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同奇:“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悼念王元化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1 次 更新时间:2020-12-09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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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奇  


王元化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噩耗并不突然,但我仍然无法摆脱因失去一位可做心灵对话的良师益友而陷入茫然若失的心情。自从2007年得知他身患恶疾之后,为了排遣其病中烦闷,我时常打越洋电话给他,谈些他的思想,并介绍一些他很感兴趣的史华慈的思想。在我案头摆列了他赠送给我的其作20本,不时翻读。2008年3月,他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已经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并说“我在治学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最后说“自己觉得需要努力的时间还很长,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想法说得更清楚些,让大家理解它们。还有很多话想和你多谈一会呢,但是身体虚弱,没有力气说了”。这是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一个多月后他就走了。


我和王先生初识是在1992年9月他来美参加杜维明主持的“文化中国:诠释与传播”研讨会,我们同住在靠近哈佛大学的一家小旅馆。在会上王先生作了有关考证的发言,提到他的《“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一文。我在发言中支持了他的观点。由于这篇文章涉及史华慈,他请我将该文转给史先生,后来我也照办了。不过史没有回应。我猜测他不会反对王先生的批评,因为他在训诂上一贯重视中国学人的见解。会议期间有一天吃早餐偶然相遇,我们就边吃边谈,不到40分钟。会后各奔东西,再也无缘相聚。曾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赠。曾几何时,已黄泉无语,天人永隔,哀哉!


由于我当时正在研究国内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思想论域,王先生创办的《新启蒙》引起我的注意(我手边还保存着22年前出版的这套刊物,共四期)。会后我去函请他提供一些有关他自己学术思想的资料,他随即寄来《学术简历》《胡风事件简述》和《学术思想概况》三个手抄附件,由王先生口述,傅杰笔录,写在现已发黄的稿纸上,共26页,万余言。


第二年,我在中国台湾的《当代》杂志发表的有关“大陆文化热”的长文,曾提到王先生的《新启蒙》和他的“反思”。但是当时我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李泽厚、金观涛、甘阳、萧萐父、庞朴及冯契等人。记得当时杜维明曾劝我一鼓作气写一本讨论这时期中国思想论域的专著,但是那时我的兴趣已转向牟宗三的形而上学,未能成篇。此后我和王先生的通信虽然没有中断,但并不频繁。待到我再度回转头来研读他的文章时,已经中隔十几年,我和王先生的思想都经历了不少发展和变化,我对王先生思想、心灵的理解自然已与往日不同。


近日读到追忆王先生的文章已有十几篇,作者多数是受过王先生亲炙的学人,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并体会王先生的为人治学,感受比我真切。特别是许纪霖、汪丁丁和胡晓明的追忆都加深了我对王先生的了解。我只能通过反复阅读他的著作,加上若干隔洋对话做些推度。不过王先生和我不论在时代感受(他比我大三岁)、家庭背景,甚至于个人遭遇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可能有利于对他做设身处地的理解。王先生期望的不是颂词而是理解。理解远比评价困难。我写这篇长文的最终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理解王先生的为人治学(特别是他的学思特点),或可帮助后来者更好地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开发他的学术遗产。


本文标题是王先生为他故乡江陵县一处古迹书写的对联,颇能反映他的为人与治学。我想先说下联,此联烘托了王先生的为人和品格。夏中义曾说王先生是一位“融入历史”的思想家,真切地说出了他的一个侧面。王先生是一位多侧面的人物,拔地而起的“苍松”则勾画出了他的另一个侧面。


我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声势浩大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当时我由于和胡风有些间接又间接的联系,在动员大会上突然遭到点名,声色俱厉喝令我站起来,低头认罪,吓得我一身冷汗。散会后除了我妻子一人外,没有人敢和我交往。那真是一场令人色变的风暴。但是王先生顶住了这场风暴,宁可自己被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拒不承认胡风问题属于反革命性质,可谓“威武不能屈”。在此后漫长的二十几年中,他过着十分清苦甚至贫困的生活。起初几年他没有工资,一家全靠妻子张可的工资过日子。有一年多他不得不每天伏案十小时为书局做些翻译工作,补贴家用。接着“文革”他又被打成“历史兼现行反革命”,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再度被隔离审查两年,常常只能领到微薄的生活费,但是他却写出了大量的优质论文,堪称“贫贱不能移”。改革开放后,他被簇拥入学术殿堂,和全国第一流学者并座。不久,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又当了两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享有中央副部长级待遇。那时他已近70岁。但他没有心情颐养天年,反而选择了非常艰难痛苦的反思自省的道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实在称得上 “富贵不能淫”。


