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何诗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文体学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6-06-28 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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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在文体学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其考察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纷繁广博,是一般文体学专著所无法比拟的。《四库全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总目》所体现的文体批评观念,如文体谱系与文体分类、文体渊源与文体本色、骈文与散文文体、史传与小说文体等理论,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并对当时及后世的文体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 键 词】《四库全书总目》/文体观念/文体分类/文体学

  

   《四库全书》内容包罗万象,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对于各种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四库全书总目》① 涉及的文体批评,集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文体学思想观念,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简要加以讨论。

  

   一、文体谱系与文体本色

   古今文体观念存在重大的差异。比如从现代文学观念看来,小说、戏剧与诗歌、散文是同样重要的文学文体。但在中国古代,情况恰恰不同。以《四库全书》为例,其文体谱系是以诗文为中心的,词曲(散曲)、小说(文言)为边缘文体,而完全排斥作为叙事文学的白话小说与戏曲作品。在《四库全书》中,这类文体的作品,无一入选,甚至在其“凡例”中亦不加以说明,似乎是不容置喙的天经地义。《总目》对这类书籍基本不提及,若有所涉及,亦持蔑视态度。如批评清代王复礼《季汉五志》一书:“至于《三国演义》,乃坊肆不经之书,何烦置辩?而谆复不休,适伤大雅,亦可已而不已矣!”[1] 卷50,459批评明王圻《续文献通考》重要的著作没有著录,“而《琵琶记》、《水浒传》乃俱著录,宜为后来论者之所讥”[1] 卷138,1169。在元明两代之后古代小说、戏剧文体已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四库全书》根本不涉及这些文体,正反映出传统与正统的文学与文体观念的偏颇。

   在馆臣的观念中,子部中小说的地位比不上集部中的诗文,《总目》卷一四四《谐史集》提要说该书“凡明以前游戏之文,悉见采录,而所录明人诸作,尤为猥杂。据其体例,当入总集,然非文章正轨。今退之小说类中,俾无溷大雅”。[1] 1235《谐史集》收录历代俳谐游戏之文,从体例上看,当为总集。然因其多游戏笔墨,“非文章正轨”,因此被逐出集部,“退之小说类中,俾无溷大雅”。以集部为“大雅”,“退”字反映出小说的地位是较低的。由于受了汉学实证思想的影响,四库馆臣对充满幻想虚构和神怪内容的作品,评价往往不高:“《孝经集灵》旧入孝经类,《穆天子传》旧入起居注类,《山海经》、《十洲记》旧入地理类,《汉武帝内传》、《飞燕外传》旧入传记类,今以其或涉荒诞,或涉鄙猥,均改隶小说。”[1] 卷首•凡例,17“虞淳熙《孝经集灵》旧列经部,然侈陈神怪,更纬书之不若,今退列于小说。”[1] 卷32,268其改动类别是有道理的,但语气显然流露出对于小说文体的轻视。

   在传统文体观念中,集部里词曲品位较低,不能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提并论。《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曰:“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巳。”[1] 1267《总目》卷一九八词曲类序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视词曲为集部之闰余,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文苑之附庸,其品位可谓卑下。又谓“歌词体卑而艺贱”[1] 卷173,1530。《总目》中还有许多具体论述,可与此相参。如卷一九九《花间集》提要:“后有陆游二跋。其一称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出于无聊。不知惟士大夫流宕如此,天下所以岌岌,游未反思其本耳。其二称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不知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1] 1823以为文之体格有高卑,律诗降于古诗,词又降于律诗,甚至把天下岌岌归咎于士大夫耽于歌酒辞令,未免失实。

   曲与词相比,则又等而下之。卷二百《张小山小令》提要:“自五代至宋,诗降而为词。自宋至元,词降而为曲。文人学士,往往以是擅长。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以知名于世,可谓敝精神于无用。”[1] 1835—1836诗降而为词,词降而为曲,这种说法典型地反映出文体谱系中的文体等级观念。同卷《碧山乐府》提要:“明王九思撰。……明人小令多以艳丽擅长,九思独叙事抒情,婉转妥协,不失元人遗意。其于填曲之四声,杂以带字,不失尺寸,可谓声音文字兼擅其胜。然以士大夫而殚力于此,与伶官歌妓较短长,虽穷极窈眇,是亦不可以已乎?”[1] 1836一则批评关汉卿、马致远等散曲名家“敝精神于无用”,一则批评王九思以士大夫“与伶官歌妓较短长”,足见其对曲体的轻视程度。

   但另一方面,四库馆臣又非常重视和强调词曲渊源流变与文体特征。卷二百《宋名家词》提要:“词萌于唐,而盛于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为文章之一种。”[1] 1833从追溯词的源流入手,阐明词的主要作用在于言情,是配乐演唱的娱乐性文体。正因如此,这种文体与诗之言志内容及雅正风格迥然有别,即所谓“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1] 卷198,1817。又卷一九八《乐章集》提要解释柳永词家弦户诵的原因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1] 1870从词的本质出发,称赞柳永词“旖旎近情”、“使人易入”的艺术感染力。与诗的庄重典雅不同,词的语言应该自然平易、清新流畅,这样才易体贴人情,产生直接的情感共鸣。

