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刘德华:防御僭越的理性

——浅谈萨维尼的历史法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6 次 更新时间:2015-10-02 23: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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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锋   刘德华  

  

【摘要】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伟大的罗马学家、民法学家,历史法学派领袖,他关于法起源于民族共同意识的理论,对德国和欧美的法学界影响深远,并被目为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及其理性精神的反动。在这里,我们通过对他历史主义法学的核心部分如法的起源、法的本质等,进行探讨,从而试图对其作出一个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评判。

   【关键词】萨维尼 古典自然法 历史法学派 民族意识  僭越的理性    习惯法  罗马法 

  

   一、古典时代的自然法 

   中世纪的欧洲,笼罩在一片神学的黑暗之中,天主教会是真理的拥有者,并充当人们和上帝之间沟通的媒介,而且,世俗生活的教育和科学,也是由教会控制的,因此,教会还是人们的知识来源。“只有通过教会及其主要人物的干预,人们才能趋近终极真理。”[1]这种状况,直到16世纪的时候才被得以改变,当时,在宗教领域,新教以一种狂飙突进的方式冲击着天主教,取消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天主教中介,而主张人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其对思想界最大的贡献是取消了思想的主人,赋了人们更大的思想自由。在政治领域,民族国家的觉醒使得欧洲各国家的君主也开纷纷向教会要求权力,力图摆脱教会的影响甚至控制。与此同时,等级制度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欧洲大地上,天主教会的精神秩序和世俗封建主义的等级秩序成了众矢之的。最终,人们在摧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的方面,强化了世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

   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的变化,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世俗生活的纷繁复杂的变化,导致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对法律的新的要求。相应的,在法律领域中,17世纪开始,作为新教革命的副产品和对新的政治、经济等世俗生活的回应,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在现代社会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欧洲盛行,我们把这自然法哲学称为古典时代的自然法(natural law of the classical era),[2] 而与古代的自然法和中世纪的自然法相区别。古典时代自然法的一个伟大贡献是导致了法学和神学的分离,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已经指出,自然法是普遍和永久的道德准则,自然法又是人定法的基础,合乎自然的人定法便是与人的理性相一致的正义的法律,而事实上,他在其著作《神学大全》(The Summa Theological of st Aquinas)中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和人定法,就为此一趋向奠定了基础[3]。

   这一新时代的法律思想家强调理性,认为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和国家,而且在对人类社会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且令人满意的法律体系,因此,他们倾向于对那些被认可可以直接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来的具体而详细的规则做精微的阐释。而且,与以前那种将侧重点放在人的社会性上的理性法不同,他们更乐意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个人志向和幸福。[4]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古典时代自然法的发展分为这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宗教上新教的兴起,政治上开明专制主义的崛起、经济上重商主义的出现,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这是古典自然法从中世纪的神学和封建主义寻求解放的过程。格劳秀斯、普芬道夫、霍布斯等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都认为自然法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应当从统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寻找,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赞成主权在君,维护君主专制的。第二个阶段始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清教改革,该阶段以经济中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及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为其标志,以洛克、孟德斯鸠、潘恩为代表,他们主张人类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拥护主权在民,信奉资产阶级共和国制度。他们试图用一种权力分立(a separation of powers)的方法来保护人民的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第三个阶段的标志乃是对人民主权(popular soereignty)和民主的坚决信奉,自然法因此取决于人民的“公意”和多数的决定。其杰出代表人物是卢梭。前两个阶段以英、德、荷等国为代表,第三个阶段自然法主要在法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5]

   古典自然法学派在法律与自由及平等价值之间发现了某种联系,他们中卢梭的一句名言是“强力并不创设权利”(force does not creat rights)[6]。古典自然法学家的努力,为历史的进步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他们创造了一些个人摆脱中世纪束缚的工具。自然法对于废除农奴制和奴隶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在摧毁中世纪的行会和中世纪对商业和工业的束缚方面也极有助益;它对地产摆脱封建的重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创立了迁徙自由和选择职业的自由,并开创了宗教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它通过废除严刑拷打和使惩罚人道化的方式而克服了刑法和刑事诉讼中最为严重的缺点;它废除了巫术审判;它还力求使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还阐明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虽然)同时还有其他因素在同时起作用,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所实现的法律改革过程中,古典自然法可谓是其间极富创造性的和推动性的力量之一。[7]

