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5 次 更新时间:2016-06-25 22: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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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代表了封建社会晚期正宗正统的学术思想,其集部诗文评类提要考辨较精微,评价颇公允,基本构成古典形态文学批评学术史的雏形,大致体现出封建社会诗文研究的学术水平。它既可以说是传统诗文评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现代形态文学批评史学科形成的基础。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其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浩大的修书工程。《四库全书总目》是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而逐步编修出来的,其分类严明,论述谨重,大体代表了当时知识界的学术水平。它不但是一部伟大的目录学著作,而且还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古代学术史概观性质的整体,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大力推崇。如张之洞在《輶轩语•语学》中就说过:“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即略知学术门径矣。”即使我们仅从文学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总目》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一方面《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的批评(主要是集部提要),总结起来,其实便是一部颇具规模的古代文学史纲;另一方面,把“诗文评”类提要对于中国古代主要的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总结起来,其实便是我国一部简要的文学批评史纲。本文拟从《四库全书总目》(注:本文所引《四库全书总目》,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杭州本。下引此书略称为《总目》,仅注明其卷。)诗文评类的提要及相关材料入手,探讨它在中国古代诗文评研究学术史上的贡献。

     一

   在研究《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诗文评”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正如《总目》在“集部总叙”中说的:“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卷一四八)“诗文评”类在集部中是晚出的分类。《隋书•经籍志》将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与《文选》、《玉台新咏》一起归入集部总集类,可见当时学术界还没有明确地把它们与一般集部著作区分开来。等到唐开元年间编定的《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才将文学批评著作在总集中厘析出来而别立“文史”之名。于是集部“集录其类三: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注: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全书本,页405。)。 宋代的目录著作也纷立“文史”之目,所收的著作数量更多而范围更为明确。《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所收除了以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品》,并收了唐人的诗格一类著作多种。今存宋代官私书目有王尧臣等《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家,除《郡斋读书志》外,其余都设有“文史”类,其收录绝大部分属于文学批评的范围,只有少数几种史评著作如《史通》等附带收入,这是后来的诗文评更为专门化的一重要阶段。

   宋人对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区分。如郑樵《通志》就分列“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综合各体文学批评的《文心雕龙》、《翰林论》等归入“文史”,而“诗评”类则专收诗话诗格著作,如钟嵘《诗品》、王昌龄《诗格》等均在其中,一些明显带有批评倾向的诗歌总集如《河岳英灵集》也包括在内。稍后的章如愚在其《山堂考索》的“文章门”中更把此类细分为“文章缘起类”“评文类”“评诗类”三种(注: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刘洪慎独斋本,《山堂考索前集》卷二一,页142。)。这种分类对明代“诗文评”类的确立, 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启迪。书目中的“诗文评”类是明人提出的。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目》均列“诗文评”类,收录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著作。这是对先前文、史相杂观念的一种突破,它直接影响了清代《四库全书》对文评著作的最后归属和界定。到了清代乾隆四十七年《四库全书》编竟之后,“诗文评”遂成为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专称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

   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关于《总目》的作者及其学术思想的代表性问题。古今许多学者非常强调纪昀在《总目》编纂中的作用,如清人朱珪为纪昀撰的墓志铭就说:“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裒然大观。”其祭纪昀之文亦云:“生入玉关,总持《四库》,万卷提纲,一手编注。”(注:见《知足斋文集》卷五及卷六。转引自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版影印。第十一章,页21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纪昀”条亦云:“《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注:上海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复印,页95。)纪昀在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所起的删改审定的主要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把此书视为仅仅是纪昀一人的主张和思想,则未免有些片面。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一书就说:“《四库提要》之编纂,原为各纂修官于阅读时分撰之,嗣经纪昀增窜删改,整齐划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注:《四库全书纂修考》,上海书店1992年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影印。第十一章,页 213。)朱东润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说:“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页301。 )而有些当代学者更把《总目》看成是“纪昀学术思想的反映”,甚至完全归于他的名下,把它作为研究纪昀文学思想的主要材料(注:王镇远《纪昀的文学思想初探》,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一辑,页25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这种观点尚可斟酌。

