,设局灭虫无用,害民有余,是国民党所行恶政之一。

昆虫局既已设立,经费既已摊派,治虫仍用旧法,动员效力就很差了。1933年8月,瑞安县长陈成亲自下乡督促农民鸣锣扫虫,再三催促,农民仍裹足不前,于是,陈成召集各县乡长与士绅会商办法。清泰乡长张组成在会上表示只要买收,农民自然会去扫,但县长表示没有经费。原于钱粮正税下向业主带征之治虫费,瑞安全县虽一年有2000余元,三四年下来本应有七八千元,但县财政科长表示此款已经移作他用,所谓奖收一法无法执行。[58]其实还不如此前遇灾各业主出钱联合奖收,官方从旁协调监督即可。(1)

正因为如此,张棡乃认为当局“治虫了无成绩”[59],“设局张惶,徒耗财力,均于人事无当也”,遍设虫局,带征钱粮,只能“徒饱私囊”而已。[60]故其反对昆虫局,是反对苛税,既无实效,又增加负担。张棡曾写诗讽刺除虫会:

除虫会早设专员,冠盖纷纷下里廛。官样文章循例至,天心变幻逐时迁。蝗蝻录在灾难弭,雀鼠仓空货孰填。南陌东阡都是草,欲歌大有待来年。[61]

从实际情形来看,昆虫局及除虫事务所等设立后,温属各地虫灾仍然猖獗。[62]1929年永嘉、乐清、瑞安旱虫交灾,晚禾颗粒无收,民大饥,流民达40万以上。[63]张棡7月16日记称“场桥佃户林裕田、陈振汉、陈庆尧等来诉今年早禾尽遭虫蚀,颗粒无收。”[64]在绝收的情形下,业主无法向佃主要租,政府的税赋如果不能减免,甚至还要增加,他们自然就极为不满了。原来“佃—业—官”三方互动的报荒机制一旦失效,业主便可能两边受挤压,无法承受。

张棡曾撰《虫荒叹》表达自己的心情,全文长达600余字,认为虫患本不足怕,盖“冬雪压诸虫,除不须壶涿”。清末的苛捐杂税可以归咎于满人当道,但辛亥革命之后,政客们仍只知争斗夺权,不知恤民,政治腐败,吏风不正。张棡进而写到南京政府之后,“近更政披娼,朝野醉狂药。并耕拾唾余,重农欺村俗。集会胥野蛮,设科屏正学。跖犬群吠尧,生灵恣涂毒。”他认为这样是种下恶因,致阴阳失调,故风雨为恶,虫灾绵延,以致“田荒无一熟”。但“天灾既非常,人祸自迫戚”,既然“事事皆扰民”,还不如恢复旧制。[65]次月,张棡又撰《苦雨叹》,提及二五减租与虫灾,称“中朝大官老于事,方诩重农国可治。重农贵粟有成规,减租先从两浙试。那知租减赋又加,反教贪狼中饱恣。何怪上苍怒降灾,群飞刺天屠伯来。”又云“或言国乱生妖孽,六月朔天夜雨血。血痕点点染衣斑,入禾化虫为饕餮”。[66]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1931年7月26日,张棡在日记中又记称,“本年早稻丰稔,每亩均有二三百左右,而平阳江南乡及永嘉上河乡,则尚嫌收薄,盖自处今年并无虫蚀,别处犹有此患云。然昆虫局仍然置办不废,其公费则田赋每亩带征一角,在局者坐吸民之脂膏,而成效一毫莫睹。是天虫犹可无形消灭之,人虫则任意横行之,政弊若此,民安得而不穷乎?近有人谓中山两字乃虫字之化身,语虽诙谐,亦足见民碞之可畏也。”(2)叶德辉撰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大骂农会中人。这是一种文化性的讽骂,也是对其行事风格的否认与鄙夷。张棡则将依附于孙中山神像下的党人比喻成“人虫”,这种比喻,带有经济性的意涵,意指党政府像害虫那样成灾,剥夺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粮食,让他们无法维生。张棡一再赋诗,又引民间段子,可见昆虫局一事,已成为他发泄对党治“新政”不满的一个出口了。(3)