不过,正如苍松也有折枝断根一样,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王先生也无法避免内心的怯弱、彷徨和消沉。王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自己从不讳言这一点,只要读读他的《无梦楼随笔·序》(1992)就可以感受他的坦诚。他似乎有两次陷入迷茫。一次是在1950年代末,他自己曾说当时幸有张可邀他一起翻译莎士比亚的评论,才慢慢恢复了信心。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在遭受造反派打击后,他被抛在一边。这期间他无心治学也不敢写文章,加之被他视为第二母亲的外祖母去世;又接着,和他一直相濡以沫、并同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的挚友彭柏山在迫害中含冤而死。彭几乎是当时唯一敢和他交往的朋友,彭的去世无疑使他更感孤寂。最后他的父亲也走了。张可当时因受他株连在隔离审查中患了重病。他自己蒙受冤屈已近20年,而“文革”仍是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在彭柏山去世前被发配到青海时,王先生作七律一首送行,现录如下:


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

墨瞿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

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他说:“我不想为自己掩饰,这是由于渴望工作却不能工作而流露出来的一点颓唐情绪,自然不足为训。”在这期间,我也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劳动了三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常头顶烈日,满身汗水,趴在田里种西瓜。但是最不好受的是眼看着一批又一批教师被调回原校教书,而自己仍被搁置在大田里。王先生的迷茫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1976年,他终于盼到了“天亮”。当“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时,他不由得想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一口气跑到好友满涛住处,高兴得相对流泪。记得那时我正在上海治疗眼疾,我大哥林同济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兴奋得手舞足蹈,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口里不住地说:“中国有救了!中国有救了!”


王先生历尽沧桑,跨过了敌伪、国民党、共产党三个时期,始终不辱身,不降志,不说违心话,不作媚时语,真正体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精神。


如果说“拔地苍松有远声”烘托出了王先生的难有品格,“呕血心事无成败”则写出了他的治学风格。谈起王先生的治学,首先令我联想起清儒章学诚的“性情论”。章用“记性”“作性”“悟性”这三种天生的性情来分别解释学者在“考证”“词章”“义理”三个领域中的造诣。我认为王先生得天独厚,在他身上三种资性都相当突出,而且发展比较平衡。他实在拥有一位杰出思想家所必须拥有的资质。


首先,他似乎有很强的天生悟性,并且得到后天的磨炼。他曾多次提到太史公所言:“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说“孤独”让他头脑清醒, “苦闷”成了推动他思考的动力。那时黑格尔的思想不仅使他感到“精神的力量不可低估和小视”,而且训练了他的思辨能力。他说,读黑格尔“帮助我逐渐明白怎样去思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地思考;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如剥笋抽茧,层层深入地去思考。这就使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想习惯”。不仅如此,“思”成了他的生命。“呕血心事无成败”代表了一种不能自已的、一往无前的对“思”的执着。他说:“我热爱我的工作,像热爱我的生命一样。”他的工作就是学、思、写。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思的成分逐渐增多。到了21世纪,当他进入80岁后已不能阅读,只能“终日思”,成了真正的“精神人”。经过长期磨炼,他的“思”有很强的穿透力和辨析力。


