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个别预防论的四大立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6 次 更新时间:2016-09-01 0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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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 (进入专栏)  

   作为独树一帜的一种刑罚根据论,个别预防论既因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而与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的报应论相对立,又因认为刑罚以预防特定的个人犯罪为主要目的而与认为刑罚以预防一般人犯罪为主要目的的一般预防论相抗衡。与此相适应,个别预防论有着不同于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的一系列立论。[1]全面展示这些立论,远非本文力所能及。在此,我们择要展示个别预防论的四大基本立论,以作为步入个别预防理论大厦的路标。

  

   一、社会责任论:刑罚的基础

   作为个别预防论首要理论基石的是社会责任论。这一基石的奠定以犯罪必然论与犯罪非自由意志论的提出为前提。个别预防论者认为,正如只有找出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一样,不考察犯罪的原因,也就无法设计控制与治理犯罪的对策。正是从对犯罪原因的考察中,个别预防论者得出了犯罪是一种自然而必然的现象的结论,亦即犯罪必然论。犯罪必然论的初始形态是龙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在他看来,犯罪人是人类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集中体现了人类的返祖现象,即未能跟上人类进化的节奏而在体形、生理机能与性情上再现出未开化的原始人类的特征,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象原始人类一样陷于犯罪。对于这一类型的人来说,犯罪是天生注定而不可避免的,而此种天生犯罪人的存在,又决定了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与再生的必然性。菲利虽然不承认龙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说教,但是,他同样主张犯罪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因为他认为,犯罪的原因在于“无论哪种犯罪,从最轻微的到最残忍的,都不外乎是犯罪者的生理状况,其所处的自然条件和其出生、生活或工作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一旦这些因素达到了“饱和”状态,犯罪便会必然发生。李斯特在犯罪原因论上虽然提出了既不同于龙布罗梭的单一决定论也不同于菲利的三因素说的二元论,认为犯罪是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相结合的产物,但是,在主张犯罪具有必然性这一点上,他与龙布罗梭和菲利殊途同归。他“把犯罪理解为是在个人素质、社会环境支配下,必然的、不得不陷于犯罪的宿命论的、决定论的存在”。

   犯罪必然论与报应论以及一般预防论所主张的犯罪自由意志论直接对立,它的成立意味着对犯罪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的否定。因此,犯罪非自由意志论构成社会责任论赖以提出的又一前提。正是如此,自龙布罗梭开始,自由意志论便遭到个别预防论者的批判。龙布罗梭虽然未明确提出社会责任论的概念,但是,他对自由意志论的否定极其明显。因为他既然主张,犯罪是特定的人遗传基因与生理特征所决定的,那么,人便不可能有就是否犯罪进行选择的自由。作为社会责任论的首倡者的菲利,对自由意志论持明确而彻底的否定态度。加洛法罗虽然较菲利更为谨慎,未对自由意志之于犯罪的作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是,他认为,自由意志论难以完整解释犯罪的原因。在他看来,自由意志虽然存在,但其对于犯罪的作用极其有限,不足以成为刑事责任的基础。

   犯罪必然论的提出与对自由意志论的否定,使得社会责任论构成与道义责任论以及法律责任论相对立的概念。因为自由意志论是道义责任论与法律责任论的根据,对自由意志的否定理所当然地意味着对道义责任论与法律责任论的根基的摧毁。菲利与加洛法罗之所以极力抨击道义责任论,正是为社会责任论的建立廓清地基。菲利明确主张以社会责任取代道义责任而作为刑罚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声称,刑事司法的任务不是确定罪犯的道义责任。至于加洛法罗,更是不惜大量笔墨对道义责任论作了详尽的批驳,认为“道义责任的原理只能导致刑事遏制的目的的失败”,“除了任意和未确定的意志选择之外,‘道义责任’只是一种缺乏意义的用语。如果把道义责任认作是犯罪的一个因素,那么,怎样才能理智地宣布判决呢”?正是如此,我国学者冯军博士所言的“社会责任论在责任的概念中排除了道义非难和选择自由”,为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对立性做了最好的注脚,而美国学者约曼所指出的个别预防论以“社会责任的概念取代了法律责任”,同样一语中的地揭示了社会责任论与法律责任论的不相容性。

