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自然法即自由法: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的前提和关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19-07-01 10: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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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安庆 (进入专栏)  

  

   [摘要] 当代黑格尔哲学的复兴主要是在实践哲学领域,而如何将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正义论纳入当代政治主流话语体系,是当前国际黑格尔哲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深入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基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逻辑,探究了 “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内在关系” 这一迄今尚未阐释清楚的基础问题。通过黑格尔对自然法的改造,自然法即为自由法,法的实现过程即人类自由从抽象变具体的过程。对于具有社会本性 (自然) 的人类而言,真正的自由最终只能在伦理法即人类伦理生活的各种规范形式中实现,因此自由法本质上就是伦理法。伦理体现为法和道德的真理。从黑格尔关于自然法和伦理法的关系,我们可以准确定位黑格尔法哲学在整个西方自然法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

  

   [关键词] 自然法 自由法 伦理法 法权人类学

  

   “哲学是把握在其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一句经典表达。黑格尔思入时代的深处,以他的思引领他的时代,并把未来的人们带进这个时代及其所开辟出来的世界。他的时代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 (Moderne,die neue Zeit)”。所以,哈贝马斯说,黑格尔虽然并非第一位现代哲学家,却是第一位把现代性变成哲学问题来思考的哲学家。[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人就紧紧跟随着“后现代”的激进思潮对现代性进行着尖锐的批判,队伍可谓声势浩大,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对现代性所作的批判。他不是为了抛弃现代性,而是依然孜孜以求于现代之为现代的最为根本的“精神”及其秩序的重构,这个精神就是自由与正义,这个秩序就是伦理法的生活世界。它们才是所有后现代主义批判的锋芒背后所致力于寻求的 “肯定性东西”。

  

   黑格尔法哲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古代伦理所追求的城邦正义结合起来变成现代社会的公序良俗。在《法哲学原理》的 “序”中,黑格尔对柏拉图作了如下点评:

  

   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被视为某种空洞理想的谚语,本质上无非就是对希腊伦理本性作出的解释,那么在对渗透到伦理本性中的更深原则的意识中,这个原则在伦理本性上直接地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种腐败的东西表现出来,柏拉图正是出于这种渴望不得不寻求援助来对抗这种腐败,但必须要从高处而来的援助,首先只能到希腊伦理的一种外部的特殊形式中去寻找,他心想借助这种形式就可以克服那种腐败,殊不知经他这样做,恰恰把伦理性更深层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人格,损害得最深。[2]

  

   这一点评是我们理解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提示。柏拉图的《理想国》探究的主题是城邦正义,这不仅仅是希腊伦理的本性,而且是所有人类伦理生活的共同本质。在这种伦理本质中有一个更深的原则,就是“自由的无限人格”,它构成所有“伦理东西”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它在希腊城邦伦理中只能作为一种不可满足的渴求与冲动而存在,从而作为“腐败”的东西出现。柏拉图无力解决城邦正义与自由人格之间的矛盾。因为在希腊城邦伦理中,还根本没有个人的概念,“自由”也只不过是“自由民”阶层的血缘特权,无法提升到“伦理”的层面获得理性承认。一俟在伦理层面讨论问题,“自由人格” 就不得不是基础和前提。因此,城邦“正义”与个体“自由”这一内在的深刻矛盾,是推动人类伦理发展的真正动力。黑格尔简单描述了个人自由觉醒的路线图:罗马私法财产权的确立,个人自由才真正 “达在 (Dasein)”[3];之后随着基督教一千多年的“教化”,个人自由观念获得了空前的觉醒,达到了“自为”;到了“现代”,自由首先作为一个伦理要求而得到法律的承认,自由权成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随后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而得到主体性的承认,因而道德律成为了自由的自律。但自由了的主体性如何在与其他同样自由的主体之间建立起 “相生伦理”的规范,以范导自由向伦理的相生共存发展,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成为道德自由之后的现代伦理最为根本的课题。这一课题就是解决柏拉图没有解决的自由与正义的结合,更准确地说,它是这样一个问题:自由了的现代人如何生活才是正义的?黑格尔法哲学领悟到这是现 代哲学最根本的任务,因此我们也只有从这一课题出发,才能找到进入他的法哲学的门径。

  

   在这一课题面前,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都已经放弃了基督教神学的论证框架,而主动采取“自然法”这一理性形而上学的论证思路。于是,我们要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首要的一步就是理解黑格尔法哲学与自然法的关系。

  

一. 在 “精神哲学”中定向 “法哲学”


   在《法哲学原理》的第1节,黑格尔就把法哲学作为“哲学的法学(Philosophische Rechtslehre)”以区别于实证法学。它不是研究法律条文的阐释和理解,而是 “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4]。

  

   法的理念即法之为法的东西,它不单是法的“观念”,而是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在黑格尔看来,单纯的概念仅仅是知性的抽象规定,是主观化的东西。你说法是法律,“我”说法是权利,我们都可以从 “概念”上对它作出抽象的规定。这种规定与“事物本身是什么”是不同的。哲学之为哲学就是要“回到事物本身(zurSacheselbst)”。法哲学之为哲学的法学,也必须回到法之为法的东西本身。法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权威的主观命令,而是从 “事物本性”(自然) 得出的“理性规定”,因此它不是主观概念,而是事物本身的“本质”。因此,这个规定,即真正的“法身(Sein)”,只能是“理念”,而不是“观念”或“概念”。“理念”包含概念及其“实存”(达在) 两个方面。