更令我自叹不如的是他的记性,他自己显然已注意到这个长处。我在2008年3月给他的一封电邮中告诉他:“你甚幸似乎集章氏所谓三性于一身。”他回信说:“我只能说我的记忆较好,我现在还能回忆起四五岁的童年生活。跟我家里其他人相比,这是比较特殊的。”“和家里其他人相比”一语是谦词;不过,这种自我肯定在他已是罕见。他往往能随时记起几十年前见闻的细节和读过的章句。例如,他在70岁时还记得,30年前第一次拜见熊十力时,熊十力在门口贴的一张以年老体衰谢绝宾客的信笺,上面写着“面赤,气亏,虚火上延”字样。这是一种接近“摄影式”或“扫描式”的记忆。可能正是这种罕见的记忆力使他对训诂、考据有天生的癖好。所以当李泽厚用“学术出台,思想淡化”来描绘1990年代初的学界时,他做出了迅速而强烈的反应,针锋相对地提出应该是“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这可能多少和他的性情有关。


至于王先生的作性,似乎也很高。他早年写过一些长、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他的书法遒劲有力,别具一格,足以暗示他具有细致、敏锐的文学与艺术的鉴赏力。如果悟性促使他去探索哲学问题,记性推动他涉足史学,这种鉴赏力则驱使他贪婪地阅读文学作品,他能同时涉足文史哲并打通三者的界限也和他的性情有密切关系。而且这种鉴赏能力一旦和思辨能力(即悟性)相结合,就让他可以在美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领域做出贡献。须要强调的是,他的理论文章在严谨和准确之中透露一股炽热的浪漫气氛,也可视为作性运作的迹象。


总之,我想说的是:如果我的判断没有大错,王先生实在具备了第一流学者乃至杰出思想家的素质和性情。


其实,王先生的父母也希望他能成为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在王先生小时候,他父亲曾逐月为他存一笔钱,作为他将来出国留学之用,而且希望他读理工科。他上的中小学都是很好的教会学校。在他十二三岁时,他父亲要他参加同窗好友韦卓民(韦先生曾留学欧美多年,通数国语言,又是康德专家)开的小班,学习《大学》与《中庸》。“七七事变”时,他18岁,母亲怕他因逃难荒废学业,专请任铭善(任先生为之江大学教授,专攻文学、音韵、经学)为他一人讲授《说文解字》和《庄子》。我们不妨设想倘若王先生按照他父母的意愿在当时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踏上了一条学院式的学、思道路,他是否有可能成为他所景仰的陈寅恪式的人物呢?


但是由于客观与主观的种种原因,例如,民族危亡已迫在眉睫;而年轻的王元化不仅满腔爱国热诚,而且正燃烧着“为真理献身的英雄意愿”(夏中义语),他终于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救亡运动。从此以后,作为学者/思想家的王元化就慢慢隐退。他有时自愿,有时半自愿,有时非自愿地去从事许多具体的社会活动或政治任务,陷入所谓 “身份认同”的困境,导致了某种“人生错位”。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这种人生错位,随着政治波澜的起伏不定,直接影响了他的学思活动的特点,使他的学思活动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8-1954):这个阶段是他学思逐渐定型的时期,不可忽视。他在1938年入党之后,立即成了一个文艺战线的尖兵,需要在弥漫着政治硝烟,布满日伪特务、暗哨的环境下进行统战工作,扩大党在文艺界的影响。幸好当时江苏省地下文委的领导人,像孙冶方、顾准都是一些品德才华兼备的人物,他们不仅鼓舞了青年王元化的斗志,而且对他的为人治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阶段,他的学思集中在文学领域。除了文学创作外,他写了大量富有战斗性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文章[大部分收集在《文艺漫谈》(1947)和《向着真实》(1952)两本文集中]。他读了几乎所有可以找到的汉译世界名著和“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特别钟情19世纪俄、法、英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经典作品。他后来说自己是“19世纪之子”,根子就在这里。他从基督教的家庭中接受了大爱的教义。正是这种大爱经过人道主义文学的滋润,得到充实、扩展、深化,终于把他引向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至今(1992年)仍然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并说自己:“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走向人道主义的十九世纪文学。相反,倒过来,正是从我对十九世纪文学的强烈爱好而对马克思学说的人道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点很重要,因为他的许多朋友都是通过向往民主、自由,经由政治激进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也是人道主义文学促使他拥抱了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1938年他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一文,试着把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我不知道他是否受到当时张奚若和陈伯达联手发起的 “新启蒙运动”的影响才写出这篇文章。他后来不赞成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可能和这段经历有关。