   《总目》提要稿先由各位纂修官分头负责,由四库馆臣撰写,当时从事撰写提要稿分纂稿的就有程晋芳、任大椿、姚鼐、翁方纲、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等大学者。总纂官纪昀对分纂稿进行改定,贯一全文,按目录分类加以编排,后再送皇帝审阅。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正是在多名大学者的分纂稿基础上笔削核订而成的。我以为,《总目》编纂的实际操作先是由四库馆臣集体完成的,最后由纪昀总其成,但是无论是纪昀也好,其他四库馆臣也好,其编纂工作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统一操作的。这种思想就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即乾隆皇帝的政治、文化、学术思想的综合体。《四库全书》的体例是由乾隆审定的,正如《四库全书凡例》所说的“其体例悉承圣断”(卷首),而且“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四库全书》包括《总目》,都是必须经过皇帝最后亲自“钦定”的,所以《总目》的修纂与个人著述是有所不同的,四库馆臣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恶来撰写,而是应该体会、揣摩并贯彻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纪昀也必须根据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和需要来修改《总目》。尽管《总目》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纪昀辩博风趣的个人风格(尤其诗文评又是纪昀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我仍然认为《总目》不仅代表个别人或部分人的观念,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代表封建社会正统、正宗的学术观念,甚至也可以说它是整个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集大成式的总结,为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文学思想提供了非常权威的资料。

   目前文学批评史研究对象大体是文学家个体的理论观点,而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整体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政策就很少有人去研究了。它们未必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在当时对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却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只有了解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政策、最高统治者与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好恶,才能对各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趣味有比较根本的认识。因此,研究《总目》便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意义。

     二

   《总目》诗文评类正选著作六十四部,七百三十一卷,存目著作八十五部,五百二十四卷。中国古代诗文评方面重要的理论专著大体都已概括在其中了。这一百四十九部诗文评著作的提要,大体勾勒出我国诗文评发展的概况。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叙》中认为,自汉代刘向、刘歆以来,中国古典目录学对于学术史研究起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巨大作用。这也正是《总目》的特点。四部每部之首皆有总序,提纲挈领地研究学术之源流正变。每部之下又有小序,进一步陈述流派的演变、是非。每书的提要考证作者的籍贯生平,介绍该书性质和主要内容,评论它的利弊得失。有些问题还在子目之后,附加案语再一步申明。《总目》诗文评类提要也是如此,诗文评小序从理论上考察了诗文评著作出现的原因、作用以及它在目录学中的地位变迁,它大体理清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对诗文评的主要体例和特点也有概略的总结。它说:

   文章莫盛於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於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矫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卷一九五)“小序”大致勾勒了古代诗文批评发展的主要线索在目录学上的变化。它指出在建安之前,文章兴盛,但无法可求,因此无专门研究文章的专著,建安之后,体裁法度渐备,于是诗文评著作应运而生。“小序”把建安看成是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发展的一个关键时代,是符合事实的。“小序”指出宋明诗文评有“穿凿之词”“虚矫之论”,不过还是肯定其价值。“小序”总结了古代诗文评著作的五种主要体例:一、刘勰《文心雕龙》特点是理论性比较强,论述全面,它以文体发展为线索,在叙述文体演进过程中对历代作家作了评价;二、钟嵘《诗品》近于一部五言诗发展史,重在品评历代五言诗诗人的高下等级,而且把历代五言诗歌创作的渊源归为国风、小雅和楚辞;三、皎然《诗式》的特点是研究诗歌语言的格式技法,是诗格一类著作的代表;四、孟棨《本事诗》则重在叙述引发诗歌创作的本事“故实”,有助于知人论世;五、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则涉笔成趣,可以说是小说化、随笔化的诗话。当然“小序”所总结的只是古代诗文评著作的几种主要体例,并无法完全概括全部形态。

   《四库全书》在诗文评著作整理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尤其是辑轶方面,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些早已失传的诗文评著作。比如李耆卿的《文章精义》和周密《浩然斋雅谈》都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从文学批评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总目》对于批评著作的“别裁真伪”考证辨伪工作至为重要。虽然以往的目录学著作对于诗文评著作也有过一些考辨,但都不如《总目》之系统全面。如自宋代以来,《文心雕龙•隐秀篇》皆有阙文,明末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抄补四百字。《总目》考证道:“其书晚出,别无旁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卷一九五)这种看法,至今受到批评史研究界的普遍接受。

《总目》在对诗文评作者的考证方面贡献也颇大。因为诗文评一般被视同笔记,不受重视,所以在流传过程中,诗文评著作作者归属也容易成为悬案,《总目》在这方面取得一系列突出的成果。如《藏海诗话》原载于《永乐大典》中,不著撰人名氏,自明代以来,诸家书目也不著录。《总目》从《永乐大典》考得宋吴可有《藏海居士集》已裒辑成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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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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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8年06期第130~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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