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民初苏州商会的发展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7-05-07 14: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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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 (进入专栏)  

   摘要:苏州商会作为商办的民间社团,在民国初期的一系列发展,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民间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不仅仅是苏州商会能够在辛亥革命后政体变更的新形势下,与时倶进地采取新的应对举措和发展措施,从而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还不断完善自身的选举制度,使商会的选举与以往相比较更具有广泛性和民主性此外,苏州商会还积极成立商事公断处等新的机构,在受理商事纠纷方面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五四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中苏州商会的态度更加积极,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更加显著。

  

   关键词:民初;苏州;商会

  

   学术界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成果,但许多学者都指出己有成果在研究区域上过多集中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少数几个大的商会,对其他地区商会的探讨仍比较薄弱;在研究时段上也主要关注于清末民初,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的发展变化缺乏充分的研宄这种状况确实是迄今为止商会研究的明显缺陷,需要尽快加以改变。不过,这并非意味着对清末民初上海、天津、苏州的商会己不需要再进行深入研宄实际上,即使对清末民初的这几个商会也还有不少新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往的一些结论也值得重新反思。因此,在弥补上述现有研究缺陷的同时,仍有必要对清末民初上海、天津、苏州的商会做出新的探讨。本文即是针对过去较少注意的民初苏州商会发展演变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看法。

  

   一、政体变更后的主动应对和发展之举

  

   早期的商会研究成果大多认为辛亥革命前后的商会由于对清王朝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政治态度倾向于保守,对革命运动只是采取了从权应变的策略,革命之后商会所关注的也只是如何弥补因武昌首义引发的震荡而给商人带来的经济损失,“二次革命”爆发时又抱持公开反对的态度,产生了突出的消极影响近年来则有学者强调不能简单地以对待革命的态度衡量商会政治态度的进步与保守,并出现了一些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议不难发现,如果仅仅只是以商会对待革命的态度评价其是非,确实存在着某些问题,而且很容易将商会看成一个十分保守甚至是反动的商人团体。但事实上商会的表现并非完全如此以民初的情况为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许多商会的领导人都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体变更”,商会也必须与时俱进地主动进行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

  

   在上海,辛亥光复后部分工商界头面人物即认为“原有之商务总会系旧商部所委任,例应取消”,于1911年9月发起成立上海商务公所原商务总会也意识到:“现届星云复旦,汉土重光,气象一新,我商界亟宜趁此时机振刷精神,力图进步。(1)(p131)不久,商务公所和商务总会经过数次协商,思想逐渐趋于统一,公认“现在民国大定,政治统一,应即规定办法”,于1912年2月底实现“归并”,成立了新的上海总商会。(2)

  

   苏州商务总会虽未像上海商会那样为适应新的形势成立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总商会,但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和改革措施苏州光复之后,苏商总会即废弃了清朝商部颁发的“苏州商务总会关防”。1912年2月5日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成立,苏商总会总理尤先甲、协理吴理杲于当日呈文实业部,说明:“商会虽社会性质,而对于各商业实为执行机关,与行政公署及各项局所文牍往还颇关紧要。本会前赴商部领到苏州商务总会关防一颗,己于苏州光复时废置。大部成立,此项关防是否由部刊发领用,或颁给定式字样由各商会自行刊刻之处,即赐核示祗遵”。实业部对此也很重视,以总长名义批示:“商会名称以碍于条约、习惯两端,姑仍沿用苏州两字。惟前清商部颁给之关防自宜速即毁销,以新面目至关防式样,仰该商会暂用旧式,改钤记两字,自行刊刻余俟本部商会新章颁布,饬遵办理可也。(3)(p3-4)苏商总会遵即刊刻“苏州商务总会钤记”,报明江苏都督府于1912年3月1日正式启甩由此可知,苏州商务总会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项主动应对之举,是废弃前清商部颁发之关防,呈请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政府一一南京临时政府之实业部批准,刊刻启用了新的钤记。

  

   从表面上看,废弃旧关防和启用新钤记似乎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但这一举措仍反映了当时苏商总会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当然,更重要的是实质性内容的变革在这方面,苏商总会也主动进行了一些尝试1912年6月,总理尤先甲呈文北京政府工商部,从以下三个方面阐明了商会改革的意见其一为“名称”之变革。按照前清商会旧章,商会分为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三类,由此“不无阶级之嫌,且与商业性质未甚融洽”,应于通商口岸、商业较盛、事务较繁之区,设立商务总会,其余分会、分所一律改称某某商会,使之“有联络而无统辖,悉以商业盛衰为断,不必拘定省会、县治、镇市而异其名称也”。其二为“职员’,称呼之改革,商会旧章规定领导人有总理、协理、议董名目,系沿袭前清上海商务公所总会办之旧习而命名,选举呈报后又加札委任,“至公牍首衔历叙顶戴官阶如衙署例,各业商人视总协理如长官,多具禀、批禀等陋习,政体变更,不堪再见”。因此也需要加以变革。就实际情况而言,“商界习惯,凡会馆公所之办事人,向称董事,商会虽社会性质,实为执行机关,与议事机关之会长、副会长稍有区别,组织商会大都以各业公所各客帮为根据,不如仍用董事名义,选举素行公正、饶有经验者数人为董事,名额多寡以事务之繁简为定。”其三为“印信”之简化按前清定例商务总会奏请商部颁发关防,分会、分所准用钤记,公文程式也沿用衙署之例必须一律用呈、咨、移、牒等名目,“至为繁琐,与联络商情一层转无关系”,同样需要改革应由工商部“采访各国公司、会社图记式样,颁示刊用。除赴部及本省行政长官陈述事由,仍参用呈文旧式外,所有与行政各公署及会社往来,均用署名函启,以归简易。”(4)(p6)。