其实,办除虫局,几乎是与国民党其他“新政”同时并行的。但首先是减租对田地业主带来严重的冲突,其次党政府为了修路向业主派捐,另外当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但增加田赋,还大力推行土地清丈陈报,故除虫局一出更引起抵制。(4)与此前相比,国民党政府上台后,土地业主可谓面临全面税捐负担增加的压力,同时他们的收入又有可能因减租及灾荒、匪乱而降低。因此,打开张棡当年的日记,我们似乎听到满耳对党政府的咒骂之声。

1929年4月,由于“二五减租”在地方引起莫大争议,影响到政府赋税征收,浙江省政府遂决定取消[67],但省党部表示反对。8月,在中央党部介入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议决“浙江省二五减租暂行办法”,规定以常年全收获量的37.5%为缴租额,自行协定新租约。[68]但是,由于其事涉扯到农会、政府、党部等许多利益实体,主佃之间很难像此前那样相互协调,纠纷仍不断。[69]在党部看来,减租推行不力是乡间的豪绅地主作怪。[70]实际上,如当时复旦大学商科主任李权时所分析的,浙江省佃农缴租惯例,佃六业四或佃七业三均有,有视此稍增减者,其例极少。因此,与二五减租所定缴租原则佃得62.5%,业得37.5%,实不相上下,佃农因新法未必得多少实际利益。[71]而农会介入后,按亩抽收,同时支持佃农抗租不缴,有点类似缴保护费的色彩。[72]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农会、党部在支持佃农抗租不缴或少缴,业主自然大喊不公了。主佃关系一经破坏,再要他们像原来那样在除虫事务上协力进行,就非常困难了。除虫委员有时会介入地方土地丈量陈报等事宜,甚至向政府密告,盖均与其经费征收有关。[73]

党治政府与此前政府的作风也大不相同。田赋杂捐的催缴力度不但很大,甚至动不动就带警上门恐吓[74],这让地方乡绅感觉大失面子,无法接受。刘绍宽在日记中记载,1927年10月浙省就有命令,推销二五公债券如有藉词推诿者,即以反革命论。[75]在张棡看来,这种“重征酷敛,官窘民穷”,是“无政府”的表现。[76]盖他理解中的“政府”,应以恤民为上,不应以残民为业。

张棡在1927后的数年中,由于负担沉重,家庭开支亦繁多,加上收租困难,曾将田地出售他人,以减轻压力。[77]他也因外债日多,被迫邀请女婿、朋友及其他人合会筹钱。而后其四子张崟赴南京中央大学上学,仍只有向岳家借钱上路。张棡感觉“遍贷无效”,仰仗他人,心理自然异常不适。[78]1930年4月,他在家信中称“自家粮缺”,只得向人赊借粮谷。[79]可见即使这种中等农村富户,在党治最初几年中就已经面临经济困境了。张棡日日痛骂党国,甚至讥为“人虫”,与其自身处境有密切关系。


四、“纯尚虚文”:张棡对国民党党治的讥评与自我调适


1931年,张棡对国民党之管治曾有一段评论:“近日民国新政,自诩一切改革,然大半专任私见,去天下为公之旨甚远,如破除迷信,独奉一尊;主张重农,仍加重税;吏多贪污,国无礼教。皆似非尊崇治道者”。[80]以私党治国,崇独裁专制,政策多言行不一,确实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的顽疾。尽管张棡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经验”所作的判断,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现在回顾历史,其看法似亦颇值得玩味。

