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王元化:一位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9 次 更新时间:2020-12-01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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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过去的我,有一个习惯,每年的十一月三十日都会从日程中留出来,留给王元化(一九二〇—二〇〇八年)先生。这天是先生的生日,这天晚上,与先生最亲近的学生、朋友都会相聚一堂,为老人家祝寿。起先是轮流做东,後来先生年岁大了,走动不便,便固定在他常住的庆余别墅小餐厅里。

先生是一九二〇年生人,与我父亲同岁。家父走得太早,一次意外的脑溢血,就离开了人世。我是一个遗腹子,父亲只在照片上,在家人的描述中,习惯成自然,也因此形成了我特立独行的性格。直至在我四十岁的时候,遇见了先生。因为心灵的相契,渐渐走得很近,我感觉自己似乎有了一个父亲,一个精神意义上的父亲——虽然在先生生前,我从来没有向他坦露过内心的这一秘密。

我不想用慈祥来形容先生,那是先生给外人的形象。先生的晚年,庆余别墅那个名为「清园」的小小客厅,每天先生被各路访客包围簇拥,若众星拱月。先生有人格的巨大魅力,大家崇敬他,喜欢听他谈学问,论思想。他也来者不拒,有教无类,越到晚年,越喜欢热闹,对陌生客有求必应,从签名题词到介绍关系,给人以如浴春风之感。

不过,对身边熟悉的人,先生却有另外的一面,他很严格,严格到有时不近人情。我与先生来往多了以後,他对我的要求逐渐变得严厉,记得一九九〇年代末,我曾经一度迷恋文化评论,报纸副刊上经常出现我的名字。先生每次见到我,都疾言厉色地批评我:「你少写报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我知道他对我有所期待,但又有点失望。但以我自以为是的个性,很难听进先生的话。倒是有一次在闲谈中,先生讲自己的心得体会,说:「做学问要能够沉得住气,善养大气。如果一有点感觉,迫不及待就放掉了,最後是成不了大气的」。我心头一惊,恍然有悟,从此收敛了许多。

与先生走得比较近的学生、晚辈,大都可能被先生骂过。有一天上海某出版社老总,突然很沮丧地打电话给我,说先生为了一本书的排版和装帧问题,对他大发雷霆。我知道先生眼界很高,有完美主义的癖好,容不得一丝瑕疵。我对这位朋友说:「恭喜你,先生已经不把你当外人了!不过他不会放在心里,说过就过了,老兄千万不要生气啊。」

到了晚年,由於治病打针有副作用,身体里的激素失衡,先生的脾气变得急躁,时有爆发的时候。但先生的难得在於,事後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会自我反思,有所补救。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间里打了几个电话,声音干扰了他写信,他对我发了一通火,让我立即走人。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了解先生,觉得是自己的不妥,没有放在心里。没有想到,第二天先生专门打电话给我,对我说:「对不起,我昨天脾气大了一点,向你道歉。」我蓦然惊呆,不知说什麽好,为先生的诚恳感动。人常常会犯错,亦会失态,圣人亦是如此。然而,德性高尚之人,乃是能够直面自己,承认错失,尤其在晚辈面前,更是难得的德性。试问天下诸君,又有几人能够企及?

先生是圣人,亦是凡人,亦圣亦凡。圣人可尊而不可学,凡人则不值得学也。但亦圣亦凡的先生之於我,则是一个令我敬畏又可亲近的精神父亲。西谚云:「仆人眼中无英雄」,这话不错。但我更喜欢俄国的一句谚语:「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可能像鹰飞得那样高」。

先生离开我们七年了,他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他对於我与这个世界有多麽重要。但在先生告别仪式结束的瞬间,当我看到平时非常熟悉的身影被推走送去另一个世界,永远不再回来的时候,我突然泣不成声,无法自己,感觉内心崩塌了很大一块。我终於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精神上的父亲,那是我人格上的引路人。有时候当自己无法在两难困境中做选择的时候,我常常会这样想:假如先生在的话,他又会如何做呢?以我对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会如何做,於是我也就豁然开朗,知道自己该选择什麽了。

先生走了之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寂寞了许多。这种感觉,不仅属个人,也属先生生前所在的这所城市。上海的知识界,从此再无精神领袖,中国的知识界,也少了一位旗帜性的人物。先生离开我们越久,越加感觉他存在的意义。我常常在想,王元化先生,对於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麽?

