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友:代际传递与党部再起:浙江平阳乡绅与国民党“党治”的推行(1926—1928)*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6 次 更新时间:2019-09-17 14:26

进入专题: 代际传递   国民党   县党部  

王才友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的叙述脉络内,我们对基层中共党组织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而对国民党基层党部建立过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本文从地方乡绅“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考察1927年前后国民党县党部再起和“党治”推行的复杂性。从浙江省平阳县党部再起的个案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乡绅早在清末民初就亲身组织、加入或通过代际传递不同程度地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并以团练、“政党”、学堂和议会等不同标签与县署进行分权。北伐军兴后,乡绅权势虽受到较大冲击,然党国政治权力的碎片化使乡绅依然有机会共享对地方社会的管理权,只不过当事者由官绅两方变成了党、政、绅三足鼎立罢了。在这个过程中,党部依赖绅权发展党权,乡绅借助党权分割地方利益,对于县政府来说,如何处理与党部及乡绅的关系,确是一大难题。

【关键词】 代际传递 国民党 县党部 乡绅 平阳


一、前言


传统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控制体系可分为“公”与“私”两大系统。一般来说,“公”代表着国家政权利用各级政权体系,依靠军队、法律和经济等力量对社会进行控制,“私”则是国家依靠乡绅通过宗法与经济等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实际统治。可以说,秦汉以降,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在这一“公”与“私”互相冲突与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往复和颠沛的。①然而,清末以来,政党政治开始影响乃至左右近代中国的走向,“公”和“私”两大系统再次发生冲突与交融。②民国初年,各政党开始在基层建立党部,北伐兴起后,政党政治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尤巨。国共两党先后派党员回原籍建立基层党部,北伐、工农革命和国民党“党治”的兴起对地方社会和乡绅的生活心理造成了巨大冲击。那么,“政党下乡”后基层社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地方乡绅又是如何因应这一新型政治呢?

学术界关于清末民初地方士绅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已有充分研究。早期的西方研究者多关注19世纪士绅类型、人数、分布和收入等,从而考察乡绅与地方社会的关系。③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界逐渐认识到其实并无铁板一块的“士绅”阶层存在,并集中探讨下层士绅应对政治鼎革的地域差异性。如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和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在二人主编的《中国地方士绅与社会控制模式》中汇集众多学者对各地地方士绅的个案研究,展现了不同区域地方社会控制模式的差异性。④在相对发达的核心区域,如江浙一带,教育、科举和经济对地方社会的控制模式有较大影响;而在边缘区域,受政治或军事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强人政治”对地方社会型塑特征明显。⑤这些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政治鼎革时期地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但多未关注政党政治、乡绅和地方社会的交互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党政治与地方社会变迁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在革命史的叙述脉络内,我们对基层中共党组织发展史的梳理和论述较为清晰,⑥而对国民党基层党部建立过程的研究基本付之阙如。这一研究进路导致我们对1927年前后国民党基层组织缺乏足够了解,难以看清“政党下乡”与乡村社会变化的关系。

不过,仍有一些研究关注到了地方乡绅通过各种桥梁介入国民党的基层“党治”。如沈洁通过考察民初奉化社会发现, 20世纪20年代新式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延续地方自治传统,主动实现与新的党组织接续和“党化”。⑦如果将视线延伸至19世纪50年代,我们更会发现,“旧乡绅”在应对政治鼎革时所展现出来的“代际传递”尤为值得重视。旧乡绅从晚清到民初积累了深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⑧,在1926年北伐和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往往通过代际传递参与到国民党“党治”之中。与新式知识分子主动“党化”不同的是,旧乡绅未必会对“党治”产生美妙印象,甚至多有“不满感”和“剥夺感”,但他们早已参与或被卷入党治体制。本文考察的浙江省平阳县国民党“党治”即是如此。在1927年“清党”和改组的过程中,以刘绍宽、陈锡琛、王理孚、姜啸樵和黄光等人为首的乡绅依靠过往积累的权力资本在县政实施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其亲谊门生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县党部的核心成员,成为影响平阳县“党治”推行的重要力量。本文拟从“代际传递”的视角来考察1927年前后平阳乡绅在县党部再起中的作用和“党治”推行的复杂性。