张棡对国民党靠总理遗教、三民主义治理国家,很不以为然,对那些党治仪式更深表厌恶。张棡曾访问地方图书馆,对“馆中遍悬党旗、党义”甚为讨厌。[81]张棡有友人王星华侄在党部任事,王、张均认为该子“不肖”,因其主张3月12日乃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禁止鼓乐,不准演戏,引发乡人公愤,大家群起“唾骂孙文”,警察只好不管。[82]瑞安县党部禁止迎城隍,但大办与孙中山“奉安大典”有关的提灯会,张棡斥其“恬不知耻,举国若狂”。[83]其亲戚子举办文明结婚,堂中悬孙文像,新人读《孙文遗嘱》,气得他提前离开,认为这种做法“野蛮而非文明,有识者对之齿冷”。[84]他曾撰联讽刺孙中山崇拜:“读遗嘱,当圣经,一派蓝攸攸,全国翻成重孝国;有国陵,无国母,四围空洞洞,中山竟似独孤山”。[85]《大共和报》上有“孙文罪状”一书,据说是李燮和所撰,张棡认为其“语皆核实,笔挟风霜”,“倘以示今之谄谀贡媚者,究不知如何愧死”。[86]张棡认为训政只遵总理之说,而不知吸收历史上之从政之道,是“航断潢绝港以求至海也”,必无甚结果。(1)

“一·二八”之后,张棡对中日战争甚为关注,文字间颇可见其“爱国主义”的一面,但对孙文学说,尤其是对孙氏的崇拜仍持否认态度。他翻阅《中山丛书》,发现“阿谀孙氏者,不问其论之是否如何,奉之若金科玉律,而所行党政,又多与孙氏所言矛盾,何怪其愈行而愈乱乎?”[87]他也发现,尽管国难当头,但党治之下全国仍“纯尚虚文”,“虽武侯淮阴复生,亦难措手”。[88]这种评论将矛头指向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形式主义的一面,宣传与实践脱节,官吏皆在口头上自称孙中山信徒,行动中却处处徇私舞弊,“主义”云云,便沦为壁上的教条了。张棡的此种看法颇能反映出社会上一些人的认知。

张棡友人曾指孙中山为一“无智识”之人,并提及两事,其一为蔡元培曾陪孙文游绍兴兰亭,孙竟指乾隆御笔碑文由明人董其昌代书;其二称《三民主义》一书皆由他人代撰。[89]对此张棡初无评价。当张棡看到章行严在《甲寅周刊》上撰文,指武昌党部所主张之“共产共妻、废孔”等,一切“非法行为”与孙氏三民主义相去万里时,他花了四天时间研读《孙中山三民主义讲演集》,以期找到党义与他眼中的实践相矛盾的地方。[90]当读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章节,他曾认为“恳挚通达”,为“切理餍心之谈”。[91]张棡似乎试图将“盲从革命者”与三民主义信徒区分开来,当然,内心则期待国民党不走过激路线,在文化及社会各方面,举措能稍平和。张棡读到“民生主义”时,将共产党与孙中山切割开来,认为孙之同情“共产主义”,是指将来之事,若民权发达,贵贱平等,国家富强,则可以共享一切幸福,故是“共产在将来,非共产在现在也”,但“乃今之共产党,一味煽苏俄毒焰,占夺人产,侵凌利权”,与孙中山之主张相距万里。[92]四年后,张棡复认为孙中山系“政治家”与“雄辩家”,非“著述名家”[93],因此,其所论未必可靠,不值迷信崇拜。

对于国民党要人,张棡在日记中讥讽有加,骂得比较多的是曾在科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的蔡元培。他曾引前绍兴警察处长薛轶尘的话,称蔡元培家极贫,以一“老先生”而竟“锐意求新”,“提倡白话,男女同校,败坏学风”皆其罪。[94]张棡骂蔡元培:“从前不过赖数篇八股敷衍孔子语气,始得骗一举人,骗一进士,其从前长北京大学,提倡白话,非特儒界中所不堪道,即孙中山在九泉,亦不料党中有此不伦不类之狂谈,南京政府中如长容此人,吾窃为民国前途痛哭矣”。[95]他认为乱局中“武人不足责”,质问蔡元培这些“读书人”,“平日所读者何书?所奉者何教?”斥其为“千古未有之大罪人”。[96]张之恨蔡,不仅以其为所谓“名教叛逆”,更由于其所提倡者,瓦解了张棡这些传统基层士人的地方权威。