19世纪的文学作品还哺育了他质朴深沉的审美趣味。1992年我曾问及他对司汤达和雨果的看法,他说:“(司汤达)身上所体现的19世纪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精神看来似乎不及雨果那样鲜明显赫,那样热情奔放、淋漓尽致,但实际上是更深邃、更丰富、更复杂。”他还说:“也许我受到我国传统艺术审美趣味的浸染,我不大喜欢那种筋骨外露、一览无余的作品。”他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契诃夫的戏剧,因为契诃夫做到了“功夫深处却平夷”,把“平凡的生活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最深刻最完满”地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


在文艺观方面,他和当时许多左翼青年一样,喜欢阅读俄苏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所谓“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理论。其中又以别林斯基最符合他的审美情趣。他说:“我始终不能忘记,我在四十年代从教条主义摆脱出来时,别林斯基的艺术观对我所发生的影响。他帮助我把自己的零碎感受提升为一种观念。”根据这句话的上下文,我认为王先生所指也包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正确的世界观对文艺创作有决定性的作用;作家必须首先改造好世界观等一系列断语。而别林斯基和王先生则认为作家“必须把自己的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 “在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没有甚么(政治)倾向性”,作品不应该有“筋骨外露”的倾向性,“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之外”。对于此,王先生说“使人不得不想起拉普派的观点”。


拉普派是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一股极“左”的文艺思潮,主张文艺要政治化,把文艺争论和党内派别斗争挂钩,迫害了大批文艺工作者。王先生还指出《讲话》发表时曾遇到文艺界不少人的质疑,其中包括冯雪峰、胡风、阿垅。他自己在1951年写了《论倾向性·世界观·人格力量》一文,也提出了质疑。我不知道是否别人也曾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可能有拉普派成分,王先生的提示可能是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讲话》在1949年全国文代会上被推崇为文艺工作的大纲大法。王先生逆潮流而“思”,再一次显示他的独立思考的力度。


毋庸讳言,王先生当时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日伪统治下的上海比起大后方,思想资源相对贫乏,当时在重庆、昆明可以很容易接触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儒学、太虚法师的佛学、金岳霖的逻辑实证论、雷海宗和林同济的形态史观、储安平等人的费边主义。造成这种单一性的另一原因是外语能力的不足。王先生汉语功底深厚,可以顺利进入中国的经史子集;他的英语在教会的中小学中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可惜18岁以后没有机会深造。他可以精读细研英语著作,但快畅阅读的能力不够,错过了熟悉掌握多姿多彩的西方思想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阶段逐渐养成一种终身未改的、不同于正规学院派的学思运作方式。作为一个文化或政治战线的尖兵,他得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的需要对文艺界随时出现的新动向或具体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即就某一具体的特定的人物、事件、观点,乃至一本新书、一条新闻展开学习与思考,并随即写出散篇论文。他几乎没有机会围绕一个学术性课题展开现代学术规范所要求的系统的、穷尽的搜索和研究。因此,尽管他有很强的考据和思考的能力,但是在这阶段他始终没有写出一本称得上学术性的专著。他的学者/思想家禀赋在完成尖兵的任务中无法得到施展。如果没有“反胡风”运动的迫害,他很可能终生做一个知名的左翼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擦肩而过。


第二阶段(1955-1979):1955年“胡风事件”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曾说“我的一生主要得益于自学”,而他自学的最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一阶段。如果说前一阶段的自学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东抓一把西抓一把,在隔离审查的严酷环境下,他反而赢得了充分时间,让“思想回到自身的宁静”(黑格尔语)。不论读书或思考,他都有可能而且也确实地做到了熊十力的勉语:“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他的学者/思想家的性情第一次得到展露,上阶段的“人生错位”也随之消失。


王先生的自学的另一特点是学思并进。这个特点可能和他往往得按照具体任务开展学与思相关。一旦一个任务下达,他得按任务的要求去学与思。因此他没有“读死书”“死读书”的习惯,总是边学边思。这个特点在他后来不断地写读书笔记得到进一步表现。他的读书笔记既记下了知识事实,也记下了他的思考成果。


