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隆:就独生子女免死对苏力教授说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1 次 更新时间:2016-08-28 0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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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兴隆 (进入专栏)  

   作为一位死刑废除论者,我理当为反对死刑的任何言说而欢呼。因为废止死刑也好,就具体人群或者犯罪提出死刑豁免也罢,至少在尊重生命这一出发点上应该能找到共同。毕竟,主张废止死刑与在具体的个案中支持死刑,貌似一个悖论。然而,当我品味了《法学》2011年第6期发表的苏力《从药家鑫案看刑罚的殃及效果和罪责自负》一文关于独生子女免死的言说后,我不但没有产生为此而欢呼的任何冲动,甚至也找不到不对其说不的理由。

   我之所以无法为苏力关于独生子女免死的言说而欢呼,原因首先在于尽管我主张废除死刑,但是我所主张的是死刑应在立法上全面废除,因为我认为死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个好东西。而苏力言说所及,是死刑在立法上应该保留但不得对独生子女予以适用。换言之,在苏力看来,死刑在一般情况下是个好东西,但是一旦对独生子女适用,便会变成一个坏东西。正由于苏力的言说是以承认死刑是个好东西为前提,而我认为死刑无例外地不是个好东西,所以,我与苏力之间不可能存在契合。其次,苏力的言说的逻辑是,死刑给作为罪犯的独生子女的家人带来的不幸是一种所谓的殃及效果,因为株连无辜而有违罪责自负的原则,所以,为避免死刑的适用的这种所谓殃及效果以及对罪责自负的背离,惟有对独生子女免除死刑。而在我看来,所谓的殃及效果只不过是死刑的诸多虽然不可欲但又不可避免的消极效果之一,其与罪责自负原则搭不上界。换言之,由罪责自负原则得不出对独生子女免死的结论。相反,不但罪责自负不支持废止死刑,而且,刑法的任一基本原则均可能反对独生子女免死。再次,尽管我历来钦佩任何一位学术大家基于学者的霸气,但是,对苏力关于一切废止或限制死刑的其他观点都是胡说,惟有其关于独生子女免死的言说才是真理的那种唯我独尊,我很难服气。尽管我不想与苏力斗气,但是我的不服气赋予了我不服气的话语权。因为我的结论是,如果苏力关于独生子女免死的逻辑与理由能够成立,那我所主张的废止死刑的逻辑与理由就没有理由不成立。最后,尽管有人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但是,我总觉得法律人不能不讲逻辑。而在苏力关于独生子女免死的言说中,其一如既往地承续了不讲逻辑的风格。基于我感到独生子女免死的言说是其逻辑紊乱的产物,所以我的逻辑也不允许我为苏力的言说而欢呼。

   有鉴于上,基于一个刑法学人的本能,我不能有话不说。所以,我不得不与苏力唱一出对台戏,对其独生子女免死论振臂高呼几声不!

  

一、连累家人:虽不可欲但又不得已

  

   城门失火尚殃及池鱼,家门不幸,岂能不累及家人?独生子女因犯罪而被处死刑,涉及到两个家庭,不,准确地说是两个家族断子绝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讲求传宗接代的中国语境中,说这对于任何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都是一种灭顶之灾,肯定不为过。同时,因为独生子女是支撑两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被处死,意味着少则两位(父母)多则6位(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人生活上面临老无所养的惨景。在这一意义上说,死刑对独生子女的亲属的贻害也莫大焉。因此,我完全赞成苏力关于死刑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连累不容低估的看法。

   但问题在于,这样的连累效果是作为死刑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的消极效果之一种而存在,我们因而能否如苏力一样,得出为杜绝它的存在而废止对独生子女的死刑的结论。

   刑罚的作用机理表明,刑罚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产生有利于社会的积极影响也可以产生不利于社会的消极影响。关于刑罚的积极影响,也就是我提出的刑罚的功能,学界的关注可谓够多的了,以致其早已进入了大学本科教科书。然而,关于刑罚的消极效果,学界虽亦有关注,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根据我的分类,苏力所谓的殃及效果,当属副作用或者说消极效果之一。