张棡痛恨党治,凡是批评党治之观点均得到他的称赞。他曾借胡适《人权论集》来细读,该书不但讨论人权定义及思想言论自由、宪法等,还专章分析“国民党中的反动思想”等,故张棡认为“语多切中近时党论情弊”[97],虽然他此前反对胡适提倡白话。1927年12月6日,张棡看《时报》载“吴稚晖书汪精卫论分治后”,认为“以党治国,决非善策”,对“学界青年犹昧昧盲从”,“可叹尤可恨”。[98]当他在《新闻报》上读到王造时驳汪精卫、于右任不可废党事一文,认为“痛快淋漓,足令汪、于两奸徒舌挢不下”。[99]王此文后收入其所著《荒谬集》,认为要废除党国体制,施行宪政。[100]

1930年2月,中原大战起,阎锡山发出反蒋通电,吴稚晖发表致阎锡山通电以作回应。但这在张棡看来只是“寓劝于规”,“于近政之弊不能畅言,究未足以服人心也”。[101]次年2月,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成宁粤对峙局面。张棡认为是党治不当,才引发混乱。他在日记中摘引《时事新报》1931年6月4日评论,称其语甚中肯。该论曰时局“危在党不在粤”,认为国民党失却民心信用,官吏腐败,不能全然卸责于广东之反对派。[102]1933年,张棡对国民党曾有“厉行三民主义,卒至丧东北四省之人民;蹙国千万里,豢养数百万虎狼,择肥而噬人,国焉得不亡”之评语。[103]

批评怨咒的同时,张棡有时也将希望投之于个人,希望有人出来挽救状况。这当然是专制政体下民众的普遍心理,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自我心理调适。1928年11月,温州防守司令蒋定宇上任,表示要严厉惩办“不法农民”,用白话颁布“忠告农民书”。张棡在日记中详录其文,认为其论颇切中要害,认可其对“二五减租”利弊之分析,希望“贤官长之造福我瓯民”。[104]1930年2月19日,郁闷中的张棡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更换,“喜而赋诗”,希望“时危或转康”。[105]而在良吏无望的情形下,人们则将希望转向其他能制衡党部的力量。1932年8月,瑞安当地驻军在中元节护卫城隍出巡一天,打破党部禁令,后者“噤不敢阻”,张棡称“强权世界,足以儆顽惩贪”。当张棡见新任瑞安县长孙延鼎会作诗,便称孙“真近来之风雅之儒官”,并和诗一首。[106]但此时基层党政难以分开,传统官绅交游的办法未必能减轻他们的担负,更为实际的做法可能是在赋税缴纳上取拖延或抗拒的办法。

张棡的意见在当时应该代表了瑞安大部分乡绅的看法,他经常与朋友一起合骂党治,对党部及“伟人”百般嘲讽。这当然是由于国民党的施政不但在文化上让他们感觉极为不适,在经济上也已损害到其切身利益。浙江因为“二五减租”以及农会问题引发的政治争执,后来便屡屡闹到国民政府最高层。1930年2月,瑞安当地士绅郭弼联合一百余名地方士绅呈文国民政府,称浙江省政府“二五减租暂行办法”在当地引起极大纠纷,要求政府解决。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要求浙江省政府查办。(1)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据温州警备司令姚琮的密报,指平阳县各农会“迭被呈控,滥收叛徒匪类,广结团体,收费造乱”,下令将温属各县农会一律解散,另派农运人员加以训练再行改组,“以维农村而绝乱源”,并要求凡凭藉农会“作恶”之人,一律指名拿办。[107]向姚琮举报的就是平阳的地方士绅。7月,蒋介石复代电浙江省政府及省党部,下令禁止党部与农会干涉业佃间争执,取缔不合法农会。[108]这说明地方士绅的不满已反映至高层,甚至通过种种游说,有效地影响到最高层领袖的决定。不过,暂时取消农会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张棡这些人眼里的国民党的“苛政”,是当时南京政府在军费年年攀升的情形下剥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并非单纯党部“作乱”。为了避免国税无着,或地方秩序紊乱,蒋介石也只能以取缔农会来抚慰地方士绅,禁止党部介入业佃纠纷,甚至取消部分附加杂捐。

