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浩:王元化——有学问的思想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3 次 更新时间:2017-05-29 23: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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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智慧是痛苦的

  

   《九十年代日记》出版以前,笔者就存有探索王元化内心世界的强烈愿望,遗憾的是一直未能如愿。多年以来,王元化在我眼中是一个混合的多面体——一位为周扬所赏识的“胡风分子”,《文心雕龙》研究权威,戏剧理论家(京剧、莎士比亚),身份和于光远、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相似的老干部。这是一个未能圆融的多面体,1983——1985年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居然还是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用句不恭的话,王元化先生是个“多角兽”,未免唐突了先生,但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感受。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位上海文化的“大护法”,周围有一批“学术理念”未见纯正的青年学人,这让我觉得王元化先生识人的眼光未必高明。

  

   为庆贺王元化先生80诞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先生在《文汇报》发表长文《谈王元化》,后收入《散淡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钱先生对王元化的看法极其有趣,他认为王元化既英锐又沉潜,既激烈又雍容,据说王元化先生对此论并不否认。复旦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评朱自清“不英锐而沉潜、不激烈而雍容”,信然。“英锐而激烈”使王元化保持一股可贵的思想热忱;“沉潜和雍容”又使王元化拥有学者的理性和从容。

  

   笔者注意到,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保持“英锐和激烈”之气的尽管少,还是有人在。老干部中的反思者多有此气,李锐、李慎之、胡绩伟诸人无一不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锐、李慎之较王元化有过之。持有“沉潜而雍容”之气的多是一些学术根基较强的老学者,张岱年、季羡林、费孝通、林庚先生莫不如此。但是“英锐和激烈”者多欠缺“沉潜和雍容”之气;“沉潜和雍容”者往往不“英锐而激烈”。“既激烈又雍容,既英锐又沉潜”者,非王元化莫属。王元化身上的“沉潜和雍容”之气使他和有反思精神的老干部有别,“英锐而激烈”之气使他和老学者不同。既是老干部又是老学者,不全是老干部也不全是老学者;既有老干部所不拥有的学问,又有老学者所不拥有的思想,这才是真实的王元化。王元化先生90年代的追求是做有思想的学问家,做有学问的思想家。他的理念是打通学问和思想,印证生命和信仰。王元化90年代之所以赢得海内外知识界的赞誉在此,不断引起争议和误解亦在此。

  

   笔者研究当代学术史,深感当代事,亦成史。90年代的学术界有四位文化老人值得关注,他们是:费孝通、金克木、于光远、王元化。学思并重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在九十年代渐入佳境,分别在“文化自觉”、“文化比较”、“培养二十一世纪人”、“文化反思”方面有所贡献。在百年中国文化史上,费孝通、金克木属于第三代学人,于光远、王元化属于第四代学人。90年代后期学术界传来“南王北李”、“南王北钱”,这两个“王”都是指王元化,“北李”指的是李慎之,“北钱”指的是钱钟书。对此提法,王元化先生在报端发表了否定的看法。笔者以为这种说法亦是体现“意图伦理”,李慎之和王元化两先生本来都属于80年代“新启蒙”的中坚,但是90年代以来思想趋向日益不同,王元化先生已经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李慎之先生的思想依然停留在80年代。在反专制、反独裁方面,两位先生是相通的,高一层,便不同了。君子和而不同吧。我不认为钱钟书先生的思想在90年代有所发展,况且他本人一直倾向于考据,他的学问王元化先生是比不上的。我在这里说句大胆的话,钱钟书先生的思想未见得比王元化先生高明,充其量钱钟书是新乾嘉学派的殿军。

  

   还接着分析90年代四位文化老人,合起来看形成当代新『四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费孝通关注民族间的接触,金克木关注中、印、欧三大文化类型的接触,于光远关注经济社会中人的接触,王元化关注政治社会中权势集团与公民的接触。金克木先生已于2000年8月5日去世,余下的三人中,费孝通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已然很难具有40年代的风采,对此只能抱有同情的了解。王元化和于光远则与费孝通不同,从30年代起,他们就英锐而激烈,于光远和王元化有比较大的相似性,他们历经“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变局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反思,终于彻悟了,并且带着“沉潜和雍容”。他俩问题提的尖锐,思考亦深入,并对自己的学说带有强烈的自信,且有容人的雅量。我以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有容人的雅量。

  

   《九十年代日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了解9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变迁的典型学案——王元化学术自述。这份日记超越了一般的学理意义,不仅记录了世纪之交的卓越思想家的心路历程,而且为我们提供了90年代学术史丰富的原始材料。

  

   这部日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凸显了王元化先生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的胆识,这对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艰难的挑战。无论作为一个老干部,还是老学者,王元化先生早已功成名就,完全可以置身事外,闲云野鹤,一卷《文心雕龙》在手,静观夕阳山外山了。但那样的话,就不会是具有纯正人格和伟岸品行的王元化了。王元化先生对信从了50年的理念,进行了持久的反思。反思是痛苦的,但这对王先生来说并不是最痛苦的,王先生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反思的小路上独行。遮蔽多年的偏见终得清除,的确令人欣慰,但自己青年时代确信的观念一个又一个沦为偏见,哪里是自己反思的底线呢?