不过,不同于1990年代,在这阶段,他更侧重于学。可以说在这阶段他“选修”(即“学”)了三门“核心课程”:黑格尔思想、《文心雕龙》和莎士比亚作品。每门课都断断续续修了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且在每门课“结业”时都写出了“论文”,那就是近年出版的三本书:《读黑格尔》(2006)、《读文心雕龙》(2007)、《读莎士比亚》(2008)(简称“三读”)。这三本书虽然最近才出版,但其主体都是在这阶段完成的。王先生曾说:“我觉得这个‘读’字比较妥切地表达了这三本拙著的性质。”突出 “读”字就是突出“学”。足够的学养是有成效思考的先决条件。王先生在这阶段的“学”为他1990年代的“思”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分析一下“三读”的内容有助于理解这个学思特点。


《读黑格尔》是王先生读黑格尔的《小逻辑》和《美学》两本书的读书笔记,分上下编。下编是原始读书笔记,当然,以学为主,但又杂以思;上编是读书心得,以思为主,杂以学。可谓学思并举,步步为营。他曾说,自己“读书的习惯是精读,不善于从涉猎中获得知识”。学思并举使他的文字往往散发出智慧的闪光。他曾劝我也写些读书笔记,我已照办,发现效果很好。我愿意向青年学者推荐这种方法,因为它是积累知识、磨炼思想的好办法。


《读文心雕龙》是王先生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读书笔记,只不过由于学思缜密、前后连贯,故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这本书切实做到了熔考据与义理于一炉,体现了他所服膺的学术与思想统一的原则。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考据为主,仔细考订了刘勰出身贫寒庶族(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出身士族),可以说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书的第二部分以原典释义为主,提出了“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既富创见,又实之以考据,可以说具有“有学术的思想”的特色。另外,王先生在这本书中秉承熊十力强调的“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这条原则,把自己的释义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正文力求厘清作者的原意,附录则着重阐发自己的见解。这种做法比较圆满地体现了王先生自己的诠释学思想[王的诠释学比较接近赫希的史学诠释学,但又不受他的束缚]。


至于《读莎士比亚》,它汇集了西方八大名家对莎氏作品的评论,译为中文本是为进一步研究莎氏作资料上的准备,其价值不在于“思”。因此,我认为“三读”的内容足以说明王先生在这阶段的学思特点是学思并进,以学为主。


综观这一阶段,王先生不仅在写作上斩获甚多,而且他的知识结构也得到很大扩充,即从文学领域拓展到哲学领域乃至史学领域。但是我认为这阶段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思辨能力有明显提高。十年磨一剑,正如上文所说,经过和黑格尔思想的苦缠苦斗,他发展出一种多层次、多侧面、曲折进展的运思能力,这种能力是一切思想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不过,在这阶段他仍然保持早年的针对具体事物展开学思的习惯,例如,《读文心雕龙》就和某些“规范化”的博士论文或专著不同。它不是从某种抽象的学说或固定的模式出发,而是从《文心雕龙》这本书中所提出八个具体问题或观点出发,并以文本诠释的方式展开学思,找出其中内在联系而缀连成书。这种特点是研究与理解王先生著作必须掌握的线索。


“文革”结束,经过两年徘徊,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王先生理应更好地发挥他的学者/思想家的禀赋,但是历史不同于逻辑,作为思想家的王元化的出场还得推迟十年。


第三阶段(1979-1989):1979年王先生正式平反后,复出中国文坛。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文艺尖兵的身份,而以一位文化思想界的大员身份出场,而且他立即投身1980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大潮之中,迅速成为一位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1981年他和王力、吕叔湘、钱锺书、王瑶等同时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他的许多著作得到出版或重印;许多地方请他演讲;1982年他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赴北京参加十二大;1983年他襄助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同年6月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不久他被选为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副会长;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并在日本七所大学演讲;是年10月,他任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夏征农为组长)。1985年王先生辞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职务后,这类分心的社会活动也一直未断。


