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27年开始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给一些地方传统读书人带来巨大冲击,其政治观感可帮助我们了解国民党党治在基层展开的实际情形。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对新的党国体制衔恨不已,甚至用“人虫”来形容政府举措之不当及其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但张氏的褒贬有时也是从个人利益本位出发,迫于生计压力,张在日常生活中亦无法与新政府完全切割。张氏的经验,证实国民党在基层得不到传统乡绅阶层的支持,但国民党党部活动至少在浙南已引起社会结构重大震荡。党国兴起后,原属乡绅自治范围内的一些事项,转由党部及新派人士主导。传统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地方文化环境亦遭破坏,“群体性的文化失落”于焉萌生。

　　 关键词：国民党; 乡绅; 张棡; 国民党党部; 虫灾;

　　 虽然以重大事件来划分历史时段易引起学者们的争议,但一些改朝换代的时间点,对读书人来说,可能仍有重要意义。因为政权鼎革或会对他们的生活与心理都带来重要的影响。学界对晚清维新派、五四时期的新兴学人在“1911”“1927”等年份的经历讨论已有很多,但对于原来依附于科举系统的“旧派”读书人,或那些介乎“新”“旧”之间的读书人,我们所知似乎还不够。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1911年后出现的“遗老”群体,这些人对新生“民国”冷眼旁观,构成了当时历史极有趣味的章节。[1]北伐前后南北士人的反应,也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但关注得较多的仍是读书人阶层的“上层分子”,或有“全国影响”的人物(1),地方士绅或基层乡村读书人的感受很少被讨论。

　　 1926年开始的北伐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农运动、党部兴起,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对当时中国广大的“读书人”带来重大冲击,其影响可能不亚于此前南方士绅所受“洪杨之乱”的影响。如湖南长沙名绅叶德辉被杀,及清华教授王国维之投湖自尽,均在一些人心中投下重磅炸弹。尽管文化领域“复古”或“保守”之风不时会吹起,甚至在社会上引起阵阵涟漪,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以“旧读书人”为主体的抗争事件。那么,普通的传统读书人如何理解这场“革命”?他们对新成立的“三民主义”党国如何评判?其观感来自什么?与其生活变化又有何种关联?了解他们的内心想法,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察到当时某种潜在的“历史脉动”,或增加我们对1920-1940年代国民党政权变迁动因的理解。本文欲从浙江瑞安乡绅张棡在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对地方政治的观察来探讨此问题。

　　 张棡,瑞安县汀田人,生于1860年,逝于1942年。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汀田,除了早年因参加乡试经上海到杭州,1937年曾在南京、杭州短住三月,其他时间几乎可说是“足不出府”,属于典型的“地方乡绅”。由于屡试不中,张棡并未获得生员以上的功名,一生基本以教书为业,先为塾师,后为中学教员,可说是一个比较草根的旧读书人。研究基层人物,尤其是像张棡这样的基层“知识分子”,搜集资料是最困难的。官方档案或公开报刊对这些人物的记录极微,即使有点滴记录,我们也难以靠其来观察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一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是因为张棡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多达105册、时间长达52年(1888-1940)的日记。这部270余万字的日记,内容十分丰富,既有作者所耳闻目睹的国内外时事,也有其读书交流所得,对家庭经济、宗族及乡村琐事记录详尽,地方社会各种事件更是有闻则录,实为研究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民众心态的珍贵资料。本文将以这部日记为核心史料,配合其他相关文献,来了解张棡这一段心路历程。

　　 一、北伐前张棡之经历与政治态度

　　 据张棡后人讲述,张家是南宋时由福建赤岸迁居瑞安八都汀田里,绵延发展至清季,族内先人曾获得拔贡、举人等功名,在外任官,或举办藏书楼闻名乡里。张棡父张庆葵,贡生出身。1861年平阳金钱会起事,张庆葵曾出力举办团练,事后获军功奖授知县,加五品衔,赠奉直大夫。张棡自幼好学不倦,少年即颇有文名,21岁入邑庠,升廪生。1894年浙江学政徐致祥等到温州主持院试,张棡得瑞安经解场第一名,颇得徐致祥的赏识,其文被刊入《浙江试读》,“合郡士子均羡”。(1)惜其科试屡败,抱憾终身。(2)张棡曾师从本乡举人许黻宸,并在当时瑞安巨室孙家随读。孙衣言、孙锵鸣均曾任显宦,时归里欲培人才,对张棡颇为欣赏。1891年,孙怡让聘张棡为孙氏诒善祠塾主讲。张棡与孙怡让日夜谈学,成为至交。后来孙怡让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请张棡担任瑞安中学堂文史教席,后又推荐其担任温州府中学堂(后改为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教席。1916-1927年张棡亦曾任浙江省立第十师范、瓯海公学等学校教员,在温属文教圈中有一定地位。

