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王元化的另一种启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3 次 更新时间:2018-10-20 22: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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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关于王元化,近几年在思想界里流传着一种“转向”的说法。他80 年代办《新启蒙》,到90年代编《学术集林》,不免让某些人觉得不可理解、甚至不可思议。有一种据说是流传颇广的“划派法”,说如今的国内学术界,分为启蒙派、国学派和后学派,王元化属于国学派中南方重镇云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90年代的王元化是否“转向”,如何“转向”?我们不妨先读读他本人的文子,再作结论。最近,王元化将其1993年下半年以来的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清园近思录》。其中透露的消息,最准确地印证了老先生这几年走过的心路历程。

   王元化并不避讳90年代以来自己的思想有某种变化。他指出,“转向”这个词译自日文,原意为政治上的变节。在30年代,曾经是一个很坏的词。但思想变化,与“转向”不一样,它不像“转向”那样,“屈服于权威,取媚于权势,趋承上意或随波逐流,而是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出自内心的反省”。

   反思是痛苦的,但又是必要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过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在他看来,反思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良知上的责任,是出于一种严肃而又深刻的忧患意识。

   王元化的反思,首先对五四开始。在80年代末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曾经写过一篇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的《为五四精神一辨》。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反思,特别是通过对杜亚泉及其与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论战研究,他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王元化认为,五四最可贵的思想遗产是个性解放、人道主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不仅体现在胡适等自由主义者身上,而且在杜亚泉、陈寅恪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在上述的意义上,五四的启蒙并没有完成,且远远没有实现。为此,90年代的王元化身体力行,为学不作媚时语,继续五四开创的独立与自由的启蒙事业。

   然而,五四并非是过去人们所想象的美丽乌托邦,它同时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留下了负面的遗产。王元化通过冷静而认真的思考,初步清算了五四的四种观念:庸俗进化观、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

   他特别指出,五四时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仅局限于某家某派,甚至在相互对立的学派和人物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反映,成为思想界相当普遍的预设,一直蔓延至今。明年是五四运动的又一轮十年祭,是到了对这些观念再估价、再认识的时候了。

   王元化反思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五四以来思想界的浮躁学风。由于受庸俗进化观“新比旧好”、“越彻底越好”的影响,任何一种新思潮新潮流,一来到中国,还没有一点象样的研究,不少人就趋之若骛,一窝蜂地赶时髦,而“每一次新的出现都以征服者或胜利者的姿态睥睨群伦”,形成一轮新的一统格局。

   由此诱发出不求甚解、游谈无根的肤浅学风。这样的学风,到90年代再加上市场和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是有增无已。一些学者为追求轰动效应,不惜以煽情的修辞,作过激之论。王元化对此是深有看法的。

   他发现,之所以形成如此学风,与五四以后激进主义片面强调立场优先、学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有关。在激进主义者看来,在认识论上似乎只要首先确定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坚定立场,便自然真理在握,不需再进行认真的学理思考。进一步地,它也导致了一种将学术与思想割裂的倾向,好像这两者是势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当90年代学界风气稍有好转时,国内外都有人在担忧“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对此,王元化明确地说:“我不认为学术和思想必将陷入非此即彼的矛盾之中。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他在创办《学术集林》时,宣布自己的宗旨是提倡一种“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也是王元化这几年求学所追求的两种意境。当他从事学术考证工作的时候,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关怀,并没有陷入乾嘉式为考证而考证的技术性繁琐。

   而当他讨论思想问题的时候,又不满足于一般的表明立场,总是以一种虔诚的学术态度,尽量在学理上将问题分析透彻,使思想不停留于灵感的火花,而有深厚的理性基础。他一再提倡熊十力所说的“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这八个字不仅是学问之道,也是思想深刻的唯一路径。

   说到底,王元化所追求的,是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精神。由王元化最早介绍、在这几年引起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顾准、张中晓、杜亚泉等人,他们的思想背景尽管差异很大,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具有清明的理性。王元化这代知识分子是从理想主义走过来的,他们经历了革命激情的洗礼,也感受过乌托邦的幻灭。当告别了理想主义激情之后,最后支撑起他们执着的个人信念的,正是五四的理性精神。

   王元化在50-60 年代曾经精读过康德、黑格尔,虽然90年代以来对意识形态化的黑格尔主义有深刻的反思,但依然继承了德国古典思辨哲学中的批判理性精神,再加上这几年所特别重视的英美自由主义经验哲学,构成了他反思的主要思想资源。

   民主与科学,一直被概括为五四所追求的两个目标,但王元化认为,尽管五四已经过去80年了,但至今为至中国思想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还是十分肤浅,比如民主,“一般教科书大抵沿着欧洲理性主义的路子介绍民主观念,偏重于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民主革命经验,特别关怀卢梭的公意学说,而对于经验主义的民主学说,如洛克等人的学说,则茫然无知”。

   这几年因为受到一位青年学人博士论文的启发,王元化特别重视卢梭的公意说,敏锐地感到这是20世纪中国“人民意识形态”的源头所在,也是中国思想界远未反思透彻的关键之处。虽然那位青年学人后来兴趣转向,没有再深入下去,但王元化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紧紧咬住不放。

   本来,他早已安排了撰写系列回忆录的计划,但他痛感国内对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像30年代的张奚若那样“老吏断狱、反复推敲”式的学理研究,逐不顾近八十的高龄,以一种类似考据的执着功夫,逐字逐句,苦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力图从思辨层面发掘人类历史上革命悲剧的理论渊源。其治学态度之顶真,所下功夫之深,令我等后辈学人不禁汗颜。

   可以说,90年代的王元化并没有像人们所误解的那种“转向”,成为超然物外、退隐象牙塔的“国学”中人。他的忧患意识一如以往,思想关怀也一如以往。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前后两个王元化。

   如果说,到90年代他有什么变化的话,只是他的反思更自觉,思想更敏锐,也更加珍惜五四所留下的那份独立、自由、多元和理性的精神遗产。

   他依然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将启蒙的意义理解得更深层,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标语口号上,而是将其内化为一种理性的思考、一种长期而又艰苦的学术努力。

   他还是他,还是那个王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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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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