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自然法的内在道德精神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49 次 更新时间:2006-06-30 00:47:50

进入专题: 自然法  

唐代兴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法律构建的思想基础是道德。西方法律构建的思想基础是自然法。自然法思想生成的精神之源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人本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斯多噶派,以神性原则和正义精神为价值指向的自然法思想得到确立,并构成了西方社会法律构建和社会治理的主导思想传统,后经历罗马时代、中世纪宗教神学而发展到格老秀斯那里,对自然法思考的视野从自然中心论转向了人类中心论,自然法思想被赋予了权利、自由、平等等内涵,这些新的精神内涵的获得为自然法思想走向现代社会灌注进了新的活力。概括地讲,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道德精神指向为:第一,人类存在和人生生存的神性原则;第二,世界一体的理性精神;第三,普遍主义的终极道德价值指向;第四,个体主体化的平等权利理想和自由精神。

  【关键词】 自然法 终极道德 理性精神 平等权利 自由精神

  

  法律与道德关系,始终是体与用的关系。然,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其生成法律思想基础不同,所以法律与道德的体用关系性质的缔结也就根本不同,由此形成法律在走向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价值指向也存在根本的差异。

  法律虽然是国家的产物,但法律生成的思想基础,却可能是国家权力本身,也可能是自然本身。由于前者,法律的终极道德支撑是王权思想;因为后者,法律的终极道德支撑是自然法思想。从绝对的价值指向看,以王权思想为价值支撑的法律,实际地变成了国家权力的纯粹工具,由此形成以统治利益权力为价值取向)的“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以自然法思想为价值支撑的法律,客观地成为公民权利的捍卫武器,由此形成以公民的普遍利益权利为价值取向的“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本文将以后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为探讨的范围,侧重考察这种治国模式的法律思想基础——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道德精神。

  客观地讲,自然法思想一旦作为法律生成的思想基础,它就使国家的法律获得自然主义性质和方向,法律的自然主义方向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更体现为一种人本(即个体主体)精神。这种人本精神表现在立法上,则以自然存在本性(特殊地讲是以人本本性)为法律制定的根据,使法律合乎自然法则(特殊讲是人性原则);其表现在司法上,则以自然存在本性为法律实施的根据,使司法程序合乎自然现象的变化和人性发展(即人的自我解放)的需要。西方社会的法治方向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它的背后,却始终涌动着自然法精神的自我活性(即更新)。

  

  一 

  

  西方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是法治。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古希腊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实践传统,二是由柏拉图所开创的、经亚理斯多德完成其整体构架并由此奠定了西方基本法理精神的法哲学理论传统。

  在亚理斯多德的法哲学理论中,“法律”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指向:一是道德意义上的法规,它是与理性、正义等概念相等同;二是指实在的法律体系,它是与规章、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将其合而论之,亚理斯多德的“法律”概念获得了如下的整体内涵:第一,法律首先表现为是一种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是国家权力的实在支撑框架,“执政者凭它来掌握他们的权力,并借以监察和处理一切违法失律的人们。”[1]第二,法律预设了一种秩序并创造出一种秩序:法律是对一整套共守的行为规则系统的建立,并通过强制的方式使人们从不自愿到自觉地普遍遵守它,从而形成一种生活与行为习惯,这样社会行为和人的群体生活就获得了一种秩序性。第三,法律所建立的这一整套行为规则系统之所以能够达向普遍遵守的习惯并变成一种现实的生活秩序,就在于法律的制定遵循了正义的原则,因而,法律是正义的体现:法律即是正义的实在标志与象征。所谓正义,即是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即是中道的权衡。第四,法律正义的内在精神和终极的价值追求即是谋求城邦全体公民的“公共福利”,使他们“都能进入正义和善德的制度。”[2]