我曾经将他与李慎之一起,视为中国「最後一代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乃是有着家国天下情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视天下为己任。但他所担当的,究竟是什麽?是自由主义吗?在世纪之交,有「南王北李」之说,有人认为王元化与李慎之是一南一北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但将先生定位於自由主义者,宽泛地说,也不错,在他的身上,的确具有蔡元培、胡适式的自由、宽容和多元,对民主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倘若简单地将先生定位为某某主义,似乎很违背他的初衷与原意。他的生前,非常不满自己被划为某个主义的符号,反对打大旗、抢山头。他说:「我不想参加什麽互助组、合作社,我一直是单干户!」这个单干户,乃是在各种对立的思想与潮流面前,不轻信,不盲从,不相信任何版本的「某某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奉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为信条,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麽,不喜欢简单地归队为某个类。虽然经过痛苦的反思,先生从崇拜鲁迅转向佩服胡适,但假如只是将他解读为某种形态的自由主义,显然又将他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遮蔽了,将他超越各种主义的开放胸怀说小了。

这几年,我一直形容自己是「思想界的蝙蝠」。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来自於先生。他生前对我说过:蝙蝠是哺乳性鸟类,但它一直很尴尬,不受欢迎。去鸟类那里开会,鸟儿们对它说:你是哺乳动物,不属我们。它去参加哺乳动物大会,又被赶了出去,视它为异类。先生讲完这个故事,异常坚决地说:「我就是蝙蝠,我愿意做到处不受欢迎的蝙蝠!」我知道,先生自称蝙蝠,是有点悲凉的,因为晚年的他,多少受到各方面的不待见。原教旨派因为他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运动的旗手,而视之为「自由化思潮」的头面人物,而启蒙阵营那边又因为先生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的反思,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又以为他发生了「转向」,成为章太炎式「屁股向後转」的保守主义者,时有冷嘲热讽。在激进与保守的二元思维之中,先生成为无法归类之人。但无法归类、不愿站队,正是先生的本意所在,当众人纷纷挑边站队、抱团取暖的时候,孤身群外,侧身而立,「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先生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革命,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提着脑袋干地下工作,在仕途最得意的时候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後复出位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未满一届又提前下野,长期丰富的党内经历、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令先生的政治阅读能力远远超乎於一般自以为「懂政治」人之上,每每听他解读错综复杂的党内历史,都有一种庖丁解牛、老吏断狱般的快感。先生不仅是帷幕中人,而且对历史、哲学与人性有深邃的理解,因此他的观察和思考有高度,也有深度。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结本来是很浓厚的,他们的一生都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他们热烈地投身於政治之中,政治又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代「政治人」,比如李慎之先生就是这样,晚年他有强烈的文化关怀,但毋宁说,对文化的关怀是从属政治目标的。

然而,元化先生在那代革命家之中,似乎有点另类。他的父亲是清华外文系教授,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耳濡目染,打下了书生的底色,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其实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有文化关怀的「游士」,但充满了政治意识与热情,另一种是有革命情怀的知识人,虽然投身政治,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化人。先生属後一类,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文青、乃至愤青,对鲁迅顶礼膜拜,北平沦陷後逃难南下,怀里藏着的是,是一张鲁迅的画像。来到上海之後,在江苏文委做地下工作,以青年理论家在党内小有名气。新中国建国之初,三十岁出头就出任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用先生的好朋友、夏衍的秘书李子云的话说:王元化当年飈得很!但突如其来的反胡风运动,将他打到十八层地狱之下,也打回了书生的原点。先生读书最多的时期,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那十年。有郭绍虞这样的学术大家保护他,又有熊十力等多位大师指导他,他精读黑格尔,专研《文心雕龙》,翻译西书,学术基础因此打得非常厚实。有一次先生与我闲聊这段经历,我对他说,您是因祸得福!假如当时您没有成为「胡风分子」,到文革才被打倒,多做十年的官,您在学术上大概就被毁了。先生点点头,颇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人在陷入困境的时候,只要不自暴自弃,是自我完善的最好时光。」

先生的性格里面,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两面,但究其底色,政治是用,文化是体,是他的终极关怀。到了生命的晚年,特别是二〇〇四年之後,他似乎已经看破一朝时政。每次去看先生,告诉他一些传闻,先生似乎都心不在焉,兴趣索然。反而每每抓住我,与我谈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大问题。先生之忧虑,乃是感到这个世界出了大问题,问题不在政治,也不在经济,而是最深层次的文化。当代人沉湎於物质、沉湎於世俗而不自知,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世界陷落了,世界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无人关心了,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先生常常半夜醒来,再也睡不着,为此而心焦,忧虑两三千年的世界轴心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是不是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

当我追随先生的忧思,思考中国与世界大问题的时候,我逐渐明白了,先生对於中国来说,乃为「文化托命之人」。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世界文化,在抽象的精神背後,都有其肉身的寄托,从而显现出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主体,就是自觉担当和传承文化的那些人,故曰「文化托命之人」。文化就是通过一代代托命之人薪火相传、旧邦新命,得以创造性传承的。

