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死刑的效益之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16-08-27 23: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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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 (进入专栏)  

   (一)何谓刑罚的效益

   本文的主题不在于一般地追问刑罚的价值,因而也无意对时下中国学界有关刑罚价值的种种研究的优劣长短做出评价。但无法回避的是,现时中国学界关于刑罚价值的方兴未艾的研究中,刑罚的效益价值委实是一个有待厘清的重要问题。因此,在考察死刑的效益之维前,不得不就刑罚的效益价值的构造做一番必要的梳理。

   时下中国,从大众话语到精英话语,刑罚的效益都往往被与刑罚的效果同日而语。殊不知这种本不应有的混同,不仅造成了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更为严重的是,其必然导致这样一个危险的推论:凡有效果的刑罚都是必要的刑罚。之所以说其必然导致这一推论,是因为既然刑罚的效果与效益同义,那么,只要是有效果的刑罚,便可以说是有效益的刑罚,而有效益的刑罚当然是有价值的亦即必要的刑罚。之所以说这一推论是危险的,原因在于,由这一推论必然进一步得出任何刑罚都是必要的刑罚的结论。由此说开去,从刑罚的效益价值着眼,严刑竣罚也好,肉刑体罚也罢,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没有谁能否定严刑竣罚能弹压犯罪,也没有谁敢断言肉刑体罚不能阻止犯罪。

   毫无疑问,没有效果的刑罚当然无所谓效益。因此,讨论刑罚的效益离不开刑罚的效果。但问题在于,有效果的刑罚不等于就是有效益的刑罚。因为刑罚的效果只是刑罚的效益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其全部内涵所在。刑罚的效果要解决的是刑罚是否有预防犯罪的作用,而刑罚的效益不但要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要确定作为投入的刑罚的成本与作为回报的刑罚的预防犯罪的效果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换言之,刑罚的效益所注重的不仅仅是刑罚有没有作用,甚至也不仅仅注重刑罚有多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注重刑罚的效果扣除刑罚的成本之后的余额。所谓讲求刑罚的效益,关键是要用最低的刑罚成本换取最大的刑罚效果。

   刑罚的效益虽然不等于刑罚的效果,但是,刑罚的效果毕竟构成考察刑罚的效益的首要基点。因为尽管我们不能说有效果的刑罚便是有效益的刑罚,但我们完全应该说,只有有效果的刑罚才有可能是有效益的刑罚。因此,有效性构成刑罚的效益的第一个要素,考察刑罚的效益,首先必须追问刑罚是否有效。

   对刑罚是否有效的追问,至少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刑罚的效果有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相应地,考察刑罚是否有效,也应该从刑罚对于防止犯罪者本人再犯罪是否有效以及刑罚对于防止犯罪人以外的一般人犯罪是否有效这两个方面着手。其二,正如刑罚既可阻止人犯罪,也可能促成人犯更严重的罪即恶化犯罪一样,刑罚的效果有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之别。作为刑罚的效益的要素之一的刑罚效果,不但不应该包括刑罚的消极效果,而且甚至不单指刑罚的积极效果,而是特指刑罚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相抵后的积极效果的余额。换言之,这里所说的刑罚的效果,应该是指刑罚的纯积极效果。

   既然刑罚的效益是指刑罚的投入产出比,刑罚的成本是否低于刑罚的纯积极效果或者说刑罚的纯积极效果是否大于刑罚的成本,便必然成为考察刑罚的效益的第二个基点。即使我们肯定刑罚的积极效果大于刑罚的消极效果,亦即刑罚具有纯积极效果,如果刑罚的成本大于这种纯积极效果,这样的积极效果也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这样的刑罚是无利可图的。相应地,有益性构成刑罚的效益的第二个要素。考察刑罚的效益,还应该在肯定刑罚有效的前提下,继续追问刑罚是否有益。