  

   王元化先生以一种温和的态度进行着深入的反思,这种态度非常独特,以至于友人认为90年代的王元化从80年代后退了。李慎之先生就搞不懂王元化何以从《新启蒙》转向《学术集林》,80年代思想界存在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有人总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启蒙的先知先觉,王元化本人未尝不曾有过这种心态。但九十年代初期,王元化以极短的时间进行了思维转换,这种转换是自觉的、彻底的。《九十年代日记》后记有几句话,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下半叶,我也有过几次反思,但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涉及的范围也没有这样宽广。到了九十年代,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世界,考虑问题。”〔1〕80年代王元化先生曾为“五四”辩诬,90年代先生思考五四之缺失,对照着读,可以看出先生艰难但执著的跋涉,确能了悟“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把王元化放到20世纪思想史的平台,可以说是“大器晚成”,王先生曲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整整一代学人的悲剧。

  

   与王元化先生不断开拓思想新境界相映衬的是,由于欠缺合理的学术支持,新启蒙的多数战友,依然保持着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喜爱以一种褊狭、决绝的态度改变社会。王元化的变化当然引起了大家的议论,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他要使“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呢?90年代初主持复旦大学朱学勤博士论文答辩,激发了王元化先生的思考,令王元化先生感慨不已的是朱学勤本人没有进入真正的思想境界。朱学勤就曾把学术界简单划分为‘启蒙、国学、后学’派三分天下,王元化先生该被划在哪一派呢?王先生与后学派当然是无缘的,我们看在这里,朱学勤与李慎之便不谋而合了,王元化由启蒙派转向国学派了,《学术集林》的出炉便是明证。王元化先生不以为然,“学勤看到我批判激进主义文章,曾打电话来劝阻,说这只会使‘亲痛仇快’。”〔2〕王元化先生是坚定反对意图伦理的,他已有超越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的学术超脱于“启蒙、国学、后学”的机械分割。实际上他已经融会义理、考据和词章,并且打通了文史哲。这当然是比较高的境界,它浸润着先生强健的人格。王元化十分推崇熊十力的“孤往”、“孤冷”精神,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王元化先生的思想路径可以概括为“信——疑——信”。青年时代,在没有较多的学术准备的情况下,很早就信服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年沦为“胡风分子”后,逐渐对早年的思想产生怀疑,并于90年代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痛苦的反思销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却是难以倾诉的;2000年以来,先生在深刻的反思根基之上,逐渐确信了部分思想。王元化先生的思路是有其典型意义的,对具有反思情怀的老干部是有范式的。笔者不同意王先生所言“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思想的确开始于质疑,但一个成熟的思想者不会把思想仅仅视为对诸多问题的质疑。90年代王元化先生对问题的质疑多于确信,而这仅仅是思想的开始,还远未达到成熟。

  

   当代中国思想界,如王元化先生肯用心思的还不多见,心思用到呕心沥血程度的,更是罕见。《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都有一个“思”字,可以见出先生的执著。反思必须重估一切价值,认识你自己,就要持怀疑和批判精神,但这个怀疑和批判的前提,是对前贤抱有同情的了解和温情的敬意。90年代王先生苦读杜亚泉、熊十力、陈寅恪、胡适的文章,意在接续中国近代的文化传统,开一代风气。王元化的思考不仅达到了较高的境界,而且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王元化先生打破了大陆五十年来形成的五四神话,揭示四大历史关节“庸俗进化论、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这样王先生不是从五四接着讲,而是追溯到五四之前了,王元化便从近代接着讲了,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本质。

  

   反思五四是王元化思想变迁的一大关键,王元化的贡献就在于从通常意义上的陈独秀、胡适的对立面杜亚泉和“学衡派”中寻找时代精神的真谛。他认定“人的解放和自由”才是五四的本质,而不是通常所因袭的“民主和科学”。王元化先生已经关注近代思想史,但似乎还欠缺贯通,我觉得先生在理清1840——1949年思想史方面,还应下一番工夫。笔者有一个想法,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至少是从1862年的同文馆开始的,龚自珍是中世纪最后一个也是新世纪第一个诗人,魏源的《海国图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把新文化运动定在1915年实在是唐突了历史和先贤。近代思想史的丰厚精神资源轻而易举地被遮蔽了,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的胜利。为了维护这种胜利成果,曾经付出了何其惨重的代价!沉痛的教训,确实要好好反思。但是又有多少学人被褊狭的史观遮住了眼睛,连好学深思的王元化先生古稀之年才发挥了理性的清明,由此可以见证,偏见比无知更可怕。50年年来的中国社会非常欠缺这种理性的思考,尽管是迟到的思考,依然是90年代思想史的骄傲。王元化先生最后是以思想家而不是文艺理论家而被载入史册的。

  

真正深刻的思想是朴素的,也必然有深厚的学术底蕴。但有深厚的学问,未见得有深厚的思想,季羡林先生是当代的大学问家,但却不懂义理。学术是一条静默的河流,经过持之以恒的积累才能够源远流长。王元化的学术积累是比不过季羡林的,学术领域也不一样,但俩人相重而不相轻。《九十年代日记》多处记载他们的学术交往,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大学问家和大思想家完全可以互补而不必持有门户之见,这对净化学风是有带动作用的。50年来大陆学术界风气之坏,在百年学术史上都是罕见的。党同伐异、拉帮结派之风在青年学人身上依然明显,这不能不使王元化先生痛心,先生对学风的高度关注不是偶然的。古人非常讲求学思并重的,当然在实践中可能会有所偏枯。百年中国文化史上,王国维、陈寅恪都属于学问大、思想深的学者,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绝大多数博士生导师属于学问和思想都没有的一类,季羡林先生可归入学问大、思想浅的一类,王元化先生在我看来属于学问较浅、思想较深一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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