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一书中,分析了「文化托命之人」的远古源头。在先秦轴心文明诞生之前,文化主要保存在巫师那里,巫师知晓天命,唯有他才能与天沟通。但巫师缺乏文化的自觉与人的自觉,既匍匐於天命,又从属政治权力,没有从宇宙、王权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知识人。公元前五百年的轴心文明大突破,诞生了孔子、老子,最早的「文化托命之人」出现了。这些文化先知与巫师们不一样,已经独立担当了文化,文化系统与宇宙系统、权力系统发生了分离,成为了独立的道统。孔子说:「士志於道」,这个「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道不再神秘,在天命面前人也不再被动,而具有了能动性。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心已经相通,文化来自於天命,又独立於天命,知识人成为了「文化托命之人」。

张灏先生强调,中国古代有双重权威,天子代表政统,士大夫代表道统,双重权威皆来自天命,究竟孰高孰低?儒家认为道统高於政统,文化高於政治,一代代中国士大夫虽然承担着「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人间使命,但是比政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

这种将自身与文化融为一体、担当文化天职的精神自觉,到了近代中国,为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知识人所继承。一九二七年,当北伐军兵临城下,王国维投湖自尽,一时猜测纷纷,许多人认为王国维是殉清而死。但王国维在清华国学院的同事陈寅恪敏锐地指出,王国维并非殉清、乃是殉中国文化。他在悼念王国维的致词中如此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俞宏,则必受苦痛亦愈甚」。陈寅恪与其说是解王国维,不如说是夫子自道,表明心迹,自己立志以中国文化为己任,成为「文化托命之人」。

先生对清华有挥之不去的感情,先生所认同的清华,不是那种校友或子弟式的母校崇拜,而是纯粹精神性的,陈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正是他所理解的清华灵魂所在。从王国维、陈寅恪,到王元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传统:为文化之忧而忧,自觉地担当文化复兴的使命。

凡是「文化托命之人」,内心都有一些狂气:熊十力、梁漱溟狂在脸上,王国维、陈寅恪与先生狂在心里。但他们都狂而不妄。抗战时期的梁漱溟,香港沦陷之後步行逃亡回内地,一时没有消息,舆论惊呼:梁先生失踪了!几个月以後在桂林出现了,大家对梁漱溟说,我们都在为你担心。梁漱溟颇不以为然,说我怎麽可能会死?我如果死了,天地将为我变色、历史将为我改辙,那是不可能的!梁漱溟自认担当天命,天命担於一身,天理在我心中,故无所畏惧,敢於向领袖诤言。假如没有一点担当天命的狂气,一般凡夫俗子是扛不住的。

陈寅恪与先生在「有所为」上不及梁漱溟,但他们一生都做到了「有所不为」,哪怕泰山压顶,也不肯随声附和,不说一句敷衍的假话。先生因为胡风案件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组织对他说,你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你就解脱了。但先生偏偏认死理,不肯说违心话。他回答:「说胡风有思想上的错误,我承认,但说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没法认。」因为不肯说违心话,本来不是胡风小圈子的王元化,被认为态度最恶劣,而列为「胡风分子」,被打入另册。

孔子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进取」之狂者固然可敬,但一生守住「有所不为」的狷者,岂非与一时之「有所为」同样难得,甚至更难?先生很喜欢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家客厅一直挂着先生为我书写的这三句话。三个「不能」,皆是狷者之道,但唯有自觉意识到「文化托命之人」,背後有一个超越的信念支撑,才能守得住人格的尊严。

说到以文化复兴为己任,不要以为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念念在兹的文化,只有中国,而无世界。陈寅恪有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句话乃是文化自觉之最准确表达。是的,陈寅恪、王元化这些「文化托命之人」,固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但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不是封闭的,与世界文化相对抗;而是开放的,尽量「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他们是文化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天下主义者,关怀整个人类的命运,思考整个世界的文化。

与陈寅恪先生一样,元化先生对中国古典学术有很深的造诣,义理、考据、词章皆有所通,同时对西方学问也下过苦功,黑格尔、莎士比亚、俄国十九世纪文学,都是他精通的领域。我记得,先生对研究中国古典的学生,时时叮嘱他们英语一定要学好,多读西方的经典;而对他欣赏的从事西学的有为学者,又常常感叹:他要是能懂一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就不得了!像先生这样从民国过来的一代学者,绝无中学、西学的门户之见,他们的视野是超越中西、打通古今。古今中西,皆在法眼之内、掌握之中。在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读书》杂志发表过追忆先生的文章,篇名用的是先生的一句话:「我是十九世纪之子。」十九世纪是博大的、开放的、多元的,东海西海,心同此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也不是西方压倒东风,而是古今中西,八面来风。先生所心仪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是如此,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这些大师们,关怀的也是超越古今中西的人类共通的文化命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二十世纪末,思想界流传「南王北李」的同时,在学术界还有一个「南王北钱」的说法,这两种说法的同时并存,表明先生跨越了思想与学术两界,大概很少有谁能够像他那样,在学术上与钱锺书比肩,思想上与李慎之各领风骚,虽然先生对这两个说法都不以为然。一九九〇年代以後,思想与学术断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部分遁入学院,甘为某细微领域的专家,孜孜於学科内部的雕虫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关怀;另一部分则活跃於媒体,成为职业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识太少」,游谈背後,无学理支撑。针对这两种极端的分化与弊端,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意思说,学问者要有思想的关怀,思想者须有学理的背景。学术与思想本来就不该两分,合者共美,分则两伤。先生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正是「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他一生写了不少学术文章,这些文章绝对不是纯粹的谈玄理、玩考据,弄词章,背後都有很深刻的关怀和思考。只是有些明显,有些隐晦,一般读者看不出来而已。他晚年也喜欢用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对中国与世界、文化与社会的看法,但这些谈论的背後都有他平时积累的学理背景,有历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广度。