   虽然孤立地说,成本小于效果的刑罚便是有益的刑罚,但是,在相对意义上,有益的刑罚未必就是最符合效益观念的刑罚。因为刑罚的效益不但要求刑罚的成本小于刑罚的效果,而且要求以最小的刑罚成本换取最大的刑罚效果。假如有两种以上刑罚的效果相同,但其成本的大小有异,那么,只有成本小的刑罚才是最符合效益观念的刑罚,而成本大的刑罚虽然也是有益的刑罚,但不是最符合效益观念的刑罚。因为在效果一致的情况下,成本大的刑罚没有相应的边际效益来证明其是必要的,相对于成本小的刑罚,成本大的刑罚构成对刑罚成本的浪费。因此,刑罚的节俭性构成刑罚的效益的第三个要素。刑罚是否具有边际效益,亦即成本大的刑罚是否具有大于成本小的刑罚的效果,构成考察刑罚的效益的又一基点。

   由上可见,刑罚的效益应该包括至少三个要素,即刑罚的有效性、刑罚的有益性以及刑罚的节俭性。这三个要素代表着刑罚的效益价值对刑罚的不同层次的要求。有效性构成刑罚的效益价值的初始要求,它是刑罚的有益性与节俭性赖以存在的前提,只有做到有效,刑罚才谈得上有益,也才谈得上节俭。无效的刑罚当然无所谓有益与节俭。有益性代表着刑罚的效益价值对刑罚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刑罚虽然有预防犯罪之效,但如果投入大于产出,其也构成无益的刑罚,因而不合乎刑罚的有益性的要求。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说有益的刑罚必定是有效的刑罚,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有效的刑罚便是有益的刑罚,因而不能断言有效的刑罚便是合乎刑罚的效益价值要求的刑罚。至于节俭性,代表着刑罚的效益价值对刑罚的最高层次的要求,其不但以刑罚有效与有益为前提,而且构成考察刑罚是否具有效益价值的最终标准。

   基于以上分析,对死刑的效益之维的考察,理应包括对死刑是否有效、死刑是否有益以及死刑是否节俭的追问。

  

   (二)死刑是否有效

   对死刑是否有效的追问,首先应该考察死刑是否具有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的效果。

   死刑不具有改造犯罪人的作用,是不言自明之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死刑不具有个别预防的作用。因为虽然改造是刑罚的重要的个别预防功能,但其并非刑罚惟一的个别预防功能。除了改造,剥夺或限制犯罪人的再犯罪能力,也是刑罚的不容忽视的个别预防功能。而死刑在剥夺犯罪人再犯罪能力方面的作用,是不需证明的。因为死刑剥夺的是犯罪人的生命,同时也就剥夺了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当然也就彻底剥夺了犯罪人再犯罪的能力。死刑的这种剥夺犯罪人再犯罪能力的作用是如此不容置疑,以至于不但作为死刑的强有力的拥护者的龙勃罗梭、加洛法罗等将其作为支持死刑的首要根据,而且,即使是作为近代死刑废止论的首倡者的贝卡里亚也不得不着眼于死刑的剥夺犯罪能力作用而允许废除死刑的例外。因此,死刑具有个别预防的作用,应该是不争的定论。

   考察死刑是否具有一般预防的效果,关键是要确定死刑是否具有威慑一般人,使之不敢犯罪的作用。在这一问题上,西方学界众说纷纭,持肯定论者为数甚众,持否定论者也不乏其人。然而,有关论争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界限,即死刑有无威慑效果与死刑有多大威慑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个不同问题的混淆,否定论者往往以死刑的威慑效果无法实证作为否定死刑的威慑效果的根据。其实,需要实证的不是死刑有没有威慑效果,而是死刑有多大的威慑效果。因为只要人有畏惧死刑的心理,死刑就必然对人们产生威慑作用,而人的畏惧死刑的心理与畏惧死亡的心理一样,是不需证明的常理,中国民谚“好死不如赖活”,便是对人留恋生命、畏惧死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因此,死刑具有威慑效果,也应该是一个不需证明的结论。

