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论道德容忍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8-03-01 17: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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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道德容忍度指对不道德的行为或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的受纳程度和度量方式,它以良知为主体前提,以至诚为本体方法,以权责对等为规范方式,以公正和自由为价值导向。从分类学看,道德容忍度分守德型和无德型两类,前者呈现为零容忍和完全容忍两种方式;后者展开为放纵性、收敛性和否定性三种容忍方式。激励道德容忍度生成的共同心理动力是私利冲动,但其运作的心理机制却存在类型学的区别:权责意识、“不忍”情感和柔热心的整合运作,推动守德型道德容忍度发挥生活情境功能;而无责意识、“能忍”情感和硬冷心,却整合构建起无德型道德容忍度运作的心理机制。

   关键词:道德容忍度/生活情境/道德容忍放纵/道德容忍收敛

  

   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不断向广度和深度领域展开,道德问题就越发突出,学者们曾先后将其概括为“道德失范”、“道德冷漠”,但“道德失范”、“道德冷漠”何以产生的主体性原因和生成机制却待于探讨。本文提出“道德容忍度”这个概念,意在于揭示:无论是“道德失范”还是“道德冷漠”,却有其共同的社会原因,那就是社会道德主体丧失其适度的道德容忍,更进一步讲,却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容忍普遍缺乏“度”的规范与引导,由此使社会道德生活表现出两类较为普遍的行为倾向,即道德容忍放纵和道德容忍收敛:前者的内在表现是道德容忍过度,其外在表现是道德失范,比如大街上老人跌倒,不仅不扶助,反而人群聚集围观,以及大街小道撞红灯、上公共汽车拥挤,“凡事有利而往”的钻营或“凡事无利而不往”的逃逸等等行为即是如此。后者的内在表现是道德容忍不足,其外在表现是道德冷漠,比如某人因偶然或其他原因犯过一次大错或者触犯过一次法律,人们总是习惯地将其认定为“坏人”或“罪犯”,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为一点无关痛痒的琐事而争吵以至大打出手,等等行为都体现一种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肚量狭小,这种狭小的肚量却根源于个体缺乏足够的道德容忍度。

   由此观之,道德容忍度问题,既是个人德性修养和道德生活的大问题,也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提出“道德容忍度”问题并予以尝试思考,以期引来广泛的社会关注,并求得方家的论证。

  

   一、什么叫道德容忍度?

   思考道德容忍度问题,首先需要对这个概念有一个初步的界定。所谓道德容忍度,广义地讲,是指对道德行为的赞许和对不道德行为以及具有道德性的不同言行的受纳所表现出来的度量方式。狭义地讲,对不道德的行为或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以及反对、排斥、否定自己的言行的受纳程度和度量方式,就是道德容忍度。

   本文所论的主题,是狭义的“道德容忍度”。根据如上基本定位,道德容忍度首先意指一种道德限度,它具体表征为两个方面:一是受纳程度所体现出来的道德限度;二是宽厚度量所体现出来的限度。

   受纳,无论相对什么而论,其前提是必要选择,选择始终要启动认知。所以,认知决定受纳。以此来看,道德容忍度实际上是一种面对对象的认知限度,即认知限域内的“东西”,受纳之;反之,超出其认知限域的“东西”,就排斥或者否定之。

   宽厚的实质是善待,善待却始终由受纳生成,即善待的前提是受纳,善待的最终体现也是受纳。当必对所受纳的东西以一种宽厚的态度来对待时,受纳才获得实质定位或者说最终实现,否则,一切缺乏宽厚度量的受纳,都只是无实质取向的形式做派;凡无实质取向的受纳行为,仍然不是道德容忍,即从根本上缺乏合德的道德容忍度。

   其次,道德容忍度需要具体生活情境定义。这里所讲的生活情境定义,是指充满实际利害取舍的生活境遇。只有在具体的充满实际利害取向的生活境遇中,道德容忍度才可发挥其实际的功能,获得自我实现。所以,道德容忍度是由具体生活情境所定义的,是要接受具体生活情境定义的规范,并在具体生活情境定义中获得自我构建。换言之,道德容忍度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行为呈现的能力,它呈现自我时构建起了一种在场的主客关系,这就是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的关系。在这种在场的主客关系中,道德主体形成对道德客体的容忍限度,这种具体的容忍限度在本质上体现出道德主体的德性程度。所以,在具体的具有道德指涉性的情境定义中,道德容忍度既成为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德性程度的在场性考量方式,也成为他者作为道德客体是否道德的在场性评价方式。

   其三,在具体的具有道德指涉性的生活情境定义中,道德主体的德性程度以及道德客体是否有道德取向,从根本上取决于道德容忍度所指涉的实质对象。

   道德容忍度所指涉的实质对象有两类:一类是不道德的行为;二是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行为(包括言行、做法、方式)。

   对不道德的行为的容忍程度,实质上体现个体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的有无或高低。一般地讲,在具体生活情境定义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度有四种倾向:(1)个体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度越低,其作为实质道德主体的成分越多,其德性程度也相应地越高;(2)当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度为零度时,那么个体就成为完全的或者纯粹的道德主体,体现其最高的德性。反之,(3)当面对不道德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在零度以上,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就获得了相应的形式取向,其德性的纯粹度就降低。具体地讲,面对不道德行为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度越高,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形式构成比重就越高,其德性程度就越低;(4)当个体对不道德的行为完全容忍时,其人就彻底地沦为道德的形式主体,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完全的无德取向,他的德性程度降为零。