在此情形下,前节所论浙江省昆虫局的命运受到很大影响。1934年浙江省府奉中央令减免附捐,除虫附捐从1934年开始减半征收,各县除虫机构遂纷纷裁撤。省昆虫局也因财政无力支持,宣布裁减行政人员。这被昆虫局的专家认为是“浙省自实施治虫以来所未有之最大打击!”甚至“亦为全中国昆虫事业之空前危机!”[109]对于张棡这些地绅来说,他们的意愿终于局部得到实现,尽管其他方面的压力仍接踵而来。从昆虫局的人员来看,这自然是“地方恶势力”在搞破坏。1936年,浙江省昆虫局局长兼浙江省治虫人员养成所所长张巨伯撰文称“治虫工作,贵乎合作,然在今日之农村,多有土豪劣绅势力压迫农民,从中阻挠,致农民对于治虫工作之进行,常被此种恶势力所左右。”[110]其实,昆虫局对灭虫既无有效的新的低成本方式,收虫奖收在抽捐之外又要业主再筹钱,自无人支持。在国家无钱投入之时,单靠增加有产者之负担,通常会引起地方的反抗。


结论


瑞安乡绅张棡在党国体制笼罩中国之初的观察,在今天看来,可以给我们很多有意思的启示。尽管他是一个传统读书人,没有像他许多同乡那样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接受法政科的科班训练,但他根据自己的知识及体验,对党治所做的一些分析却颇为中肯。他的经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为何“二五减租”在浙江省面临广泛挑战,也可以让我们加深对1933年之后党治挫折的社会基础的理解。他的一些记录,虽然不一定绝对客观,仍有助于我们观察基层国民党党治的实际情形,包括清共后的“国共同构”问题。(2)也许这种“地方”视角可以让我们将许多问题的讨论落实到地面上,与社会民众的实际感受连接起来。

张棡用“人虫”来形容党政府之腐败无能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其实国民党最后在大陆的政权崩溃并非突然发生的,蛀虫从孙中山时代开始就已经进入党国体制内部。国民党政府既无法解决官员腐败的顽疾,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合法性孱弱的难题。国民党失败之关键,在于其得不到确定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以前认为是贫苦农民不支持他们,被共产党吸引走了,其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也未必支持他们。党治初期,许多像张棡这样的中等有产者,由于面临来自党政府与下层阶级的双面进攻,负担日益增加,收入一天天减少。他们在文化上、思想上,乃至“面子上”,都饱受刺激,因此,这些人对国民党治理多全面失望。许多人逃到城市居住,一些人则迅速贫困化,北伐前尚保存的官绅合作治理机制全面瓦解。后来的“农村复兴运动”,或一些人提出的“乡村自治”,其实都未能面对问题的根本。

也许我们要重新理解无论对于有产者,抑所谓“无产者”来说,“民国”在1911-1949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后来宣称要引导人民走向幸福的国民党,其统治给民众带来的实际负担是什么,人民的感受又是如何。如果“地主阶级”都无法在内心认同这个党,或这个统治他们的政府,那么,所谓“人心向背”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生。如何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尊重民众的合法所得,以及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如何避免激化贫富阶层之间的矛盾,尊重有产者的合法所得,并且通过正当措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成功实现社会改革必须要思考的。但是政府如无能、无知,或无心于此,便常把杀富济贫当作一条捷径来走,结果只能让局面更加恶化,传统社会结构完全颠覆之后,社会道德秩序瓦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作为一个传统读书人,张棡在1927年之后的日记中充满了对党国统治的愤慨与不满,真是恨之入骨,诋毁不已。然叶德辉撰联招祸(1),张棡则得以高龄善终,是因为他只在日记中或与朋友亲戚的闲聊中吐露心事,并未撰文传播,故不能称其为遗民,或可称其为一有知识的“顺民”。其实,张棡作为一个地方乡绅,本身并无太多政治立场,其对官员的褒贬,有时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去考虑,或与“面子”有关。若官员“礼贤下士”,或有亲民之风,这些读书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但若损害到其利益,自然对其无好评,与叶德辉强调自己基于“大公”评论政治不同。

