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金民:“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22: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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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金民  

   内容提要:明代后期流行起来的“苏样”、“苏意”,是苏州风尚的代名词,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举凡服饰穿着、器物使用、饮食起居、书画欣赏、古玩珍藏、戏曲表演、语言表达,无所不包。自明后期至清中期绵延了近三个世纪之久的苏州风尚,不仅仅是一种炫耀性的风尚,而且还是品位和身份、意蕴和境界、风雅和脱俗的象征。在长期的慕仿效法过程中,全国各地持续保持着对苏州的仰慕、崇敬以至迷信的状态,亦步亦趋式地效仿和追随。苏州时尚的风行,苏州强大无比的影响力,是由苏州人刻意制造出来的。苏州人擅长发挥和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始终牢牢控制着时尚的话语权,制定着适合自身、有利自己的苏州标准,操控着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而且还以无形的力量开拓和营造着有形的商品市场,使得苏州的商品生产始终走在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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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明代中期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江南的苏州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无论社会发展,还是生活时尚,都处于引领潮流的突出地位。诚如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所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①时人将这种现象或潮流称为“苏样”、“苏意”。

   关于“苏样”、“苏意”,学界已有关注,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林丽月,日本学者则松彰文和英国学者柯律格等均有研究成果面世。②但细察既有论述,研究内容似都局限在衣饰消费一类,重在探讨服饰消费与社会时尚的关系,研究时段林、巫和柯律格均集中在明末,而则松则只在清中期,未能全部或通贯考察,容易引致苏样只是盛行于一时之风或仅局限于服饰之类的看法。今拟放宽范围,延长时段,考察明后期至清中期苏州的社会时尚及其影响,以阐明苏州具有的转移时尚引领潮流的突出地位,期能深化和推进明清生活史和苏州社会史的研究。

  

  

  

   所谓苏意、苏样、苏式,就是苏州风格。流行四方,则各地唱苏州戏,饰苏州头,穿苏州样式服装,用苏州式样器物,行为举止如苏州人状,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尽量体现出苏州风格。

   苏州戏,即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在文人的倡导和商人的赞助下,迅速流行全国各地,时人盛称“苏州戏”。万历中期松江人范濂说,嘉靖、隆庆之际,当地一度“翕然崇高”弋阳戏,万历初年转而竞尚土戏,后来上海人潘允端从吴门购戏子,颇为雅丽,华亭人顾正心、陈大廷等也购买苏州戏子,于是“松江人又争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戏子十无二三矣”③。其后苏州戏影响迅速传播。万历三十八年,王骥德说:“旧见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江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④徽州歙县剧作家潘之恒在《亘史·叙曲》中也说:“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媚,上海劲而疏。”可见无锡、吴江、上海,以及浙江杭、嘉、湖等整个吴地,昆曲均为正宗,流衍各地。

   南京本是北曲重地,昆曲兴起后,情形也发生较大变化。万历时人潘之恒在其《鸾啸小品》卷二《乐技》中说:“武宗、世宗末年,犹尚北调,杂剧、院本,教坊司所长。而今稍工南音,音亦靡靡然。名家姝多游吴,吴曲稍进矣。时有郝可成小班,名炙都下。”按明末南京人顾起元的说法,南京万历以前,先是北曲盛行,小集用散乐,唱大套北曲;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唱北曲大四套,即北杂剧四折,后来才尽用南唱。南曲初兴,流行弋阳腔和海盐腔。弋阳腔因杂有乡语,四方之人喜欢;海盐腔因带有官语,两京人士喜欢。稍后又有四平腔,是弋阳腔的变调,声调更加通俗。⑤据此二人说法,可知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革戏曲成昆山腔后,逐渐向南京推进,南京演员也前往吴地学习,昆山腔经士宦和戏剧界的推动始在南京流行起来。到明末,昆腔以其清柔和婉折,在海盐腔和四平腔的重地南京,取得了略占优势的局面,占领了南都的戏曲演出市场。

   明末清初,远离昆曲发源地的北京,也以昆腔为时尚。吴江人史玄说,万历时,宫廷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后来熹宗也“喜看曲本戏”,专门有官员在宫中教习曲本戏。史玄又评论道:“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旧有名吴下,主人亡后,子弟星散。今田皇亲家伶,生净犹是锡山老国工也。阳武侯薛氏诸伶,一旦是吴江人,忆是沈姓,大司农倪元璐为翰林日,甚敦宠爱。”⑥随着“梨园共尚吴音”的风行,竟至出现“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盛况。明末徐树丕说:“四方歌者,必宗吴门,不惜数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终不及吴人远甚。”⑦全国各地时尚昆曲,但远不及始发地水准。