  亚理斯多德通过对“法律”的整体内涵的描述,揭示了人类法律生成的道德基础。亚里斯多德对城邦法律生成的道德基础的思考,是通过对法律的分类考察而完成的:亚里斯多德认为,无论是从其表现形式还是从其性质规定性来看,法律都客观地存在自然法和人定法两种基本形态:自然法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则,人定法是规定社会存在秩序的法律,它是社会存在的秩序规定,前者是自然道德,它现实地构成人定法的思想基础和最高规范;后者是城邦(国家)社会治理的法律,它是对自然道德的规范性体现。作为人定法的思想基础的自然法则,它的基本精神是正义,它是永恒不变的,是普遍适用的,它是人定法制定的凭据,所以它高于人定法;人定法是国家社会衡量人们行为的是非曲直的尺度,它是遵循自然法而制定的,因而,它的价值归依是正义精神。

  自然法的基本精神是正义,正义精神的基础是理性;正义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善德”和“公共福利”。因而,正义即是理性精神、善良的美德和利益精神的整体表述:理性决定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利益精神体现了人生存在的现实目的和人与人(他人、群体、社会)的本质关系;善良的美德标志着人类存在的崇高性与人生生活的实际意义所在与价值归依。此三者,构成了自然法的整体内容。亚理斯多德认为,自然法是基于人类本性并为人人所遵守的终极道德规范。而人定法就是国家在正义精神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一整套强制性的共守行为规范,并又是忠实地展开、维护和服务于自然法(即普遍的终极道德)的。

  当亚理斯多德在论述人定法与自然法之间生成关系时,既是确立法律与自然道德之关系,也是在探讨法律的来源和定位法律的终极依据:法律不是产生于国家的意志和政体的特殊要求,相反,国家的意志必须服从法律,法律决定着政体,但法律一旦产生,就得反转来服务于国家和政体。法律产生于自然法,即自然的神圣法则所生成的人类善良美德和共同利益欲望与需求的本性。法律产生的依据并形成对它支撑的基础是永恒而普遍的 自然道德。

  当确立了法律的依据和来源,建立起了法律与道德的本质关系,也就找到了法治的标准与原则。亚理斯多德认为,法律制定的目的是在于规范社会行为和治理国家。基于这一目的,法律的制定也就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并符合两个标准:“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良好的法律。”[3]:法律的制定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应该达到的标准是:第一,普遍服从;第二,普遍良好。前者是对司法的要求,即司法所要达到普遍服从的目标;后者是对立法的要求,即立法要达到普遍良好的境界。相对此二者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没有普遍良好的立法,也就无普遍服从的司法。因而,法治国家的关键是立法。这里的立法,不仅仅是指法律的规则、规章、条文、文本,而且还包括法律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法律的监察制度的制定与确立。亚理斯多德在论述政体“即国家”的职能时说:任何一种政体都是由三个要素构成并以此三者为基础,即立事职能、执事职能和司法职能。这即是西方近代思想家所思考的并为后来社会所实践的“三权分立”政体的思想雏形,这也是他关于立法的内涵的广义思考的成果。而立法的普遍良好的标准是:第一,要符合政体的要求;第二,要履行正义;第三,要体现善德与幸福原则。

  亚理斯多德的法哲学思想奠定了西方法学思想和法治国家的精神传统,他的整体精神特点可以概括为:第一,他定位了法律的人类自然基础,认为法律是建立在自然法思想基础上的,法律是自然法的展开与体现形式。而自然法就是人类的道德本性。因而,自然道德是法律构建的基础,也是法律的价值导向。第二,法律是对自然道德的展开与实现,又是对人的存在权利与利益要求的维护与助益的有效方式与途径。第三,由于自然道德的本质和人本要求对法律的规定性,法律必须对权力进行约束与权衡:对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是为了保持法律的道德性的唯一可行的实践操作方式与途径。

  

  二

  

  亚里斯多德自然法的初步思考,奠定了西方自然法思想思维基础,稍后于亚里斯多德的斯多噶派,则社会政治和伦理两个方面探讨了自然法思想,并将它与进一步与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理性精神和宗教神学思想起来,赋予了自然法以神圣理性和神的意志品质,由此,自然法获得了终极道德品质。