二、团练、学堂和政党:地方乡绅权力资本的形成


平阳县位于浙江省南部,隶属于温州,东面濒海,南邻福建福鼎,西靠文成、泰顺,北接瑞安。平阳于西晋太康四年(283年)建县,称始阳,后改名横阳。五代后梁乾化四年(914年)改横阳为平阳,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县内最大水系为横阳江,又名始阳江、鳌江和钱仓江。县境东北万全平原和东部鳌江中下游平原,为飞云江和横阳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肥沃,“六山一水三分田”。⑨全县共分七区一镇,分别为城区、万全、小南、江南、南港、北港、蒲门区和金乡镇,其中金乡卫所古时多归入江南。县境西高东低,西部群山耸峙,缀以涧谷、丘陵、盆地和平原。其居民除城区多营商外,余皆业农,如万全、小南二区,地多平原,灌溉便利,经济富足,“尤其江南一区及金镇数十里,一望平畴,故产米独最”,江南、金乡所产之米,每年“大约不下百万金”。南港、北港和蒲门三区多山,灌溉多藉山水,“故农人之种田者,仅晚稻一季”,经济相对欠发达。⑩平阳县人口均系历代避乱和海禁由闽省迁入,且多聚族而居,古有“八姓一家”之说,其中陈、林、黄、李、吴、杨、王、郑、张和蔡为最大的10个姓。11到民国九年(1920年),平阳在册人口计67万余人。12明清以来,地方乡绅往往通过向宗族捐赠土地、开办学校、建义仓等方式,获得对宗族和地方社会的控制权。13至清末民初,地方乡绅应对时局变幻的形式更趋多样化,以刘绍宽为首的平阳乡绅的权力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

(一)团练、科举和学堂:地方乡绅与清末平阳社会

团练是清末平阳乡绅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媒介。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在宗族和宗教的激荡下,温州于1859年在平阳钱仓发动了“金钱会”起义。14金钱会会众“对神结盟”,结为兄弟,对抗上层士绅的剥削和压迫。15钱仓和江南仅一水之隔,江南张家堡乡绅杨配籛因不满“郡邑官庇贼,贼且不可制宜”, 急以“团练自守”。杨家“世以赀雄于乡”,故杨配籛联合从弟杨配芝、子杨镜澄,戚友宜山人陈际中、金乡人夏成瑚以减租相号召,办理团练,“率诸富民益出私财、储火药、治兵器、筑土城,沿江数十里”。16在宗族和团练的组织下,江南“数十万人先入会者皆出会为团”,平阳各地“被杀及破家者无虑数千人”,独江南一乡未尝见一兵。乡绅们在办理团练的过程中赢取了声望,并“折节务儒业”,被授以功名,如杨配芝赏加五品衔训导,杨镜澄“遇缺即选”,并赏廪生,陈际中赏增生,后又由廪贡生议叙为训导。17

杨配籛死后,杨氏、陈氏家族的绅权因其子嗣得以迅速扩张,尤其是刘绍宽和陈锡琛进一步提高了两大家族在平阳社会的影响力。刘绍宽,字次饶,号厚庄,1867年出生于江南白沙里刘店。祖父和父亲皆为县学廪生,曾祖母、祖母和伯母皆娶于张家堡杨家。刘绍宽二岁丧母,少时随伯母住张家堡村,从母舅杨镜澄学文,从杨镜澄高足项雨农学经史,十七岁县试第一,后又从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治考据。二十岁开始教读生涯。二十二岁从瑞安金晦治颜李实用之学,曾师从孙诒让,并向黄绍箕等人多所请益。刘绍宽博览群书,淹通世务,深受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补廪生,二十三年(1897年)考选拔贡。自选拔归家后,即开始“多涉乡里俗事”。18

陈锡琛,号筱垞,又号少垞,1861年出生于江南宜山,家中富有赀财,父陈际中乐善好施,独资建造江南义冢,并与杨配籛谋设济婴局于平邑城南,救活女婴无数。陈锡琛幼承庭训,1873年随侍其父桐庐县学教谕任内,受到严格训导和熏陶。光绪五年(1880年),陈锡琛以县考秀才第一名入泮。后又从瑞安举人许祝卣学文,1890年陈锡琛与刘绍宽、陈子蕃19同从学于吴承志。1894年和1895年,陈锡琛和刘绍宽皆参加平阳县院试,皆取为一等,1897年7月二人又一同赴杭州参加乡试,落第。陈父殁后,陈锡琛承父遗愿,出资接办济婴局。201900年升岁贡生。1910年当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候补议员。陈锡琛、刘绍宽籍源江南,凭借着家资、学缘和自身奋勉,在代际影响上实现了成功的接续。

义和团运动更使江南乡绅的社会资本急遽提升。1900年5月,郑家墩“神拳”领袖金宗财散发双龙飘布,准备在拳民势力较盛的江南地区起事。面对来势汹汹的拳民,地方官府主张以抚为主,而杨镜澄和刘绍宽认为抚乃“办土匪最下策”,“贻害地方”,因此联络各方绅富办理团练,众推杨镜澄为总董,刘绍宽、陈锡琛和夏仲甫(夏成瑚子)等为副董,各都设都董,配合总董书捐,办理经费由富户每市亩出谷五方,用于置备器械。不难看出,江南乡绅在团练中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也正因为此,平阳县令谢焯蓥对团练“颇有诋毁”,“卸过邀功”,认为江南乡绅“非于道府预通声气”,21但江南乡绅在平阳的社会资本已然形成。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江浙地区普遍推行兴办教育政策,这就给乡绅积累文化资本和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更多机会。1886年,刘绍宽开始课馆授徒,他最早的两个门生是表弟杨慕俦和比刘年逊九岁的王理孚,次年,又新增内侄陈仲芸。至1896年,刘绍宽共授徒十余人。同年,刘绍宽参加院试,获选拔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