  

   “法的理念”这个真正“法身”内涵了法的所有内容。德语的法“Recht”来自拉丁文ius,而不是lex。前者指自然正当的法,具有正当、正义、理性、权利等含义,后者是人为制定的法,具有命令性和强制性。我们常常困惑于德语的 Recht 究竟应翻译为“法”还是“权利”,而想把它固定在某一含义上的做法本身,恰恰是黑格尔所批评的知性思维在起支配作用。英语一般把德语的“Philosophie des Rechts”翻译为“philosophy of right”,于是再转译为中文就是“权利哲学”。这实际上是知性思维把法的含义固定化了,使之变成了僵死的东西。目前中文在翻译德语的“Recht”时,有两种不同的译法,杨祖陶先生主张根据语境,有时翻译为法,有时翻译为权利,有时翻译为正确(对)、正当、正义; 而梁志学先生则主张,在翻译费希特和黑格尔相关著作时,将 “Recht”一律翻译为“法权”,取它既有“法”也有“权利”之意。但实际上,“法权”依然只是“权利”,法哲学讨论“权利”就是讨论“法权”,这就像上海土话把“叔叔”叫作“爷叔”依然只是“叔叔”而不是“父”(上海和南方许多地方的土话都把父亲叫“爷”) 和 “叔”(父亲的弟弟) 的结合一样。把“权利”翻译为“法权”不但没有实现把“法”和“权利”两义叠加起来的初衷,反而有可能丢弃了 “法”仅留下“权利”。

  

   法的理念所包含的法的丰富性内涵,并非单纯按照“概念”所规定的含义呈现出来,而是与人类生活的历史发展相一致地获得内在自觉而显现,因而是与文明的历史进步相一致的。按照黑格尔“法的理念”来理解“法哲学”, 核心当然要放在“法”上,“权利”只是法的理念的一种“达在”。它不是真正的“法身”,“法身”之所是 (Sein) 涵括了“权利”“正当”“正义”“自由”“理性”等含义,这些规范性内容只有在一定的时代,以一定的方式“达在”,才能体现 “法”与“正义”“自由”“权利”“理性”等的一致。而“权利”作为一种“达在”之物并不必然包含“法”和“正义”。

  

   作为“法”的一种“达在”之物,“权利”在不同时代也有不同的内涵。在罗马法时代,首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而到了现代,首要的权利则是自由权。黑格尔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现代性的时代精神,因此,他把“法的理念”阐释为“自由”,因为所有法的实存,都必须处理与意志的关系,而“自由构成意志的实体和规定”[5],所以他一直主张 “一切法度 (Rechtverfassung) 的目的都是自由”[6]。自由既然构成法的实体,又是一切法的目的,那么,“法”的本质(理念)就不是限制自由,而是自由的保障和实现(达在) 。 哪怕是自由主义 者津津乐道的“消极自由 ”,也必须在“法” 这个自由之实体、“积极自由”之保障下才是“自由”。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一种现代法哲学,但它并非以一种与传统断裂的方式对待“法”的概念,而是通过对“法”本身的一种辩证理解,把法身之真如(Sein)通过实存化的“达在”,从而把“法”中的“抽象权利”现实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权利。

  

   黑格尔对于自然法(Naturrecht)的讨论,是要寻求“法”的自然正当的规范基础,而不单纯展示现时代的“自然权利”。一些人受列奥·施特劳斯的影响,认为现代“自然法”转向了“自然权利”,这一说法本身是需要辨析的。一般地说,保障“自然权利”的实现确实是现代法学的基本特征,但“自然权利”依然要从“法”的“自然正当性”这种形而上学的论证中得到辩护和确证。如果把“Naturrecht”不分语境地全部翻译为 “自然权利”,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把法哲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或“实证法”来把握,而不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来论证。

  

   只有当“法”由“理念”下达为一种经验性的“概念”来“实存”时,法才呈现为各种 “权利”,这是黑格尔法哲学最具特征的方法,他称之为“精神现象学”,法就是客观精神之呈现。在黑格尔的使用中,“现象”不是我们主观看到的表现,而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的存在方式称之为“理念实存论”[7],它遵循的是“存在的逻各斯(logos)”, 而不是知性的主观逻辑。“存在的逻各斯”使僵化的 “知性概念”运动起来,赋予黑格尔法哲学一种超越的地位,得以把所有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甩在了身后。[8]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中,“概念的运动”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实现”论。每一种概念都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把握,而“本质”在“概念”中原初只是作为一种有待实现的“潜能”,事物实存的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的“本质”,因而 “本质”只有当事物把自身完满实现出来时,才是它自身。“实存着(exitent)”的东西,只有作 为本质的潜能实存,才是“现实的(actual)”。一头只是实存着的狼并非一头现实的狼。“权利”作为法实存着,一开始还只是“抽象的”权利。抽象的权利要变成现实的权利,必须找到法自身的现性 (Wirklichkeit),即作为法自身之本质的一种呈现。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黑格尔精神哲学中所谓的“客观精神”。它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去“客观把握”到的一种东西,而是事物自身中“有理的东西”构成自身一体化的生命力量;具有了这种生命力,事物才能作为其本质而实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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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伦理学术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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