　　 张棡另一层身份与本文关系更为紧密,即其为瑞安乡绅。瑞安到温州有温瑞塘河沟通,沿河地带俱称河乡,有南乡、北乡之分。张棡为南乡地绅领袖之一,而立之后即担任诸多公共事务。1896年螟虫为害甚烈,张棡曾带领乡民治虫,撰《禾螣说》呈县,并教农民以扫除火攻之法。1900年,义和拳事起,瑞安乡间有响应者,清泰乡民筹办团防,张棡被推为总干事。[2]1902年为防治潮水侵袭,张棡倡议添筑海塘,撰就条规,上书县令盛蔚堂,邀请沿海各乡士绅,分工合作,筑成五六十里海塘。张棡又发起将莘塍聚星书院改建为东区聚星两等学校,并自创汀川初等小学。[3]这些事务一方面造福乡里,一方面也得到官方褒奖,其地位愈加巩固。1909年张棡被推为本乡禁赌董事,民国初曾被聘为续修浙省通志的瑞安东区采访员[4],1912年被推为清泰自治会议长(辞而不就),1913年参加自治局会议。[5]除乡里公事,张棡还花了很多时间处理宗族事务,凡族人间之交涉案均要出面审理调解,本族与他族之间之冲突亦介入颇多。

　　 张棡在当地属于中等地主。家里有田一百数十亩,分散于场桥、岱石、枫村、小典下、金岙、鲍田等处,按季向佃租农民收取谷租、薯丝租、麦租等。除了其任职时的薪给之外,这些地租不但是他们家庭的口粮来源,也是重要收入。但是从张棡日记中可以看出,1921年后,由于开支繁重,张棡家庭经济日形拮据,不但欠有外债,甚至得依靠借粮度日。因此他曾经将祖田40余亩出售他人。[6]等张棡的四个儿子都有稳定工作,女儿也出嫁后,其家庭经济情况才慢慢改善。

　　 张棡所受教育虽属传统儒家范围,但其在青年时就为“新学”所吸引,其价值观应该是新旧混杂,不完全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信徒。在思想上,张棡属于典型的“过渡人物”,新旧杂具。如他既赞扬兴办女学,又反对妇女自由恋爱。他一生敬鬼神,信奉城隍,及当地的各种“大帝”“娘娘”,并无明显反“淫祀”思想,然亦具宗教多元共存意识,并不反对耶教。对于社会风俗,如信仰、仪式等,他一方面认为传统需要保存,另一方面担心其失控有扰秩序。他有一定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意识,但并不认为个人权利可以被“国家”随意侵犯。

　　 尽管张棡很少离开瑞安,其信息来源却甚广泛。瑞安当时是温州新学大本营,张棡一生手不释卷,所读甚广,新式书报便是主要内容之一。早在1888年张棡即订阅《申报》[7],后又订阅《新闻报》,并以其所办学校名义订阅其他沪、杭、温各种报纸。任教温州时,张棡日日去图书室读报。(1)在外地读书工作的儿子或朋友,有时也给他寄来各种报纸刊物及新书。(2)因此,我们可以从张棡日记中发现他对国内外各种时事均比较了解。张棡还乐于交流,无论在城或在乡,往来朋友亲戚不断,通过交谈,他知道了不少关于国家或地方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私人消息。1908年前,张棡与孙衣言、孙怡让等人在一起经常谈话,获益很多。[8]其他如陈介石、张云雷、周孟由、林同庄等温郡名人,皆曾是其交流对象。