二十世纪末的上海,是一个大家如云的文化大都会。我当时就特别注意到,不少学问大家,见到先生时都非常尊敬,可以发现,那是一种从内心发出的由衷敬佩。假如按照专业成就,冯契先生的哲学,章培恒、钱谷融先生的文学,陈旭麓、朱维铮先生的史学,可能都在先生之上,为什麽他们还是在学问上那样真诚地佩服先生呢?一开始我不太明白,後来慢慢清楚了,因为先生是跨学科、打通文史哲的大师。他就像一个体操全能冠军,在单项成就上可能不及冯契、章培恒、朱维铮等先生,但他的研究是将义理、考据和词章贯通了的。

中国的学术传统,虽然有经史子集之分,但四部之学从来都是分类不分家,学问上都是打通了来研习的,然而到近代之後从西方借来的学科分际,使得文史哲之间,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壁垒森严,即使在同一学科内部,也是互为沟壑。有些名气很响的专家,只要一出本学科,便天下无人识此君,而大部分学者的活动空间,仅仅限於二级学科乃至三级学科的狭隘领地。先生生前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艺批评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国务院第一、二届中文学科的评议组成员,但我听到他讲过好几次:「我又不是搞文学的,我是一个杂家!」

我的理解,这个「杂家」,并非学无所本的文人之学,乃是贯通文史哲的大家。这乃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遗传,与他所崇敬的鲁迅与胡适在风格上有相通之处。如果说鲁迅是文学家,鲁迅先生听到以後必定不屑一顾,他给儿子留下的最後遗嘱就是「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胡适先生是什麽家?也很难定位,「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了半部,「水经注」做了一半,「红楼梦考证」开了一个风气,如果按照专业的成就,都比不上他的学生辈冯友兰、顾颉刚和俞平伯。不过胡适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跨学科人物,一九五三年大陆为了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里面都对他发动了围剿: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顶尖学者都被迫站出来批胡适,肃清其在自己专业上的流毒,在学术上与他划清界限,足见胡适在民国学术界巨大的跨学科影响。对於元化先生在中国学术地图上的定位,似乎也可作相应的理解。是的,在今天这个专业化时代,要找一个学有专攻、成就斐然的专家不算难,但要找到一位像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打通古今、纵横文史哲、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有所涉猎的大家,太稀罕了。

先生不仅学问好,最重要的是有智慧。智慧像一把撒在汤里面的盐,看不见,找不到,却融化在知识里面。许多专家徒有专业知识,但缺乏大智慧,就像一锅缺盐的原汤,淡而无味。先生健谈,纵横天下,上下千年,思想在各个领域自由奔驰。记忆之好,知识之渊博,在我认识的前辈学者之中,几乎无人可比。但最难得的是先生的谈吐中有大智慧、大见识。他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很多人慕名前来享受智慧的沐浴。有一次我陪一个企业家去见先生。这位企业家也算结交广泛,出门後对我感叹说:「我见了不少省部级领导,许多老干部退下来之後,世态炎凉,过去围着他转的人都不见了。王先生从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後,还是门庭若市,还更热闹了,王先生真是一个有大智慧的智者啊!」我很有同感,权力是有保鲜期,过期就作废,但一个人拥有了智慧,即使肉身化为泥土,文字背後的智慧,却与日月同在。知识也会过时,但智慧将超越岁月,化为人类永恒的文明遗产。

先生倘若不死,今天(二〇一五年)是九十五诞辰,我们将再次聚会在一起为先生祝寿。如今白云苍狗,先生驾鹤远去,我们只能在先生的墓前相会了!人间再无大智者,世界也因此荒凉许多。然而,先生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种担当了文化传承的精神。在今天这个不再有英雄的时代,却依然需要先生那样的「文化托命之人」。只要这一精神还在,中国文化就不会亡,人类命运就有希望。


来源:许纪霖著《一个民族的精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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