   自宋以来,何为词体正宗是历代词学争议的焦点。出于对词体本质的认识,馆臣不把政治教化功能强加于词,而把旖旎近情、风格婉约之作推为词体正宗。《总目》卷二百《四香楼词钞》提要:“大抵宗法周、柳,犹得词家正声……”[1] 1832卷一九八《东坡词》提要:“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1] 1808同卷《稼轩词》提要:“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1] 1816—1817馆臣对苏、辛词评价极高,以为“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以周、柳为词之正宗,而以苏、辛为别格、变调。

   《总目》对曲的文体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也有精彩论述。卷一九九《钦定曲谱》提要曰:“考《三百篇》以至诗余,大都抒写性灵,缘情绮靡。惟南北曲则依附故实,描摹情状,连篇累牍,其体例稍殊。然《国风》‘氓之蚩蚩’一篇,已详叙一事之始末;乐府如《焦仲卿妻诗》、《秋胡行》、《木兰诗》并铺陈点缀,节目分明,是即传奇之滥觞矣。王明清《挥麈录》载曾布所作《冯燕歌》,已渐成套数,与词律殊途。沿及金、元,此风渐盛。其初被以弦索,其后遂象以衣冠。其初不过四折,其后乃动至数十出。大旨亦主于叙述善恶,指陈法戒,使妇人孺子皆足以观感而奋兴,于世教实多所裨益。虽迨其末派,矜冶荡而侈风流,辗转波颓,或所不免,譬如《国风》好色,降而为《玉台》、《香奁》。不可因是而罪诗,亦不可因是而废诗也。”[1] 1828馆臣强调曲体“依附故实,描摹情状”的叙事特征与“阐扬风化,开导愚蒙”的教化作用,具有完全不同于诗词“书写性灵,缘情绮靡”的独特文体性质,同时又指出,在古诗中,已有“传奇之滥觞”。

  

   二、文体的分类与归类

   文章的分体与归类是文体学的重要内容,《总目》对前代书籍的文体分类有相当多的批评。

   从现代的眼光看,文体分类须在同一标准、同一概念层次下方可有效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但是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标准不统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总目》卷一八九赞扬《元诗体要》“去取颇有鉴裁”,但又批评它:“此本凡为体三十有六……其中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其以体分者,选体别于五言古,吟、叹、怨、引之类别于乐府,长短句别于杂古体,未免治丝而棼。其以题分者,香奁、无题、咏物,既各为类,则行役、边塞、赠答诸门,将不胜载,更不免于挂漏。”[1] 1714批评其文体分类“体例颇不画一”,或以体分,或以题分。即使以体划分,其内部标准也颇舛杂,如吟、叹、怨、引等各为乐府中的一类,却与乐府并列。又如五言古以句式分,选体则以总集名称立,其中包含了五言古,两者不可并列。又卷一九二批评《古诗类苑》:“割裂分隶,门目冗琐,如全书既以古诗为名,而第七十七卷人部又立‘古诗’一门,是何体例乎?”[1] 1752按:此书“古诗”门下收《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古诗二首》、《古绝句四首》,似乎以诗题中含有“古诗”二字者为一类。然这里所谓“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等本非题目,而是后人为了称引方便所加上的称呼,以此为文体类别,可谓进退失据。《古诗类苑》中尚有“古意”门、“拟古”门等,其标准何在也颇为含糊。又卷一九二批评《文体明辨》:“首以古歌谣词,皆汉以前作,真伪不辨。而以李贺一诗参其间,岂东京而后,只此一诗追古耶?次四言诗,以分章者为正体,以不分章者为变体。次楚辞,分古赋之祖、文赋之祖、模拟楚辞三例。次赋,分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四例。又有正体而间出于俳,变体流于文赋之渐二变例。次乐府,全窃郭茂倩书而稍益以《宋史•乐志》,其不选者亦附存其目。次诗,取《文选》门类稍增之,所录止于晚唐,宋以后无一字。次诏诰诸文,皆分古体、俗体二例。次为书表诸表,则古体之外添唐体、宋体。碑则正体、变体之外又增一别体。甚至墓志以铭之字数分体。其余亦莫不忽分忽合,忽彼忽此。或标类于题前,或标类于题下,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所谓治丝而棼者欤?”[1] 1750《文体明辨》分类标准混乱,遭到馆臣的严厉批评,被斥为“忽分忽合,忽此忽彼”,“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这也是该书被列入“存目”而非正选的主要原因。

文体分类既要周延细密,又要纲举目张,眉目清晰。《总目》对于古代文集尤其是总集文体分类琐碎之弊多有批评。卷一九零《明文海》提要谓该书:“分体二十有八,每体之中,又各为子目。赋之目至十有六,书之目至二十有七,序之目至五,记之目至十有七,传之目至二十,墓文之目至十有三。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如议已别立一门,而奏疏内复出此体;既立诸体文一门,而《却巧》、《瘗笔》、《放雀》诸篇复别为一类。”[1] 1729《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分二十八体,可谓简括,然其子目却不胜繁碎,如“书”下分经学、论文、论诗、讲学、议礼、议乐、论史、字韵、数学、技术、国是、民事、筹远、士习、持正、忠告、考古、出处、自叙、忧谗、凄婉、颂美、颂冤、吏治、适情、游览等二十七类。其中有些完全可合为一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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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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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4期第8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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