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发掘孔子学说的世界意义与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 次 更新时间:2021-09-28 22: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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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历史生活与当世存在是一个连续统,它始终以自身方式返本开新古代智慧,重建古代文化,引领未来世界。这是我们重新发掘孔子学说的世界意义和当代价值的认知出发点。

   强国之路需要一种本土化世界哲学

   近世英法强大的思想基石是经验论和唯理论,它们分别复兴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继之兴起的德意志,则以古典哲学为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表现最耀眼的方面,当然是教育、科技、经济、军事等,但其隐而不显的思想动力,却是由皮尔士开创,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继之发展起来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一纯正的本土哲学重塑了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

   从历史或现实看,世界强国应有世界哲学。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路所需要的本土化的世界哲学,既可原创得来,也可从古代哲学中抉发弘大。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具有世界性思想基因和精神气质的是先秦诸子哲学。因而,回到先秦去,回到诸子去,深入抉发先秦思想和诸子学说,应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课题。

   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哲学必要聚焦孔子学说

   回到先秦去,回到诸子去抉发其世界哲学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价值,必然要聚焦到孔子学说上来。韦政通认为,“孔子是在他前后的人物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他对当时的问题认识很深,在处理个别的问题上,他不一定能对每一个问题都处理得比别人好,比别人更有效,但没有一个人能像他关心全面性的问题。晚于他的诸子,不论是赞成他或反对他,也没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认同和责难,都把焦点集中于孔子,适足以证明他已开始居于思想史的中心地位和文化思想的代表”。

   孔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与苏格拉底、耶稣、佛陀齐名的人类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指出,为人类创造出“思想范式”的人,只有“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好像我们不可能再举出第五个人的名字,没有谁有像他们那样的高度……他们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孔子除外),但他们却成为强大哲学思想运动的基石。我们称他们四人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他们鹤立于所有其他的哲学家之前和之后”。并且,“这四大思想范式的创造者真实性的内涵是对人类基本境况的体验以及对人类使命的澄明”。尤其是“在帝国解体的困境之中,在战乱和动荡的时代,孔子便是那些想通过他们的建议使国家得到拯救而到处游历的许多哲学家之一员。对于所有这些哲学家来讲,出路便是知识,而孔子的解救之道则是有关古代的知识。他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古代的?如何能够获得它?通过什么方式能实现它?”孔子以其有限的一生从如上三个方面所做的无限努力,“通过将流传下来的文献转变为有意识的根本思想,实际上产生一种与古老的融而为一的新哲学”。

   孔子没有著述,他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宣告古代之声”并“重建古代文化”的思考被其门徒记载下来,并在其身后以“群贤集定”的方式构筑起“篇章有序”的《论语》文本,使夫子“蕴含万里”和“经纶世务”的思想学说实现“圆转无穷”的自我诠释功能。《论语》承载了孔子志于重建古代文化的文道救世理想,从天赋“相近”却“习相远”的人性出发,以“信而好古”的执着考信历史,发现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探索“修仁习礼达乐”的路径,向上开出重建古代文化的道德哲学;向下探求形成“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的君子学说,包括君子伦理学说和君子政治学说。要言之,孔子学说是一个体系:“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是其思想基石;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哲学;仁学,是其伦理学;礼论,是其政治哲学;“学而”成己成人,是其教育理论;中庸,既是其道德学,也是君子成己成人的方法论;乐,是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生哲学;贯通如上内容使之形成完整体系的是其“正名”知识论。

   孔子及其学说在人类文明中地位崇高

   创造出一种人类“思想范式”的孔子学说,是一种集成,一个枢纽,一个传统。首先,从远古传说到夏商周三代,华夏先民逐渐建立起相对自由的“以天道为依据、以王道为目的、以民道为手段”的人伦主义思想认知框架。进入春秋世,帝国解体的动乱催化这一未完成的思想认知获得更为自由的发展,形成诸子盛世。其中,孔子以“信而好古”的执着发掘历史真知,并以返本开新方式宣告古代之声、重建古代文化,这是集成。其次,孔子遵从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损益”古代文明,并汲取管子思想,探求“以刑入礼”方式“富民强国”的“大仁”智慧,既影响了墨学,扬、庄之学,法家的刑赏之学,更开启子张、子夏、曾子、思孟、荀子之学。所以,孔子思想成为诸子学说之枢纽。最后,孔子遵从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探求“以仁入礼”的文道救世道路,向上下两个维度展开所形成的道德哲学和君子学说,将源自古代且渐成轮廓的华夏哲学伦理思想以及道德文明推向成熟进程,尤其是为华夏和人类创造的“思想范式”,必然地构成中华文明的大传统。

   理雅各在其所译《中国经典》中指出:“孔子地位之高、影响之大,我认为应归功于两个主要原因:作为古代文献的保存者以及中国黄金时代至理达道的阐释与践行者;亲传弟子以及他们的早期信徒对他的忠实追随。国家和个人的至善在孔子身上得到了统一。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一员;现在,正如所有人相信他所成就的那样,他代表着尽善尽美之人性的至善至高状态。”孔子探索出的使人性达于“至善至高状态”的方式,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地修仁习礼,以达于中正之“文、行、忠、信”:对己,必仁、知、勇;待人,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服务社会,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提出创建良序社会的原则:“其一,有能力的人必须在他相应的位置上;其二,公共的政治环境必须使得革新行为成为可能。”(雅斯贝尔斯)孔子这两个原则,蕴含着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思想种子和制度因素,即政治原则本质上是对权力和权威的限制,它构成人类政治民主的内在规定(赫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所以,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文化革新者,而不是一个彬彬有礼但对过去顽固留恋的辩护者……在‘礼’概念的转换中,孔子也转换了人类社会的整个概念。他是一种新理想的创造者”。因为“只有当我们在传统方式的一代又一代熏陶下真正成长起来,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的人;只有当我们复活了新的环境视之为不再有效的这个传统,我们才能保存我们生命的方向和完整。共同享有的传统将人们凝聚在一起,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对传统的每一次抛弃,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断裂。而对传统的每一次真正的复活,都意味着人们自我的一次重新统一”(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

   政治学史家乔治·萨拜认为,政治学理论就是“人类为了有意识地理解和解决其群体生活和组织中的各种问题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人如何“在一起”(being together)。在孔子看来,人如何在一起的问题,既指君与臣如何在一起,也指官与民如何在一起,更指家人、朋友如何在一起。这些问题都必须政治地解决。孔子对人类的贡献就在于,从“学而成己”至于“学而成人”,进而“为政以德”“以道事君”和“善教”,以及“诚”“敬”“信”“义”等方面设计出人与人如何“在一起”的社会方案,并给出了人性论依据、政治学理由和存在论原理。孔子学说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而产生弥久愈坚的世界性影响,其秘密就在于此。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二级教授、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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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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