   死刑对犯罪人亲属的不利影响或者说连累效果固然存在,但其并非死刑消极效果的全部。除了对犯罪人的亲属,死刑对犯罪人本人、潜在犯罪人、受害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同样都固有或此或彼的不利影响。其与苏力所谓的殃及效果一样,同属死刑的消极效果之列。

   就对犯罪者本人而言,死刑的消极效果主要表现为恶化犯罪。具体来说,便是一旦实施犯罪,犯罪人可能基于对死刑的畏惧或者对生命的绝望而在犯罪中孤注一掷—在杀人时,基于杀一个保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而杀死多人;在实施强奸、抢劫与绑架等犯罪的同时,杀人灭口;在犯罪后,可能为逃避惩罚而伪造现场、毁灭证据、转移侦查视线、嫁祸于人乃至行凶拒捕;即使在因犯罪而被羁押候审期间,也可能基于绝望而对同监人犯或者监管人员施暴或基于求生的本能而越狱逃跑,并在成功脱逃后为报复社会或者基于生存的需要而继续犯罪。如此种种恶化犯罪的现象,与死刑的威吓难脱干系,构成死刑的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消极效果。

   就对潜在犯罪人即尚未着手但徘徊在犯罪门口的人来说,死刑的消极效果虽不如对犯罪者本人明显与严重,但是其同样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旦其决意犯死罪,便会为犯罪后顺利逃避死刑的惩罚而精心策划、缜密设计、充分准备甚至在犯罪预备阶段派生出别的犯罪等等。他们可能制定周密的犯罪方案,也可能物色犯罪同伙,还可能为犯罪而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基于决意犯罪又畏惧死刑的心理而可能发生的如此种种行为,要么会增加破案难度,要么会扩大犯罪的危害。

   就对受害人及其亲属而言,死刑的存在会强化其复仇的本能。犯罪让受害人亲身体验了犯罪所造成的痛苦,杀人罪则还让受害人的亲属经历了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死刑的存在,让受害人及其亲属本能的复仇愿望转化为非置犯罪人于死地不可的诉求,将死刑视为复仇的唯一合适的手段。一旦犯罪人最终未能如其所愿地被处死,受害人及其亲属便认为法律或者司法不公,轻者围堵法庭、聚众上访、冲击党政部门,重者对犯罪人或其亲属乃至其辩护人予以私力报复—通过此类加害行为满足其未能满足的复仇心理。受害人及其亲属基于死刑的存在而对死刑作为复仇手段的心理依赖,其实不只是会导致诸如此类的直接的不利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还会培植一种对司法乃至法律本身的不信任,导致司法与法律的权威性在受害人及其亲属心目中丧失殆尽。

   至于以上人等之外以及苏力所关注的犯罪人亲属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表面看来,虽然与犯罪以及刑罚的关联度不强而似乎不会受死刑的多大影响,死刑因而也不会对其造成多大的消极影响,但在实际上,死刑对其有着一种隐性的、慢性的、潜移默化的不利影响,即强化其对同类生命的漠视,贬低生命在其心目中的价值。至少,国家以死刑的方式向他们展现了一种血腥的杀人场面,培植与强化着一种同类相残的人性。不仅如此,鉴于死刑是一种人为的活动,而只要是人的活动就难免出错,所以,国家以司法的方式所犯的错杀在所难免。而被错杀的对象非这里所列的无辜的社会成员莫属。因此,只要有死刑存在,其便必然带来错杀无辜的消极效果。

   过多的论证死刑的消极效果,会游离本文的主题。以上列举已足以表明,死刑的消极效果远非苏力所谓的殃及犯罪人亲属这一种,而是俯拾即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按照苏力的逻辑,为了避免殃及作为独生子女的犯罪人的亲属而应对独生子女免死,那么,死刑的其他消极效果是否也应避免?如果不应避免,我们有什么理由放任死刑恶化犯罪的效果的发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死刑强化复仇本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等闲视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对死刑培植与强化人性的残忍熟视无睹?尤其是,我们有什么理由对国家假借社会的名义用死刑错杀无辜麻木不仁?

