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18-01-02 13: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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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中国就是“王道-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是一种内涵模糊、边缘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识,它既不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所以,结论是,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向来是一种弱势观念,是一种弱性思考;而且在许多时候,它往往被强势的合理性观念所取代和覆盖。

   【关键词】自然法,合法性,王道-王法。

  

  

  

   一、自然法与王道-王法

  

   为了阐明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一个基本预设,即中西方对自然状态下的人都有一个基本的价值预设。这个价值预设决定了中西方各自的政治理念之分殊。因为我们今天并不知道国人如何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古人也不知道。但就常理而言,古人和我们一样,都有一种正常的求知欲望,而且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理解和想象来构制出自然状态下人类生活的各种观念图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观念图景便包含有古人思想和心灵的全部秘密。一个文明民族的政治思想的基因图谱很可能就在这里。

   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①]那么中国就是“王道-王法”。[②]依据自然法理念,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依照自己的理性生活,所以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整体和谐的一部分。同时,人人都拥有一些最基本的平等权利,为了确保大家的共同利益和生存秩序,需要自愿签订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要求每个人自愿转让出一部分权利,把它交付给一个大家自由推选出来的人手里,由他来管理这部分公共权力。当然,如果他滥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大家有权把他罢免。显然,在这种自然法理念中,理性、法律、权利、契约、程序、政治、阶级和阶级意识都包含其中。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合法性观念正是从这里生成出来的。如果再继续深入考究的话,我们会发现自然法的哲学基础是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之一“原子论”。[③]

   依据“王道-王法”理念,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都像动物一样生活,时刻面临着自然的威胁。只有一个最早的圣人为人们发明了某种实用性的东西,建立了一种基本的生活秩序,于是这个圣人就成为人们的领袖。在这一过程中,滋生出来的不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是某一个人的专断权力。依据“王道-王法”,人们无权做任何有违或改变现实秩序的事情。顺应王道,遵从王法是每个人必须做的事情。显然这种理念构想绝对无法产生出我们现在所说的政治合法性。这种“王道-王法”理念的哲学基础则是中国最古老的“混沌论”。

   如果说自然法的本质是权利,那么“王道-王法”的本质就是权力。权利产生“政治权”,权力产生“统治权”。政治权利产生阶级,政治权力产生等级。阶级的产生肯定与社会分化有关,但仅仅是社会分化还并不足以产生阶级。[④]当社会分化具有一个权利观念的背景和传统时,阶级才会产生。所以在春秋战国,虽然有相当剧烈和深刻的等级分化和功能分化,[⑤]但由于缺乏一个传统的政治权利的观念背景,故而秦汉之后,它所造成的一般结果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和不确定,不同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和变迁也更为迅速,但具有明确的自我政治权利意识的阶级却始终没有产生。这样,在改朝换代之际,一些大规模的动乱和民变,虽然卷入和胁裹进了各个阶层的人士,但它始终不具有一种自觉的权利意识和阶级意识,也从来没有发展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其结果则只能是,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它都不具有阶级斗争的积极历史作用。因为它从未使弱势群体产生丝毫的阶级意识,也就是权利意识。所谓权利意识,其基本含义就是,阶级斗争的双方都承认一个基本的政治共识,即,双方都拥有一些必然的合法的政治权利。

   但问题是,这种基本的政治共识本身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究竟起到了一种什么作用?不过,我推测,权利概念和理性有着内在的连带关系。它源于古希腊人的天才和创造。古希腊人凭借自己的智慧,把阶级斗争规范成为一种理性化和合法化的政治斗争形式。[⑥]从古希腊人开始,阶级斗争沿着政治权利的边际线逐渐扩张着人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西方历史的长时段显示出,它是一个相当有序的合理化过程。就一般而言,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往往是达致政治平衡。而这种政治平衡一旦落实为一种政治制度,并由相应的法律规则固定下来,那么,它就自然而然成为民主制度和民主进程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在西方,阶级斗争的确推动了历史进步。因为西方具有政治权利的观念和传统,所以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总能使双方找到权利的平衡点,从而确保各自的政治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政治自由的自然成长过程。[⑦]从总的历史演进趋势看,通过阶级斗争,弱势阶级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确实在逐渐扩大并得到制度性保障。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和利益集团是有合法的政治权利的。首先,地主和农民一样,都没有自己合法的政治权利。[⑧]故而二者都是被统治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不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⑨]其次,官僚也没有自己合法的政治权利。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阶级,[⑩]更无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不是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是合法的政治诉求。它有两个本质特征:从形式上看,必须具有政治纲领;从目的上看,必然要求政治权利。而这两点,农民“起义”都不具备。农民“起义”既没有一个政治权利的观念背景,而且也不要求一种相应的政治权利,所以它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11]正因如此,农民“起义”虽然有着种种难以避免的客观的复杂原因,但它的直接结果就只能是改朝换代,而不是推动历史进步。[12]在中国,产生阶级和阶级意识,只是近现代的事情了。

   将以上论证归纳起来,其简明图式如下:

   原子论→自然法(所有人-理性-权利-契约)→政治权→阶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政治权利的扩大→确保个人自由。

