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4年西方知识界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0 次 更新时间:2015-01-12 19: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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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中国的世纪与美国退入孤立主义

   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着迷的新发现

   精英大学的神话与现实

  

   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彰显于对“历史终结”的想象。二十五年后,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这并不是来自特定困境与混乱的冲击,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秩序结构的丧失带来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最令人震撼的。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思想激辩的时代。

   “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如是直白的发问为标题,《美国利益》杂志主编加芬克尔撰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往惯用的思想范畴都显得陈腐无用:“对于当代事务、对于紊乱时期的共同困境,我们缺乏适当的语汇来把握。”同样,马克·里拉也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中断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驱散云雾,而是带来了如此浓重的迷雾,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难以辨析的时代(an illegible age)。”

   对概念失效、语汇陈腐的批判以及要求变革的诉求,不仅遍布许多学科领域,而且直接而明确地指向公共话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2014年有难以计数的反思性文章见诸思想界的主要报刊,其中三篇檄文引人注目,出自欧美著名的自由派学者: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马南(Pierre Manent),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格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里拉。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自我反思与正本清源的思想努力。

   马南的《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发表在《民主杂志》。文章指出,作为统治秩序出现的自由主义原则至今不足两个世纪之久,它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之间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高劳动力成本和巨大社会保障开支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性?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政治治理优越性。马南认为,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至其能力的极限。

   格雷为《展望杂志》“柏林墙二十五周年”专题所写的文章,题为《自由主义的错觉》。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是一种“无根据的信念”: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在历史的对立面。1989年之后东欧与苏联政体的崩溃则加剧了这种错觉。但过去几百年西方具有的优势不可能永久不变,而不断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则加快了西方衰落的过程。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有多种不同性质的政体并存。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因此,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流行的自由信条恰恰无法提供这种思考。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正是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

   里拉在《新共和》发表题为《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的长文。他指出,西方思想界从未充分思考冷战及其终结的意义,那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历史终结了吗?”或者“留给左派的是什么?”)完全缺乏对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的理解。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的、不稳定的、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十九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二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而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民主以及“洪水滔天”(le d luge),这就排除了其他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举”,那么随之而来的,确实会是洪水滔天。

  

   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发表整整二十五年之后,福山仍然是思想激辩的风云人物。只是当初他像一位先知,在东欧剧变之前就预告了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今却常常是争议与嘲讽的对象。格雷与里拉的文章都暗含着对福山的批评。显然,后冷战时代见证了错综复杂的民主化历程,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格雷“历史没有清晰的方向”的论点,也更容易将“历史终结论”看作无视历史复杂性的虚妄错觉。

   但福山是一位重视历史复杂性的学者。2014年,他研究“政治秩序”巨著的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对人类从史前到当代近万年的政治演变做出系统研究之后,福山仍然没有放弃二十五年前的基本立场。6月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为《民主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认为目前唯一看上去可以与自由民主相竞争的体制是所谓“中国模式”,但若问“五十年之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变得更像中国,还是相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福山在新著中专门探讨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但他不认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 治理危机 ”。他在结论中写道:“尽管民主在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义上仍然保持良好……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11月18日,康奈尔大学举办论坛,邀请福山做主题演讲,两位著名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担任嘉宾评论。论坛实况随后在网上发布视频。两位评论人对福山再次重申“历史终结论”做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批评。米尔斯海默相信,政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政治也无法避免冲突与战争。卡赞斯坦则主张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虽然各文明也会在现代化历程中发展演变,但这将形成“多元现代性”,而不会收敛为单一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在问答和总结环节中,福山反问卡赞斯坦:多元现代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原则?他认为许多人类的特殊多样性随着时间消失,因为它们无法存活。卡赞斯坦回应说,不同的历史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形成不同的政体。最后,米尔斯海默试图在福山和卡赞斯坦中寻找兼容性:文明与文化是多样的,但仍然可能共享类似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

   实际上,政治冲突论与文明多元论并没有真正驳倒福山。他始终坚持“历史终结”的涵义,并不是指事件、冲突和文化多样性彻底消失,而是说无论这些事件、冲突和多样性多么剧烈和复杂,都不足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类型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就此(也仅就此)而言,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真正的另类选项。在根本上,福山的“政治科学”实证研究使他相信,历史的进程虽然曲折,但现代性与新的普遍政治意识最终会压倒地理或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力量,而不是相反。这应和了他以黑格尔-科耶夫的“承认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哲学。于是,在民主转型的艰难甚至失败中,许多人看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而福山看到的是走向民主的强劲欲望。对福山而言,历史的道路崎岖、终点遥远,但长期的方向不变。但福山的“长期”究竟有多远?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思想激辩的风暴同样席卷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当然,从金融危机到“占领运动”,“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不再是新鲜的说法。但危机与“必然灭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漫长,或许并不会比民主化第N波与历史终结之间的距离更短。2014年,我们再次听到“狼来了”的警报,但这次是真的吗?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无疑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引起轰动,登上许多的畅销书或年度最佳著作榜单,相关的评论令人应接不暇(仅克鲁格曼一人就在《纽约时报》上刊发四篇书评)。《经济学人》称此书会“彻底变革人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思考方式”,并为此组织了在线阅读讨论小组。英国《展望》杂志将皮凯蒂列为年度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思想者之一。有电影制作人要将此书拍成纪录片,有作曲家要以此为蓝本创作歌剧。

   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这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吗?然而,以往这种不平等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最常见的是所谓“公平游戏”(fair game)辩护: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田径运动员,拥有平等机会的人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展开自由竞争,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平等,但这是他们在才能和努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虽不平等却是公平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则挑战了这个公平游戏的神话。他的著作通过对经济史长程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其涵义是资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收入超过劳动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具有“承袭制”的内在倾向,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人们的命运不应当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先天因素(种族、性别、血缘或家庭出生等等)所决定。资本主义“勤劳致富”道德神话就此破产。虽然有专业同行对皮凯蒂使用的数据提出过商榷或质疑,但很难撼动他的主要结论。

那么,如何抑制资本导致的不平等趋势加剧?除去天灾人祸的力量(如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效应),皮凯蒂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和继承税,这遭到许多自由放任派人士的攻击,给他贴上“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但另一面,在更激进的马克主义者(如大卫·哈维)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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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杂志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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