  

   上述三个方面的商会改革建议,可以说都与政体变更后改变传统的封建陋习和顺应共和时代潮流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也进一步表明了苏商总会领导人的维新与改革之举。不难看出,“名称”的改变,是为了打破封建传统之“阶级之嫌”,体现总会、分会分所之间的“平等”;“职员”称呼之改变,目的也在于废除前清商会存在的某些封建衙门气息,使商会真正成为商人的组织;“印信“之简化,由前清所用呈、咨、移、牒等封建衙门之间的公文程式,改为“署名函启”,不仅是为了“以归简易”,同样也具有破除商会衙门气息的意义。

  

   1913年5月,苏商总会又向工商部呈文说明修订暂行章程事宜:“光复以来,本会于苏州一带商埠市面情形,随时秉承江苏都督指示办理。嗣经选举会董轮值驻会办事,沿袭旧名,藉维现状,均经报明有案惟时移势迁,本会旧订章程不无抵触,自宜详加修改,以利执行。(5)(p11)苏商总会的修订暂行章程将该会名称由前清的苏州商务总会改为苏州商会,职员称呼也相应改为会长、副会长和会董。工商部批示:“查所呈暂行章程,除第七、八条两条未妥外,其余尚无不合惟商会法现己稍有更改,与法制局修正原案略有异同,尚未经国会核议,应俟议决通行后遵照修改,再行呈报核办现应仍暂照旧章办理,以归一律,而省手续。1

  

   就法定程序而言,由于相关的一些重要改革举措需要通过政府制定商会法,以统一的法规形式才能真正付诸实现,因而在北京政府正式颁布商会法之前,苏商总会只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经过商议形成以下议案:仍暂时沿用总、协理名称,俟商会法颁行后再考虑更改,其任期为一年,连举连任,以一年为限,其由会长被选者,亦作连任算;议董也仍以一年为任期,本届任期满后有己经连任三年者,“得休息三分之一,以抽签定之”;成立商事公断处,从前理案名目应即取消,所有未结各案一律移交公断处办理;公推尤先甲、杭筱轩、倪咏裳、苏稼秋四人为常驻议董,如总、协理因事不能到会,“得代行寻常各事”(6)(P6-7)。

  

   1914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参政院议决的《商会法》,因该法将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各省商务总会都予以取消,受到全国各地商会的强烈抵制。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争论,北京政府最后接受了商会的意见,于1915年12月公布修订的新《商会法》从新《商会法》的相关条文可以发现,苏商总会在民国元年提出的商会改革建议,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实施首先是商会名称不再采用以前的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之说,而是按所在地区名称改为某某总商会和某某商会,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所在地及工商业总汇之各大商埠设立总商会,各地方行政长官所在地或属地工商业繁盛者设立商会,而且“总商会及商会均为法人”,除此之外“总商会、商会于其区域内因有特别情形认为有必要时,得设分事务所”;其次是商会领导人称呼的改变,不再有总、协理和议董名目,而是改称会长、副会长、会董,“总商会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董自三十人至六十人,商会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会董自十五人至三十人”。另还明确规定:“会长、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均为名誉职”。(7)(P701-702)。关于前述苏商总会提出的公文程式改革问题,新《商会法》中虽无明文规定,但1916年2月北京政府公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对此进行了规定:“总商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对于中央各部署及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行文用禀,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得用公函。总商会、商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自相行文均用公函。(8)(p708)这一新的规定,显然也是采纳了苏商总会关于公文程式改革的建议。

  

   二、选举制度的新旧交替

  

   或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是具有近代特征的选举制度,最早并不是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而是在新式民间工商社团商会中率先实行。中国的商会自清末1904年正式诞生起,即规定总、协理、议董等所有领导人均以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会员因属各业代表,与一般社团的普通成员有所不同,也通过选举选出这种具有明显近代特点的选举制度,是以往许多相关论著判断商会属于近代中国新式商人社团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在中国长期沿袭的传统封建社会中,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选举问题,自然不可能建立所谓选举制度,故而在清末的商会等民间社团中确立这种选举制度,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变迁的具体反映。不过,商会的选举制度也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早期商会实行的选举,仍不同程度地带有某些传统的中国特色,民国建立之后商会的选举制度也逐渐出现了新旧交替的发展演变苏州商会同样也有类似值得重视的发展变化。2

  

辛亥革命后,苏商总会鉴于当时政体变更,商会法尚未公布的特殊形势,曾经举行过一次过渡性的特别选举。1912年5月30日苏商总会通过召开特别会议,议定选举16名董事,以一年为任期,如任期内商会法颁行,再遵章办理。总、协理也暂不选举,俟部颁新章后再议会务由当选各董事轮值负责,“用制签法制定任期先后”,公牍具名一律称商董。(9)(p4-5)。同年6月22日苏商总会举行了选举,实际选出董事25人,后又选举办事董事8人,以6个月为任期,每期4人驻会负责处理日常会务1913年5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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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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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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