   苏州妆,大体是指以头饰为中心的苏州妇女装饰。苏州地方文献解释:“绦帨之蕋,为苏头。即流苏之意。”⑧正德、嘉靖时苏州人余弁说:“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谓之‘时样’。谢文肃公有诗云:‘广眉大袖半成风,古样今时尽不同,只合轻肥任人去,莫教还问旧章逢。’又云:‘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⑨这种衣饰时样,时人也称为“时妆”或“时世妆”。万历中期任官吴县知县的公安人袁宏道描写苏州名胜葑门外荷花荡的游赏盛况道:“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⑩时妆即复古式服饰,巫仁恕已解释清楚,无须赘述。

   明后期,苏州一带又流行窄袖服饰。松江人范濂说,“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骔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骔网巾。此又梳装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11)万历中期,吴式梳妆,由宽变窄,因其方便,各地闻风效尤。明末松江人宋徵璧也有诗谓:“吴中女子真无赖,暮暮朝朝换装束。去年袖带今年窄,今年典尽不须赎。”(12)崇祯十五年,王彦泓作《买妾词》谓“小立当风堕远香,眼波眉黛与端详。如今不作扬州纂,苏意新梳燕尾长。”(13)诗中描写的小妾,也是苏式服饰打扮。崇祯末年江南妇女又流行一种名为“水田衣”的服饰,衣料零拼碎补,一旦创出,“群然则而效之”(14)。明末苏州新兴的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连道士也私下多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15)。

   这种“暮暮朝朝”所换的“时世妆”产生于苏州后,首先流布于邻近的松江、嘉兴等地,而后盛行于留都南京。清初余怀回忆明末光景:“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巧制新裁,出于假母……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16)秦淮旧院的女子,多来自苏州,因而院中称呼、梳妆打扮均是苏州口气和苏州式样,而且四方采取以为样式。同在南京的上新河一带是徽商尤其是徽州木商出没的地方,留都的士大夫大都于此寻觅小妾,其实半数属于徽州女子,而一概称作“小苏州”(17)。所谓“小苏州”,想来打扮装饰也是苏式。万历末年,南京乡绅顾起元感慨道,留都妇女的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18)后来更远至北京等其他地区。嘉、万时期的山东东阿人于慎行说:“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19)后来,崇祯时人说,京中“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20)从妇人衣饰到小儿打扮,皆如吴装。在山东高邑县,赵南星描写其地风气道:“吴越之锦绮,竞为新巧,力能称责者,必服之而后已。”(21)远至山西蒲城,崇祯八年山东历城人王在发现,该地“妆用江南,髻不鬓不鬟,衣裳鲜楚”(22)。

   这种靡然趋尚,崇祯《嘉兴县志》说不知由谁鼓倡,由当时人的记载和表率来看,实是由以苏州为中心的士大夫提倡的。冯梦龙曾记苏州进士曹奎的表率行为:“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曰:‘袖何须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曰:‘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23)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其实并无进士曹奎其人,冯梦龙大概只是以此为例,讽刺士大夫在转移风尚中的作用而已。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总述当地风俗变化之因时,也认为“率巨家势阀先之”。士大夫的表率以及随之而来的群相效尤,按巫仁恕的说法,是为了彰显其身份地位与众不同,是社会竞争下的产物。

   苏州酒。明后期,苏州以美食佳肴独步海内,其中转贩四方的“苏州酒”,“齐、汴间尤贵之”(24),主要畅销于山东、河南广袤地区。苏州另有“三白酒”,用清白洁水和白粬、白米酿成,是宋代以来流行的佳酿。明后期,三白酒“名类亦夥,色味不一”(25),万历时宁波人薛冈已将苏州所出列为较宁波和绍兴更上的佳酿。(26)这种苏州“三白酒”,虽然有名,原来大约只行于当地。邻近的华亭一带,也产熟酒,“甲于他郡”,当地“间用煮酒、金华酒”,可“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郡中始有苏州酒店,兼卖惠山泉。自是金华酒与弋阳戏,称两厌矣”(27)。一旦传到松江府,苏州酒在原来嗜好绍兴黄酒的江南其他地区也迅速畅销起来,而且本来称作三白酒,现在泛称为“苏州酒”。从此,苏州酒与苏州戏大行,而金华酒与弋阳戏,民间称为“两厌”物。

   吴地如此,远如北京,也崇尚苏州饮食。据载,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奔丧归,“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真(定)守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28)。可见长期在北京任官的张居正,也嗜好吴地食物。到明末,“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29),苏州饮食更大行其道,在京城获得了最佳声誉。

以苏州为中心的收藏行业,也迅速波靡于各地。苏州是文献之邦,文化艺术品市场向称发达,明中期,产生了不少收藏鉴赏大家,吴宽、陆完、王延喆等,代不乏人,为人瞩目,但其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古玩市场尚未红火,藏家之间的竞争还不十分激烈。万历时,文坛领袖太仓人王世贞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30)同时期徽州休宁的古董鉴赏家詹景凤曾得意地说:“文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酷好。……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相埒悬黎矣。”(31)明末嘉兴人沈德符总结其时收藏行情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锺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如饴矣。”(32)沈德符还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宫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百曰千,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33)体味其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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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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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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