   混沌论→王道-王法(圣人-智能-功德-认同)→统治权→阶层→等级观念和等级分化→统治权力的扩张→确保个人专制。

   更简明的图式则是:

   原子主义→自然法→每个人的平等权利;

   混沌主义→王道-王法→一个人的绝对权力。

   简言之,自然法一下子就理清了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前后隶属关系,而王道-王法则从一开始就完全颠倒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正常关系。

  

   二、契约论与革命论

  

   基于以上分析,合法性[13]只能是纯粹西方的产物。它是从自然法理念中引申出来的观念。它不属于政治思维的必然逻辑,也不属于政治思想的必然内容。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政治的核心是权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权利概念,如果没有权利概念,政治思想又是何以可能呢?在我看来,权利概念要比合法性概念更为基本。所以不追问权利,而纠缠合法性,恐有失之本源之嫌。但在中国,权利概念和权利意识之阙失当为不争之事实。既然如此,合法性观念又是何以可能产生呢?

   首先从学理上看,合法性本义是指得到法律的授权,所谓政权合法性意味着任何一种有效的统治都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都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同。[14]因而,政治合法性实质上是一种(被统治者)同意的政治。这就意味着被统治者具有一种必然的政治权利。而权利概念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既然权利概念和契约论传统在中国政治思维中均付之阙如,那就很难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合法性这种东西。

   其次从常理上看,我只有首先知道我有什么权利,我才能准确判断你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即你的行为是否合法。显然,合法与否根本就是与我的权利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舍弃权利来谈论合法,岂非无的放矢?

   但如果我们把标准放宽,“用‘合法性’指称基于某些社会共同价值而对统治者及其活动的拥护,以及对特定统治者的认定。”[15]那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倒是可以多少谈论一番。[16]与西方法理性的“契约论”[17]相比,中国人所谓的政治合法性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性的“革命论”。而真正的合法性则必须建立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它要求统治者所采取的任何一种统治事先都必须征求被统治者的同意。即一种统治只有包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的共同意愿才是合法的。一种合法统治意味着必须通过某种契约的方式在双方之间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达成一致,从而完成统治合法性的既定程序。所以,政治合法性本质上只能是意志自由的产物。而中国,则根本没有契约论的传统。任何一个统治者事先都无需征求被统治者的同意。更重要的是,就连这种意识都没有。那么国人究竟是依据什么来认定一种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呢?在“天命”、“正统”、“德性”这些说词后面,国人最为看重的还是结果。虽然在最终结果产生之前,人们似乎也需要一种类似的说词来抚慰自己的心理空虚,以便作为自己信念和选择的一个凭据。但只有把这些说词同占有天下的最终结果联系起来,才有实质性意义。没有天下,何来天命?有了天下,天命自然如影随形。也就是说,如果“天命”、“正统”、“德性”这些说词不附属于占有天下这一实际结果,那它就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价值,就不能产生合法性论证的真实效应。

   显然,在国人的合法性语境中,起决定性的是能否打下天下的足够实力。打天下坐天下是这种政治游戏的自然规则和统治方式的丛林逻辑。它的潜台词是:谁得天下谁就应该得天下。[18]即无论谁得天下都是天然合法的。他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他得天下这个既成事实。如果侥幸统治的时间稍稍长久一些,那它还会进一步由合法而演化为神圣。

   这种政治理念显然不是契约论的,而是革命论的。契约论可以产生合法性,而革命论则绝不可能产生合法性。契约论看重的是前提和程序,革命论看重的是结果和过程。契约论考虑的是事先所定条件对双方是否公正公平,革命论考虑的是最终结果我能否“革”掉你的“命”。革命论所蕴含的政治理念不是看你上台之前是否征求过我的意愿,而是看你上台之后是否能让我吃上一口饭。但我相信,这种政治理念不是某种理性思考的必然结果,而是历史演化的自然结论。不是人们经过精明计算和理智考虑之后发现我的任何意愿对任何人上台都不起任何作用,谁也不会真正看重我的想法是什么。而且,统治者征求被统治者的意愿对统治双方谁都没有好处。对统治者来说,它意味着统治成本的无限增加;对被统治者来说,它意味着随时可能会对自己带来某种不测之祸。由于全面考虑到了这些,所以被统治者才主动而又自觉地放弃了有可能对统治者施加某种影响的自我权利。

我相信,真实的历史过程不是这样的。这种想法把事情过分理想化了,也把事情过分复杂化了。其实,历史实际很可能相当简单(甚至简单得出乎我们的预料):打的过就算赢,打不过就算输。打之前,开打双方根本没有必要征求观众的意见,什么时候打,用什么规则打。反正就是这样,打来打去,谁打过谁谁就是老大。所谓“提三尺剑取天下”,所谓“马上得天下”,所谓“马上天子”,都是这个意思。它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19]所以没什么道理可讲。开打双方以及观众对此并无二议。开打双方以及观众就组成了全体中国人。它是全体中国人政治理念的共同逻辑。这种政治理念不看重统治者实施统治是否充分体现了被统治者的意志自由,而是看重统治者行使权力能否基本保障被统治者的生活需求。所以,这种政治理念根本不包含有合法性的契约意识。它与合法性无关。它不从合法性角度去看问题。它对任何一个政权都不作合法还是非法的两极判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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