对于张棡来说,虽然他对国民党政府极表不满,但迫于家庭生计压力,在利益关系上又无法与之切割。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得不进入国民党党政府部门工作。(2)所以,张棡一方面对党治衔恨不已,痛骂不止,另一方面却到处寻找政府体系中的故人、朋友或学生,为子侄饭碗请托关说。是故,张棡有时会告诫自己,既然自己是“手无寸柄”的书生,“总宜行吾家百忍之法或可稍免无妄之灾也”。[111]这种避让求全之意,也在他给儿子的家信中有所表露:“当此泯棼时代,我辈书生无权无力,只好守己安命,顺时听天,若一毫非分营求,便违圣人进礼退义之训,亦望汝时时省之。”[112]也许这反映了20世纪中国读书人的悲剧,在专制体系之下,知而无法行,只能迎合不当体制,谋求私人利益,保护自己安全。

王奇生认为,“到1930年代初,拥有科举功名的最末一代士绅已濒临整体性没落的境地”。[113]原因为何呢?一方面当然与负责者新陈交替,乡村权力控制者更新有关,如新的保甲长、村长,甚至族长都已换为晚清以后接受新学教育的人士。另外一方面,则可能与结构性的因素有关,盖1927年前,官厅对地方耆老士绅尚保留一些尊敬,政府的权力也未有大的扩张,加上政局变化迅速,官员在任时间短,更需依赖地方士绅共同治理,或使官绅合治的结构更为巩固。但是1927年后,由于党部的兴起,原属士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如地方教育,文化创设等,都由党部主控,绅权自然萎缩。这也是张棡这些人,对党部恨之入骨的一个重要背景。私的方面,党部的行动,让这些绅士无法自安原位,减租、反对宗法制度、提倡妇女自由、反对“封建迷信”,均直接涉及到原本绅士的权力。公的方面,文化环境整体上被破坏,原来的社会网络活动也已经大受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慢慢被改变,无处不在的党部权力,正在逼使他们日渐内敛,避免成为攻击目标。不少人感于世变,心情日益沮丧,或可称之“群体性的文化失落”。

罗志田将梁济之死归纳为“对共和体制的失望”[114],这种“失望”情绪可能弥漫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群体中,传统读书人更甚,张棡即如是。他在1900年代像浙江其他许多士人一样,内心有些排满意识,或对汉人建立新的“共和国”有一些期盼。但是,当新成立的民国并未给他们带来什么美好的东西,反而世局日坏,有的就开始怀念前清的种种好处了,越到后来,这种“失落后的怀念”就越强烈,许多人就会感叹世变之速,像王国维那样“只欠一死”了。(3)

虫灾的发生,常常是自然生态系统失衡的表现,但征诸党治初期的温州地方史实,可能也与社会生态系统失衡直接相关。如果土地业佃关系恶化,官绅关系不良,虫灾初现,佃农不报,或虽报告,但业佃无法合力治虫,官方也不尽监督或协助之力,各方互不信任,甚至争斗不已,这种社会状况如何能够有效防治虫灾呢?虽然有除虫机构之设立,但若有名无实,坐耗钱财,或藉名征剥,自难有成效。党国虽然有所谓建设事业之设想,若缺乏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与之相配合,便难竟其功。结果可能就是以建设为名,行贪腐或无为之实,徒费民帑,美好计划也无法贯彻延续。以此来看,“中山虫”这一谑语,或能反映出党治之下种种建设事业在基层社会所面临的实际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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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研究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5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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