   在具体生活情境定义中,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行为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指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具体地讲,就是不同的意见、观点、思想、想法、做法、方式;另一类是指具有道德指涉性的反对、否定、排斥自己的(见解、观点、思想、想法、做法、方式)言行。由此两类行为一旦被具体生活情境所定义,就形成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行为的容忍度。这种具体情境化的道德容忍度实际展开为两个维度:一是指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不同言行能否容忍,以及如果能够容忍其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容忍程度;二是指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反对、否定、排斥自己的言行是否能够容忍,以及如果能够容忍其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容忍程度。

   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的容忍度,同样体现其作为道德主体之德性的有无或高低,但其德性取向却与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度呈相反方向:在具体生活情境中,面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其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度越低,个体作为实质道德主体的成分就越少,其德性程度就越低;面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其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度达到零状态时,个体就沦为了纯粹的形式主体,其德性程度降低为零。反之,面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其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在零度以上,个体作为道德主体就具有相应的实质取向,并呈现相应的德性内涵。具体地讲,面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容忍度越高,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质构成比重就越高,其德性程度亦越高;当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能够完全容忍时,个体就成为完全的或者说纯粹道德主体,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高德性取向。

   其四,无论从对不道德行为的容忍倾向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类型来看,还是从对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的容忍程度及其表现出来的类型观之,在具体生活情境中,道德容忍度之于道德主体,不仅表现为一种实在的道德胸襟、道德气度,也体现一种真实的存在认知和生存思想,更体现出个体是非判断和善恶评价的实际能力。从这个角度讲,道德容忍度是指个体的日常生活道德能力。面对不道德行为及其人事,其道德容忍度越低,其日常道德生活能力越强;反之,其日常道德生活能力就越弱;同样,面对各种具有道德指涉性的言行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容忍度越高,其日常道德生活能力越强;反之,其日常道德生活能力则越弱。

  

   二、道德容忍度的构成要素

   从主体论,道德容忍度是一种胸襟、度量,但当它获得具体生活情境定义时,就成为一种实际的道德能力,并且表现为一种基础性的道德能力,即只有具备一种合德性的道德容忍度时,其他道德能力才可因此而获得具体生活情境的实现。道德容忍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道德能力,它有其自身的构成条件,这就是良知、至诚、权责、公正和自由精神,此五者的同时具备,个体之合德的道德容忍度才可获得内在的生成。

   首先,良知是个体道德容忍度生成的主体性前提。有关于良知,孟子做出最早的思考,他认为良知就是“不虑而知”[1](P307)的天赋能力。其实并非如此,良知乃人内在体认和觉悟所成。因为良知既不是本然之心,也不是良心:本然之心是天赋的,良心是后天觉悟的。只有通过对天赋的本然之心的体认和觉悟,才使其生成为具有道德倾向性的良心(即好善之心),以致知的方式对良心予以行为方向的释放,就有可能构建起去私欲的善美行为能力,即良能[2](P14-23)。

   致良知,才可去私欲而纯良心和化良能,但致良知的前提必须是心之至诚。王阳明讲“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3](P1039)。良知是个体之道德容忍度生成的主体性前提,至诚却是致良知的心灵基础:一个人只有具备至诚的心灵姿态而指向对良心的体认与领悟,才可获得真良知。至诚之于致良知来讲,既是一种心灵动力,也是一种生存姿态,更是一种根本的致知方法,因为致良知的过程,就是通过对良心的直观体认和体悟而使其达向尽性之境,至诚却是使致良知的行为达向尽性之境的本体论方法:“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P32)只有以至诚的方式至致知,良知才可源源不断地获得纯粹良心和提升良能的力量。

   如果说良知是人的道德容忍度形成的主体前提,至诚是人的道德容忍度形成的心灵动力和本体论方法,那么,权责恰恰是人的道德容忍度形成的规范方式。

   “权责”包含两层基本语义,首先是指对权利和责任的简称,其次是指权利和责任的对等。综合此二者,所谓权责,即是权利责任对等的简化表述。

   权责之所以构成个体道德容忍度形成的规范方式,是因为权责对等是衡量或评价其生活情境中的具体行为是否道德的基本原则:对任何具体生活情境中的个人来讲,权利与责任对等,其行为及结果是道德的;权利大于责任,其行为及结果是不道德的。因为权利意味着索取,并且其所索取的东西实实在在地表征为利益;与此相反,责任却意味着贡献,并且其所贡献的内容则实实在在地表征为付出(即代价)。在具体生活情境中,任何个人的行为及达及的结果如果符合道德,必是索取与贡献、利益获得与劳动付出的对等。当索取大于贡献、利益获得多于劳动付出,其行为必然违背道德。因为在具体生活情境中,无论是谁,当其权利大于责任、索取大于贡献时,其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实在的侵犯或伤害:“如果某人做了一件在表面上伤害另一个人的事,那么除非他能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否则他就必须对所造成的损害负责。或如果某人过失地造成对别人的损失,那么他就要对损害负责,或一个人不应不正当地损人利己。”[5](P29-30)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人一旦享有一份具体的权利或因此而获得一份实在的利益,就必然要为此担当一份与其权利相对等的责任,并做出一份与其权利相对等的贡献。

权责之所以构成道德容忍度形成的规范方式,是因为权责对等原则蕴含了公正和自由这两种普遍的平等精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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