   自然法哲学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它掀起了一场强有力的立法运动。自然法的倡导者认为,运用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因此,很自然,他们都力图系统地规划出自然法的各种规则和原则,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一部法典之中。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启动了一场场规模巨大的立法运动,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民族精神的自我衍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古典自然法的法哲学家们在处理法律问题时的那种有条有理的方法,却常常是以非历史的简单程式和任意的假设为其特点的。例如,他们毫无根据地认为,理性能够设计出普遍有效的法律制度的全部细节[8]。到了19世纪,在德国,便出现了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质疑和反动。最主要的就是德国的历史法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萨维尼。

   萨维尼,1779年2月21日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的名门望族,1791年后两年之内,父母双亡。作为一笔巨大财产的唯一继承人,萨维尼在精通德国“国家法”、身为帝国法院“助理法官”的赫尔.冯.诺伊拉特(Herr von Neurath)这位监护人的督导下,开始学习法律。1795年,就读于马尔堡大学,次年,转入哥廷根大学,并深受世界史教授斯皮特勒(spittler)的影响。1800年在马尔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获得在大学教书的资格。次年,在马尔堡大学教授刑法课程,1803年,即以一本《论所有权》的著作而一举成名。1808年,萨维尼受任巴伐利亚的兰茨胡特(Landshut)大学罗马法编内教授,1810年,德国成立柏林大学时,萨维尼被推荐给皇帝成为这个大学筹备委员会的成员。在其努力下,柏林大学成立了一个与法学有关的“判决咨询委员会”,由全体在编教授组成,以参与国家的司法管理。此后,被选举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并终老于斯[9]。

   1814年,德国刚从法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意识开始属性,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人们纷纷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而受《法国民法典》影响,有人便主张德国也制定一部《德国民法典》,以求法律上的统一带动政治上的统一和地理上的统一。在此情景之下,当时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哲学法学派的领袖、著名的民法学家和罗马法研究者,安东.弗里德里希.尤斯图斯.蒂博(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作为一个自己祖国的一介热心诚挚之友,”奋笔疾书,发表了“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倡言仿照法国民法典,在三、四年的时间里,经由全国一致的努力,为德国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大法典,并籍由法制的统一,最终达成德国国族的统一。这是典型的自然法观点,认为人们能够凭借自身的理性努力,设计出人类行为的完美法则,探究出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点,并进而为人类生活制定出一部合适的法典。蒂博设想的立法者是由法学和实务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10]。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这样一位著名法学家的文章会产生如何巨大的影响。有人击节称赞,也有人强烈反对,反对者中最著名的就是时年36岁的萨维尼。作为回应,萨维尼于这年发表了他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也正是在这本书里,萨维尼阐明了他的历史法学思想[11]。

   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萨维尼通过法的产生渊源即法的起源,法的实质和法赖以存在及生存的基础、法的制定(及制定法律所需的条件)等几个问题的论述,并通过对罗马法的论述和对已经产生的三部法典《法国民法典》、《普鲁士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的分析,表达了历史法学派的经典理论。关于法的产生渊源,在萨维尼看来,“一切法律均起源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习惯法渐次形成;就是说,法律产生于习俗和人们的信仰(popular faith),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a law_giver)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12]”因此,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不能通过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这种土生土长的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就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文化的自然体现,而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而且,此种法律与民族的存在和性格(being and character of the people)的有机联系,亦同样展现在时代的进步中。法律堪与语言相比,绝无断裂的时刻;如同民族之存在和性格中的其他的一般性取向一样,法律亦同样受制于此运动和发展,自身也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一如萨维尼说:“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nationality)丧失而消亡。[13]”由此,萨维尼建构了他的法律起源理论,在他那里,法律不是孤立地产生的,也不是偶然的或某一个立法者的专断意志的产物,甚至,在人类最遥远的古代,法律依然秉有其自身的特性,其为一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constitution)[14]。“民族的共同意识(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15]”所以,对萨维尼来说,法律只不过是民族精神的自我衍生,而不能凭主观臆造。而他的民族精神则指的是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成员观念之中,并为该民族所认同决定该民族文化形态及其发展的共同信念[16]。

   关于法的发展,萨维尼认为存在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之中,其表现形式是习惯法。第二个阶段,法表现为法学家意识中的学术法,“法律乃是掌握在法学家手中的独立的知识分支”。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的阶段,萨维尼显然不赞同编纂法典,他以罗马法为例说“只有在罗马法极度衰败之时,才会出现编纂这些法典的念头。[17]”而且,他明显受培根的影响,“应当制定一部法典的时代,必当在智慧上超迈此前的一切时代。[18]”

对于法的本质,与他的法的渊源理论一脉相承,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的专断创造,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的共同意识”的体现,后者才是法的真正创造者。立法者不能够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19]在论述法的起源和法的发展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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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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