当然,在这十年中,王先生仍在不断学习、思考,也写了不少文章[大部分收入《文学沉思录》(1983)和《传统与反传统》(1990)两书中]。但是正如王先生自己追忆:“八十年代平反后是工作烦乱时期……是心粗气浮时代,撰文虽多,满意甚少。”他在1988年写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一文堪称这阶段的代表作。可是19年后他指出这篇文章仍然坚守“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的思想底线,因而是错误的;它是一种“化为人的血肉”的“既定概念”,“一旦碰到和它相异的东西”立即“血脉贲张,为它申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和上阶段相比,在这阶段王先生的思想出现了某些滑坡现象。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在他身上再度出现了第一阶段的“身份认同”的困境;他的学者/思想家身份再度受到了过多的非纯正学术活动的干扰。他曾和林毓生说:“到了1955年‘反胡风’后,我回到学术里来。后来‘文革’结束了,我平反了,又让我去做官。我虽然很不愿意做官,做了两年官,害得我六年的思维处于停滞的状态。所以我就没有真正地好好读过书,与你们不同。” “六年”指的是1985年到1990年。1990年他已经是70岁的老人,倦鸟归林,他似乎在说:“是时候了,我该回到我那绿色的家园,独自在思想的天空自由地探索、追寻。”


第四阶段(1990-2008):王先生曾说:“至九十年代,我才可以说进入了学术研究的正轨。”人生苦短,他又说:“我真正能从事自己所向往的工作,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我认为这18年又可分为两段:(1)前十年即1990年代,可称之为反思的时代;(2)进入21世纪后,他逐渐地把目光转向全球和人本身:反思启蒙,叩问人性;担忧人文精神的急剧衰落。


王先生在1990年代的学思特点可以用“反思”来概括。不过,这个词在王先生那里有严格的特定意义。他曾经多次谈到这个词的含义,其中最完整的表述是下面这段话:


(反思)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


对这段话可以作出以下分疏:促使反思的外在缘起是历史的惨痛教训,其内在动力是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或“责任感”;反思的内容是自己曾经“真诚相信的信念”;反思的性质是一种自我“反省”;它的最终目的是求得“真知”。


王自述一生有过三次反思。他在《我的三次反思》一文有扼要描述,这里不重述。下面只谈一些我个人的感受。


首先,王先生在《无梦楼随笔·台湾版序》(1997)中深情地引用了该书作者张中晓的一段话用以说明反思的内容和性质。张认为必须把 “哲学性的自我反思”和“一般的理智思考”严格区分。前者是“思考自己,即把自我的全部心灵,作为思考的对象”,后者只是“逻辑分析”。王先生说:“只有懂得其间区别的人,才能理解反思的真正意义。”因此王先生的反思可以说是一次“大震荡”,一场灵魂的拷问,使他“感到恐惧,整个心灵为此震颤不已”,陷入一场“精神危机”,既带来了大痛苦,又由于思想得到大解放而感到“大快乐”。这种反思显然和一般哲学家或思想家的纯知性反思大异其趣。他说:我的反思可以说是自己所作的自我批评。我认为也许称之为“反省”更为妥切。因为在中国传统中 “反省”往往会牵动人的整个身心。


写到此,我远远没有穷尽王先生这一阶段的思想。这一阶段是王先生思想焕发光芒的鼎盛期。初步统计在1990年后短短十年内,他发表的长文短简共约110篇,其中对“五四”和卢梭的反思尤具特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后他的思想视野出现了新的转折与拓展:在深入发掘中国自身的文化与道德资源的同时,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全球,着手反思西方启蒙与现代性,并触及理性自身之限制的问题;最后几年,尤其担忧整个人类的去向和命运。我个人认为王先生的思想本来就含有许多和史华慈思想相通之处(这点可另文讨论),如今则愈加接近。王先生在他最后一本文集《清园近作集》(2004)中以一篇深情怀念史华慈的短文结尾,不为无故。当时史华慈的主要著作都已有中文版,倘若假以时日,王先生是否在“三读”之后继之以《读史华慈》并非毫无根据的奇想。


王先生年轻时熊十力曾赠诗云:“衰来停著述,只此不无憾。”我本意对王先生这段思想做出更充分的诠释,可已无力完成,只能就此停笔了。期待国内同仁能对他的这段思想做出富有成果的研究。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0.04,转自《论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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