   对死刑是否有效的追问,还应该考察死刑是否积极的威慑效果大于消极的威慑效果。基于对死刑的畏惧,试图犯罪者完全可能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其一是,由于畏惧死刑而放弃可能被处死刑的犯罪,这是死刑的积极的威慑效果;其二是,因为畏惧死刑,在决意实施可能被处死刑的犯罪的同时,实施更为严重的犯罪,以便逃避死刑,或者基于歪曲的价值观念而使犯罪恶化。前者如杀人灭口,后者如“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一个”。而这构成死刑的消极效果,或者说死刑的恶化犯罪的效果。如前所述,作为刑罚的效益的要素的应该是刑罚的纯积极效果。相应地,在刑罚的效益框架下所考察的死刑的效果,也应该是死刑的纯积极效果,亦即死刑的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相抵后的积极效果的余额。

   死刑的积极效果是否大于消极效果,是一个难以实证的问题。因为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考察具体案件是否因为犯罪人恐惧死刑而被恶化来确定死刑的消极效果的大小,但是,我们无从知晓有多少人是因为恐惧死刑而没有实施犯罪,因而无法证明相对于死刑的恶化犯罪的效果,死刑的阻止犯罪的效果是更大还是更小。然而,常识与推理似乎更支持我们得出死刑的积极威慑效果大于死刑的消极威慑效果的结论。因为一方面,通过恶化犯罪而逃避死刑,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通过放弃犯罪而避免死刑则总是一种现实性。换言之,前者并不能绝对避免死刑,而后者则具有绝对避免死刑的现世性。因此,在有理性的前提下,犯罪人选择前者的可能性应该远远大于选择后者的可能性。相应地,基于对死刑的畏惧而放弃犯罪的人应该多于基于对死刑的畏惧而恶化犯罪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诸如杀人灭口之类的动机的杀人虽然为数不少,但是,即使是在既已发生的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中,这样的杀人也只是少数。也就是说,在已然的死罪中,被恶化的犯罪远远少于未被恶化的犯罪。既然被恶化的已然的犯罪少于已然的未被恶化的犯罪,我们当然完全有理由推论,因恐惧死刑而被放弃的未然的犯罪多于未然的被恶化的犯罪。因此,说死刑的积极威慑效果大于消极威慑效果,未必武断。

   既然死刑既有个别预防效果,又有大于消极威慑效果的积极威慑效果,我们当然不得不说,死刑是一种符合作为刑罚的效益价值之要素的有效性的要求的一种刑罚方法。

  

   (三)死刑是否有益

   鉴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对死刑是否成本大于效果亦即死刑是否有益的追问,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二:其一是,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是否不低于人的生命;其二是在死刑所保护的权益是人的生命的情况下,亦即在死刑所剥夺的权益与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等价的情况下,死刑所剥夺的人的生命在数量上是否小于死刑所保护的人的生命。

   之所以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是否不低于人的生命构成对死刑是否有益的追问的首要方面,是因为死刑是以剥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刑罚方法,一旦死刑所保护的价值低于人的生命,那么,即使死刑对有关权益的保护是有效的,死刑也因代价大于收益而是天然不正当的。其理如同在紧急避险的情况下,不得牺牲人的生命而保护财产一般。

   基于对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是否不低于人的生命的追问,可以就死刑是否有益衍生出如下必然的结论:当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小于人的生命时,死刑即使有效,也是无益的;当死刑所保护的权益的价值大于人的生命时,在死刑有效的前提下,死刑是有益的。

   之所以在死刑所保护的权益是人的生命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追问死刑所剥夺的人的生命量是否小于死刑所保护的人的生命量,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所剥夺的权益与保护的权益在价值是等同的,死刑是代价大于收益还是收益大于代价,是无法根据死刑所剥夺与保护的权益在价值上的大小而判断的。只有死刑所剥夺的人的生命量小于死刑所保护的人的生命量,死刑才谈得上收益大于代价,也才谈得上有益可求。

   基于对死刑所剥夺的生命量是否小于所保护的生命量的追问,可以就死刑是否有益得出如下进一步的结论:当死刑所保护的生命多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时,死刑因为收益大于代价而是有益的;当死刑所保护的生命少于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时,死刑因为代价大于收益而是有害的;当死刑所剥夺的生命量等于死刑所保护的生命量时,死刑的效益等于零。

   假如我们的以上论证与结论成立,那么,在死刑是否有益问题上,便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具体分析。

首先,在已经肯定死刑有效的前提下,假如死刑被分配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的犯罪,如: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与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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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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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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