   那么,究竟何为社会责任,换言之,社会责任的意蕴何在?约曼所言社会责任论主张“罪犯之所以应该对一种犯罪行为负责任,仅仅因为(1)他实施了它;(2)他是社会的一员”,道出了社会责任论的底蕴。据此,社会责任论实际上是一种存在决定论。在个别预防论者看来,个人是作为社会的一分子而存在,其天然便具有不危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就自己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责任。一言以蔽之,社会责任论是只以行为为归责要件,而不论犯罪人的主观心智因素的一种客观责任论。菲利与加洛法罗主张精神病犯应该与普遍人一样不免除责任,后者甚至认为不可抗力不应构成免责理由,都是社会责任论注重行为的客观危险性、无视主观心理因素的明证。而被约曼视为社会责任论的力主者的伍顿更将这种客观责任论推向了极端。[2]就此,苯的如下评价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一种康复哲学的实质是要否定罪过与惩罚之间的一种联系”。而约曼对社会责任论的实质的揭示更是淋漓尽致:“事实上,对于社会防卫论者来说,评价某一特定犯罪的严重性变得毫无意义。相反,他将焦点集中于某一特定的罪犯。这具有异想天开的含义,因为它否定了构成刑法的真正的基础的东西———关于恶的理念,或者,用更有法律意味的术语来说,‘罪过心理’……它会要求改写刑法,以便通过排除‘罪过心理’的理论的这样一种方式构造犯罪”,因此,“罪犯应该被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处理”。

  

   二、社会防卫论:刑罚的渊源

   在个别预防论中,社会责任论与社会防卫论有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密不可分。社会责任论赋予了个人以接受刑罚的义务,社会防卫论则赋予了国家以刑罚防卫社会生存的权力。因此,社会防卫论构成个别预防论对刑罚权的渊源的解说。正是如此,才有学者将个别预防论归于社会防卫论或认为社会防卫论是个别预防论的后续形态。[3]

   尽管正如约曼所言,社会防卫论“与早期实证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不常得到承认”,但是,我们不能不肯定,最先立足于社会防卫的需要而论证刑罚的正当性的正是早期个别预防论者。龙布罗梭关于国家刑罚权的来源以及刑罚的正当性的论述中,社会防卫思想显而易见。龙布罗梭既提出了维护社会生存条件的需要是刑罚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明确将刑罚权称为社会“自卫的权利”,从而勾勒了社会防卫论的大致轮廓。