　　 谈到政治态度,张棡在“共和制”与“君主制”这两个选项上似无偏向,亦无特别的政党立场。作为基层普通“有产阶级”或“知识阶级”的一员,他关心的更多的是个人权利,以及与自身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道德及民间风俗等。张棡反对暴力战乱,对不利的新政甚为排斥。与许多普通地方商绅相似,他对政局变化可能带来的秩序不稳很担心。如1924年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离杭,孙传芳取而代之;1927年孙传芳退出浙江,北伐军进入,其心情均如上述。[9]对于国民革命军北伐,讨伐吴佩孚,张棡以“噬狼争正”四字概括[10],可见无论南北,在他看来均相似。

　　 张棡希望官绅融洽,不喜欢高高在上的新派党人,更喜欢有传统儒士色彩的官员。张棡一生基本上没有加入过什么党派,除了曾被拉入研究系的边缘团体。(3)民初瑞安党派斗争甚为激烈,全国层面的如国民党与进步党、研究系与安福系之间的政党斗争等,在地方上均有表现。张棡大概属于研究系的边缘同情分子。1914年10月,张棡曾为浙江省议员选举舞弊,撰《王一、张柄威盗开票匦罪状书》刊登报端。[11]但是张棡在日记中甚少评论民初国民党的活动。1913年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张棡似不甚赞成,曾撰诗称“蒙藏正苦扰边疆,同体何堪又阋墙。南北军成左右袒,共和国变斗争场。党魁扰扰蛮攻触,倭客纷纷虎作伥。太息楚歌兵尽散,可能一梦醒黄粱。”[12]显然不看好国民党人的暴力举动。张棡一向认为“选举”不但无助政治改善,反而破坏社会道德,引人堕落。1918年7月,他就写诗嘲讽当时热火朝天的国会议员竞选:“行举言扬秉至公,共和三代有淳风。不图千载虚名误,赢得终南捷径工。几辈党员输货币,一般团体争雌雄。便宜旅馆生涯盛,大肉肥鱼尽醉翁”。[13]对当地选举斗争的实情描述甚为深刻。1923年6月,总统黎元洪被逼出京,张棡就认为是“党祸”所致,矛盾由来已久。(4)

　　 尽管如此,在涉及到其自身利益的地方事务上,张棡有时也会主动参与。瑞安城绅与乡绅之间一向有利益冲突,新旧士人在一些公共事务讨论上意见亦经常分歧,张棡便常卷入争论的漩涡。另外,一些地域性的权力之争,张棡也有介入。如1919年温州士绅曾发起反对台州籍第十师范校长王镇雄的活动,张棡即为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他不但写信给外地温籍官绅请求援助,并代拟《讨王镇雄宣告文》登于当地报纸,最终王被迫去职。[14]

　　 张棡喜欢在日记中评判地方官员,其判断标准似乎与以下因素有关:一、年龄文化;二、是否尊重地绅;三、政策实施;四、道德问题。如对1914年到任的永嘉知事刘强夫,张棡就认为其“酷贪无缘,于禁烟事专择肥而噬”[15],“行同盗贼,专注意金钱”。[16]但对同时在瑞安任知事的莫章达,张棡却称赞有加,数次赠诗莫氏,与其来往密切。(1)不过,后一任的瑞安知事林钟琪又不得其好评,离任时被瑞安人百般辱骂,张棡日记中指林被认为“极贪”,衙门腐败不堪。[17]尽管对地方官员的风评不一,但1927年前,作为地方乡绅的张棡似越来越为当局所重视,1924年张棡曾被县署任命为瑞安县志分纂及采访[18],1926年又被任命为上望场沙灶地垦放办事处主任。[19]但不久之后南北开战,政局大变,他获得的地位相继失去。

　　 二、“大乱世界、无法无天”:张棡对国民党党部的看法

　　 中国国民党在建党之初就提出要以党治国,1925年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即是这种理念的实践雏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畸形发展,党政两歧,派系互哄,以党治国引发的问题丛生,政治亦渐渐走向蒋介石之独裁专制。这种党治,不仅在高层引起诸多纠纷,在基层也造成许多问题。从一个受儒家教育的乡绅的眼光来看,种种现象怎一个“乱”字了得。

尽管“五四”之后国共两党在温州就很活跃,甚至张棡身边也有中共分子在活动(2),但是直到南方国民革命兴起,尤其是其势力波及温州之后,张棡才特别重视党人之举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