   我不想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因为我知道,归谬法的以上运用虽然足以揭示苏力的独生子女免死论在逻辑上的不自洽,但是,这不足以展示死刑这把双刃剑的复杂的作用机制以及国家面对死刑的消极效果该作何选择。

   死刑的消极效果与其积极效果一样,都是基于死刑的存在而产生的。正如有人因为怕死而不犯罪,也有人因为怕死但是仍然决意犯罪所以为避免死刑而杀人灭口一样,死刑的消极效果不但具有其发生的必然性,而且还具有与积极效果的共生性。换言之,既要追求死刑的积极效果,又要绝对避免死刑的消极效果,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决定保留死刑,就得在相当范围内容许死刑的消极效果或此或彼地存在,而要彻底杜绝死刑的消极效果,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废除死刑。

   基于对死刑的消极效果产生的必然性及其与积极效果的共生性的认识,在不愿废除死刑的前提下,要使死刑的效益最大化,不但要使其积极效果得到充分发挥,而且要使其消极效果得到最大程度的避免。这就意味着对死刑的效益的追求,实际上是一种取舍与平衡。也就是说,死刑的某一或者某些积极效果的实现,总是以放任其尽了最大努力避免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某一或者某些消极效果的发生为代价。

   同样,人们假定死刑能够实现对已然犯罪的报应而是公正的,能够实现对未然犯罪的遏制而是有益的,所以人们主张保留与适用死刑是必要的。但是,追求这种假定的公正与效益,以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死刑的消极效果为前提。因为虽然人们可以为避免死刑的恶化犯罪的效果而做出种种努力,但是无法杜绝杀人灭口、死囚脱逃之类的事件的发生;人们虽然可以设计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及其亲属申请抗诉之类的制度来让受害人及其亲属表达其对国家的诉求,乃至动用法制教育以及涉诉上访应对机制等手段来避免受害人及其亲属未能满足对罪犯未判死刑的愿望而可能采取的极端行动,但是抬尸喊冤、冲击法院、进京上访之类的极端行为仍然比比皆是;人们虽然可以让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与案情通报之类的公开解释来就未对罪犯处以死刑向社会做出交代,但是,在杀声如潮的舆论压力下,司法当局不得不通过二审改判死刑,甚至不惜通过牺牲一事不再理原则,启动再审程序撤销生效判决、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来迁就民意、满足民众的杀人欲;人们虽然可以为避免错杀无辜而确立特殊的证据规则、做出特殊的辩护规定以及设计特殊的复核程序,但是,国家从未停止上演错判无辜者死刑的悲剧。

   苏力在死刑的众多不可避免的消极效果中单单看到了死刑对独生子女亲属的消极效果,并由此得出了应该废止对独生子女的死刑的结论。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苏力所看重的死刑对罪犯亲属的消极效果是否其干死刑的所右其他消极效果。以至干我们不得不为避免作为死刑的单一的消极效果的前者而废止对独生子女的死刑,同时又要基于对非独生子女的死刑之可能的积极效果的追求而不得不容忍死刑的任一其他消极效果乃至所有其他消极效果的总和。

   我不知道苏力能否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圆其说的解答,因为其始终对这一问题保持沉默。但是我知道,人们对苏力的独生子女免死论所引发的上一问题,恐怕难以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尽管我无法证明但是我确信,人们完全可以主张,连累独生子女罪犯家人的消极影响再大,也不如死刑之恶化犯罪的消极影响大,因为前者不可能导致犯罪的独生子女亲属的生命的丧失,而后者则必然以更多的人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损失为代价;人们也完全可以主张,连累罪犯家人的消极影响再大,也不如死刑之强化复仇本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大,因为即使独生子女因犯罪而被处死,其亲属也不得不接受其系罪有应得这一现实,并忍气吞声地默默承受断子绝孙的痛苦。而死刑所强化的复仇本能得不到满足,则会直接引发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破环社会稳定与秩序的行为,乃至直接引发对罪犯或其亲属的私力报复的恶果,并削弱其对司法与法律乃至政府与国家的信任;人们还完全可以主张,连累独生子女家属的消极影响再大,也不如错杀无辜的消极影响大,毕竟,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罪犯家人在内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都可以容忍的一种消极效果,而后者则是全社会均无法容忍的消极效果。

由此,苏力必将陷入逻辑上的两难:要么承认独生子女免死不是一种必然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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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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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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