   菲利是社会防卫论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之一。因为在菲利眼中,“惩罚的权利必须派生于生存的自然状况,更准确地说,应该派生于每一活着的人为了生存的战斗之中”。的确,菲利关于社会防卫论的论述比龙布罗梭更为系统而深入。菲利不但宣称“我们坚信,科学真理的成就将把刑事司法变成一种自然功能,用以保护社会免受犯罪这种疾病的侵犯”,从而将防卫社会作为刑事司法的出发点,而且把“得出有关社会防卫犯罪措施的实际结论”作为犯罪社会学的归宿,将“最适合于社会自卫的手段”作为犯罪社会学的基本术语之一,认为对犯罪人的分类是设计社会自卫方式的基础,“各种社会自卫方式都来自罪犯,而且一定要与犯罪的自然原因和主要类型相适应”,尤为重要的是,他为社会设计了双重防卫措施:“社会对犯罪现象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最有力的防卫措施是双重性的。而且应当同时采取和实施两种措施:一是改善社会环境,对犯罪进行自然的预防,并以此来代替刑罚;二是永久或临时性地消除罪犯”。而这大致指明了社会防卫论的两大基本特征,亦即镇压犯罪与矫治罪犯。社会防卫论在菲利的刑事学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致受其影响的一些刑事立法取消了刑罚的概念而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作为刑罚的称谓。[4]因此,可以认为社会防卫论是一个贯穿于菲利刑事学之中的基本立论。菲利虽然提出了社会防卫思想,但是,严格说来,在他那里,所谓社会防卫与其说是一种刑罚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广义的犯罪预防思想。因为他“虽然承认对罪犯的改造是刑罚的一种值得的目的,但是他将其贬低至次要地位。头等重要的是保护社会不受犯罪侵犯。”真正使社会防卫论成为一种刑罚理论的是格拉马提卡与安塞尔等后期的个别预防论者。格拉马提卡用社会防卫取代了刑法的概念,同时取消了刑事责任与刑罚等概念,将改善个人亦即罪犯与具有反社会倾向、不适应社会的人作为社会防卫的最终目的。因此,尽管在格拉马提卡那里,刑罚的概念不复存在,但是,其社会防卫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别预防主义刑罚理论的扩张。[5]安塞尔把社会防卫论概括为“社会如果要生存,它便必须通过镇压犯罪与矫治罪犯而保护自身”。这样,他不但明确将社会生存的需要作为了刑罚的正当性的渊源,而且指明了社会防卫的两大方向,亦即“现在为人所共知的刑罚学的两大基本特征:不只是通过镇压犯罪而且通过矫治罪犯而防卫社会”。经以上梳理,个别预防论所主张的社会防卫论的基本立意可以大致归纳如下:其一,社会有维护自身生存的权力,而犯罪是对社会生存条件的侵犯,因此,着眼于社会生存的需要,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国家有防止犯罪发生的权力与义务。刑罚虽然不是防止犯罪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其主要手段,但是,它是防止犯罪的必要与终极手段。与此相适应,国家拥有运用刑罚防卫社会的权力。其二,社会防卫包括预防犯罪与处理罪犯两方面的内容,刑罚是处理罪犯的手段,它通过处理罪犯使之不再危害社会而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因此,刑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防卫手段。其三,既然刑罚是一种社会防卫手段,既然刑罚的任务在于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那么,刑罚的正当性便在于其对于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换言之,只有为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所必要的而且能够收到这一效果的刑罚才是正当的刑罚。

  

   三、人身危险论:刑罚的重心

   社会责任论对道义责任或法律责任的取代,导致了刑罚的重心的转换。如果说在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中刑罚的基点是犯罪的严重性,那么,在个别预防论中,构成刑罚的重心的便是人身危险性(或称反社会性、矫正的需要)。因为从社会责任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人应该对其可能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负责,而由社会防卫论中又必然得出国家有权防止危及社会的行为发生的结论。的确,无论是矫正论还是剥夺犯罪能力论抑或是综合论,[6]无不将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的出发点。所不同的仅在于,矫正论从人身危险性的假定中推出的是运用刑罚对特定的个人予以教育、矫正与改造的必要性;剥夺犯罪能力论则从这一假定中得出了运用刑罚阻止人身危险性外化为危害行为的必要性;综合论的结论是,对可以矫正的具有人身危险性者有必要予以教育、矫正与改造,而对不可矫正的具有人身危险性者有必要予以剥夺犯罪能力。

   尽管很少有个别预防论者为人身危险性下一清晰而明确的界定,但是,很少有个别预防论者未论及这一问题。龙布罗梭提出犯罪是犯罪人的遗传与生理特征所决定的,特定的遗传与生理特征注定了人犯罪的必然性。因此,从龙布罗梭的角度来理解,人身危险性指的是天生的犯罪倾向性。而罪犯之所以引起危险,是因为其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对罪犯之适应能力的评价构成衡量罪犯之危险的标准。在加洛法罗看来,人身危险性就是罪犯与社会的不适应性。正是如此,他才提出,罪刑“均衡的古老标准应该让位于适应的标准”,“除了一个人的个性是应受惩罚以外,没有人应或多或少地承受惩罚”。从龙布罗梭与加洛法罗的论述中可知,作为个别预防论中的刑罚的重心的人身危险性,实际上指的是特定的人所具有的危害社会的倾向,亦即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它是一个定位于将来的概念。

个别预防论既然用人身危险的概念取代了罪责的概念,理所当然地,其不是将罪责而是把人身危险性作为了刑罚的决定者。出自李斯特之口而被个别预防论者奉为格言的“应受惩罚的不是犯罪而是罪犯”这一口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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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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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醒龙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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