  斯多噶派的创始人是基浦路斯岛的芝诺(公元前336—264)。斯多噶派的哲学的主要成果是伦理学和政治学,而他们的伦理学思想和政治学思想,又都是通过对自然法思想的阐述而表现出来的。斯多噶派对自然法的思考,直接来源于两个传统,一是古希腊前期的自然哲学思想传统,二是对智者派的思想传统,由此形成从哲学出发来考察人的生存幸福问题,因而,自然法思想是关于如何遵循宇宙自然的法则来构建人生的幸福问题的思想:人生的幸福就是依照自然而生活,芝诺在其《论人性》中解释“善”时说,“善就是认定去按照自然而生活,这就是按照德性而生活,因为自然引导我们走向道德。”斯多噶派的另外两倍代表人物克林塞斯在他的《论快乐》、和波塞都尼亚斯和海克通两人所著的《目的至善论》中,同样主张“依照道德生活像依照一个人发现自然中的经验而生活是同样”,因为“每个人的本性是宇宙的一部分,合乎自然的方式的生活就是善,就是说至善是合乎个人的本性及宇宙的自然,不作任何为人类普遍法则习惯上所禁止的事,这种普遍法则相等于弥漫于一切事物的理性,这种普遍法则与主宰万物规定万物的神并无二致”[4]在他们看来,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人只是这个绝对统一的整体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类的本性也仅是宇宙本性在人身上的分有形态和体现形式。因而,人类生命的存在也就必须要接受这一宇宙法则的支配。宇宙的法则就是秩序的法则,宇宙秩序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逻各斯、理性或神,因而,宇宙的法则又最为直接地是逻各斯的法则、理性的法则和神的法则,它们弥漫和渗透于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将世界万物置于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之下。人类生命作为宇宙的分有形态和体现形式,也就必须要接受宇宙法则的制约:理性、逻各斯或神,也就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普遍而永恒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神圣的,拥有命令人正确行动或错误行动的力量。”[5](芝诺)在斯多噶派看来,自然法是与人的本性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人的本性;反之,服从人的本性就是遵循自然法。“最高的目的,是按照自然法生活,即按照自己的本性和普遍的本性生活,决不做共同法律则所禁止做的事情,即决不做一切事物之中的正确理性所禁止做的事情。”[6](克吕西波)。

  斯多噶派对自然法的思考和宣扬,其目的并不是要自然世界主宰人类生活,而是要以此确立起人的独特存在地位与生存价值。无可否认,自然法确立宇宙自然的法则是人类存在的法则,这使人类在宇宙世界中必然承受一种被动性,这种被动性相对地讲,也是一种万物的存在事实,更是人类的存在事实。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虽然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力量的武装,但我们还是不敢宣称我们超越了宇宙自然,更不敢说我们成了宇宙自然的驾驭者和主宰者。相对人类来讲,承认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为更好地存在创造了条件。人类存在的法则虽然是宇宙的法则,但正是由于宇宙自然的法则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法则,人类存在才获得了神圣性:人类“按自然生活”,就是在分享自然的理性,就是与上帝共同具有理性,就是在与上帝、神共同分享神意、神圣性。因而,作为人,由于自然的法则,他获得了神圣性;也由于自然法则,他具有了上帝般的殊荣和神的灵光。

  “顺从自然而生活”,这是斯多噶派的最高哲学概括;“顺应自然而生活”,同样是斯噶派为人间政治(法律)和道德立法,即为人间政治(法律)道德确立终极法则: 自然法是人间生存的终极道德法则。斯多噶派所宣扬自然法中的“自然”,亦即“本性”。斯多噶派认为,人是宇宙体系的一部分,即人是小宇宙。相对人这个小宇宙而言,宇宙即是大宇宙,大宇宙是神圣的“火焰”,人仅是这神圣的火焰中飞溅出来的一朵火花(或火星),因而,人的本性是宇宙的普遍本性中的一部分,或者人的本性是宇宙本性的缩影:“我们个人的本性是普遍的一部分,因此,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顺从普遍的本性;不做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那共同法律与普及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这正确理性也就是宙斯,万物的主宰和主管。”“我们应该顺着生活的一种方式之下,本性既是共同的本性,也是特殊的人类的本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唐代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然法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04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