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佩奇·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是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与行为遗传学家， 她的第一部著作《基因彩票》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 2021 年9 月出版，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纽约客》发表了对哈登的长篇特写，相关的评论和访谈见诸《华盛顿邮报》《洛杉矶书评》和《卫报》等主流媒体。作为“80 后”学者，哈登还处在学术生涯的上升期，为什么她的这本书会受人关注，又使她卷入争议的漩涡？
简单来说，《基因彩票》表达了一种“另类”观点，偏离了当今西方左右两派的惯常见解。哈登明确宣称，她的研究旨在促进社会平等的进步主义事业，就其宗旨而言，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左翼进步派（或者美国的“自由派”）。然而，她的研究致力于揭示某些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先天遗传因素，其研究重心似乎（危险地）接近某种右翼保守派的偏好，触及了左翼的敏感禁忌。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本书的新颖之处及其相关争论，我们需要对平等主义问题的当代思想发展做一个简要的脉络梳理。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社会的等级差异被视为“自然的”，因此也是正当的。现代文明的兴起挑战了传统的自然等级观念， 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不再是理所当然、可被接受的状况，而是一个需要关切和应对的问题。由此，平等主义的理念开始在世界各地逐渐兴盛，推动平等的努力被视为人类进步的事业，也是现代国家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然而，现代平等主义的发展既没有终结思想争论，也未能在实践中充分实现社会平等。在理论上，“人人生而平等”是一个事实还是幻想？人与人为什么应当平等？其理由是什么？平等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方面和程度平等？如果全面彻底的平等是不可能的（甚至并不可欲），那么什么样的不平等在道德上才是可被接受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与公共思想界的持久争论。
在实践中，追求平等的事业获得重要的进展，却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不满。一方面，每个人都应当享有道德尊严与法律地位的平等，成为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规范性原则，已经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即便人们能够享有基本权利的形式平等，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地位的差异仍然显著而普遍地存在，甚至时而加剧。这意味着民众对平等的诉求持续提升，而大多数人实际感受的不平等状况却未能有效地缓解。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带来了广泛的不满和焦虑，激化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西方学术界出现了许多严谨、复杂而深入的研究，但在公共领域则形成了左右两派之间更为激烈、持久和简单化的思想冲突 ；而分歧焦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判断遗传因素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
一般而言，大多数（左翼）自由派倾向于支持“人人生而平等”。换言之，人类的不平等并非源自“与生俱来”的遗传因素，而是由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和环境造成的。经历了对种族清洗与优生学 的历史教训的反思，美国的自由派以及公众舆论对社会差异的遗 传学解释持有极为慎重和警觉的态度。但在许多（右翼）保守派看来，先天的遗传差异决定了人们在身体与精神方面的“天生不平等”，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正是这个事实导致了大量的（若非全部的）社会不平等。
可以想见，左右两派对于不平等成因的不同认知和判断，也会相应地形成各自不同的应对方案。自由派将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归因于环境条件，因此相信缓解和消除社会不平等状况是可能的。这不仅需要保障个体公民享有形式上的基本权利平等，而且需要 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干预，改造不利于弱势人群的制度条件和文化 环境，由此促进社会成员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平等。但在许多 保守派看来，遗传基因难以改变，因此社会干预几乎无济于事。他们大多质疑或反对通过干预来推动社会平等的方案，认为这种 “进步主义者”罔顾事实而奢谈理想，陷入了智识上的“左翼幼稚病”，追求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终将危及个体自由，也很难实现平等的理想。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遗传差异的科学研究时而会成为左右两派立场之争的敏感焦点。保守派大多重视和强调人们的先天遗传差异，而自由派对此则往往持回避或淡化的态度。
然而，“人类天生是否平等”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人类是否应当获得平等”是一个价值理想。我们并不能仅仅依据人们“与生俱来是否平等”这一遗传学事实（实然判断），直接论断人们是否“应当”争取获得平等（应然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许多 左派与右派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以“实然”推论“应然” 的“自然主义谬误”。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将人类的基因相似性视为人们应当获得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理由。他认为 “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的重要进展为“人人生而平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依据，“从遗传学角度看，所有人类，无论什么种族，都有 99.9% 以上的相同之处”，从而支持了平等主义理想。然而，基因相似度如此之高，虽然足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同属于人类，却 无法证明其余 0.1% 的个体遗传差异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无关紧要。实际上，某些比例非常微小的基因变异，可能在社会意义上 表达为显著的差别。
哈登在本书导言中写道 ：“……任何两个人之间的遗传差异都是极小的。但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一个孩子有自闭症而另一个孩子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耳聋而另一个人有正常听力，以及（正如我将在本书中描述的）为什么一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差而另一个很好时，我们之间的遗传差异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是由于她通过研究确信“遗传差异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明确反对将平等主义的理想建立在人类基因同一性的基础之上，这在她看来是“在沙堆上建造高塔”。
那么，哈登自己如何为平等主义的理想提出规范性理由？她主要援用了约翰·罗尔斯等平等主义自由派的政治哲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每个人对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偶然“运气”不负有责任，因此，如果我们的命运受到这类偶然因素的支配，就是不公正的。每个人的遗传特征如同“彩票”，是偶然运气所致。有些人很幸运，基因变异更有利于他们获得优异的学业成绩，以及稳定和收入更高的工作，甚至更强的幸福感，但还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他们的遗传变异更有可能导致身体和精神的疾病。这种偶然因素实际上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社 会不平等，但在“应然”的意义上，由基因造成的后果是“不应得的”— 幸运并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被鄙视。
因此，在哈登看来，追求社会平等的进步主义者，首先需要承认（而不是回避）遗传差异造成不平等的经验事实，同时将遗传学的经验研究聚焦于种族内部的个体差异，以此与传统的“遗传学种族主义”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寻求最有效的补救措施， 促进更为平等公正的社会。比如，如果一个人的近视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那么这种视力缺陷就是“不应得的”，而补救的方式是发明和制造眼镜，这将造就一个在视力上更公正的社会。
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哈登的著作何以引发争议。因为她在相关争论中持有一个较为独特却是“左右为难”的立场，可以称之为“左翼遗传主义”。借用《纽约客》报道的说法，“哈登正在展开一场两条战线的运动，在她的左边，那些人假定基因无关紧要 ；而在她的右边，那些人坚信基因就是一切”。若从积极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她在尝试弥合左右两派的分歧。一方面她向自由派解释“为什么 DNA 对社会平等很重要”（此书的副标题），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无法完全归因于社会环境，其中也有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促进社会平等不能忽视基因的作用。同时，她也在向保守派表明，个体基因差异是一种“彩票”，幸运中奖获得的成功和优势，并不能在道德意义上获得正当性辩护。
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追求，并不依赖人类基因同一性的事实， 但也并非与此无关。或许由于我们足够相似，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那些因遗传差异造成的不幸、悲苦和不公视为自然，并心安理得地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对平等理想的承诺，体现了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善意与悲悯。
本文选编自《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