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战争”一直是美国战略界炮制“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假设。美国战略界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霸权主义逻辑，假想中美发生军事战争的思维根深蒂固，并为此做出了大量研究。通过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界在“中美战争”议题上的主要观点与研究进展，本文将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话题的认知演进分为五大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战争”研判的三大演进规律，发现三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跃升和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和系统性变化，中国对美国战略威慑的加强迫使美国不断调整对华军事战略。中国应长期保持战略定力，以底线思维应对美国对华军事竞争，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尽可能降低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关键词：“中美战争”；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威慑；战略定力

作者简介：王文，男，浙江义乌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全球治理、区域国别、大国关系等；申宇婧，女，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大国关系、数字经济等。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强硬的遏制措施，中美紧张关系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中美军事实力孰强孰弱”等话题在2025年常常成为美国政府机构、战略与国防类智库、国际关系学者、时政媒体等美国战略界人士的热议与争辩的话题。2025年4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兹引用美国第26任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的发言：“中国正在准备一场战争”，并随即指出，中国军事实力正不断增强，然而美军的应对能力发展迟缓、炸弹和导弹不足，军工基础更是未做好长期发展准备，美国已然“落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躲躲闪闪了。相反，它生产军舰和导弹的速度比二战以来的任何国家都要快。”

本文认为，中美军事冲突研究向来是美国战略界研究中国、追踪中国的重要议题之一，相关舆论风向的变化折射出美国对华战略重大走向。目前，中国学术界常把“中美战争”视为敏感话题，虽有学者梳理分析美国单一或少数智库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军事竞争报告，但研究路径较为简化，且缺少对美战略界各类人士“战争预期”类舆论的演进规律梳理，也缺少相应批判反思，公开讨论不足。例如，部分中国学者系统梳理了兰德公司1999年至2019年间的中美军事研究报告，指出该智库围绕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以及核、太空、网络问题等六大重点主题，持续推动美方对中美冲突的认知；有学者分析了六家美国主流智库的涉华研究，指出美国战略界内部在对华政策上虽趋于总体强硬，但尚未形成真正共识；还有学者研究美国智库对于中国“灰色地带”挑战的认知，揭示美方智库如何将中国正当行为纳入战争边缘策略的范畴并借此扩大对华战略遏制空间。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中国学者应加强研究美国战略界假想“中美战争”的国际舆论误导，避免使其成为“可实现性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要避免全球战略思考被美国营造的假象舆论带偏，扭转“战争”成为中美关系研究主旋律的消极走向，积极对外传递、阐释中国方案，向外界树立中国爱好和平、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为此，本文以“US-China war”（中美战争）、“US-China military conflict”（中美军事冲突）、“wargames China”（中国兵棋推演）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重点选取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代表性文献逾50篇。“美国战略界”主要包括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战略及对华政策具有持续发声能力与政策影响力的主体，涵盖政府决策机构（如美国国防部、国会对华特别委员会）、战略、国防与国际问题研究智库（如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者以及相关主流媒体的政策评论员。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如何评估“中美战争”演进逻辑，深入分析美国关于该话题的舆论走向变化，力求从军事冲突可能性的视角透视美国对华心理变化，深刻把握美国对华战略演变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国角度提出如何防范中美滑向不可控军事冲突局面的政策建议，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中国方案。

一、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话题的认知演进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波动，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是否会爆发战争”的认知从模糊转向系统化讨论。在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美国发布《考克斯报告》、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重大事件冲击下，以及奥巴马“重返亚太”“特朗普1.0”对华极限施压、拜登强化盟友制衡、“特朗普2.0”强化对华威慑等战略转折节点，美方战略界舆论往往迅速聚焦于中美军事冲突议题，引发舆论热潮。本文统计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五大知名智库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和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关于“中美战争”的研究报告及文章，统计重点包括美国对华安全策略与作战能力评估、中国军力与战略动向观察，以及涉华兵棋推演这三大主题。结果显示，在过去30余年中，该议题相关文章发布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自2015年起明显增加，至2023年达到顶峰，2023年较2015年增长逾50%。可以看出，有关“中美战争”话题的讨论热度在近十年间得到了明显提升，近两三年舆论热度保持高位。

由此，本文分五个阶段分析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话题的认知演进。从不同阶段美方舆论的关注点，可以反映出美方战略界关于“中美军事战争”认知变化。

1.1第一阶段（1990年代）：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认知的警觉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一度陷入模糊状态，对于中美爆发战争的舆论并未形成一致认识。一些温和派声音警告不要过早将中国定位为敌人。例如，时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可能引致自证预言，激化中美对立升级。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与军力同步增长，美国战略界的警觉逐步上升，特别是在1995年前后，舆论开始出现明显转向。

1995年4月，《洛杉矶时报》刊文指出，美国军方数十年来首次开始“警惕地注视中国”，把中国视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期竞争对手，“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稳步增长的军费开支、从俄罗斯购买的战机和潜艇，以及在南海的一些行动，让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开始思考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1997年，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对华冲突》一书明确提出，中国崛起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利益产生碰撞，推高战争风险，台湾地区是最可能点燃冲突的导火索，体现出彼时美国“极端悲观主义者”对中美冲突的笃定预判。

至此，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从模糊到警觉的转变，并最终建立对华军事威胁评估机制，“中美可能爆发军事冲突”逐步影响政策制定，成为常态化议题。

1.2第二阶段（200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威胁”战略研判的强化

自1990年代末美国建立对华军力评估机制后，美国战略界开始将“中美战争可能性”视为长期课题，逐步形成更系统的应对思路。2001年初，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便摒弃克林顿时期对华“战略伙伴”的表述，转而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强化对“中国威胁”的战略认知，并将台海问题作为“中美战争”的关键战略风险点。

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鹰派舆论迅速升温，认为中国政府蓄意通过高风险军事拦截，试图削弱美方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中美双方陷入数周的紧张对峙氛围中。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保守派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PNAC，现已解散）的共同创始人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撰文声称，中国“有计划地”制造南海撞机事件并“逼迫”美国道歉，主张美国强化与台湾地区的战略关系、加快对台军售。这一系列反应令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军事对抗可能性的讨论一度白热化，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威胁”的战略研判。

与此同时，2001年初，美国军事部署重心逐步从欧洲转向亚洲。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国防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并提议重构美国全球军事布局与军力投送体系。这一阶段，台海问题成为“中美战争”话题的焦点。2004年，时任卡托研究所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副主席泰德·盖伦·卡彭特出版《美国将与中国开战：台湾问题上的碰撞之路》，剖析中美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分歧与战略误判，警告美国若不及时调整对台政策，十年内与大陆发生武装冲突“几乎不可避免”。2005年，中国出台《反分裂国家法》，再度引发美国战略界对台海局势的高度关注。

此后，美国围绕“中国威胁”的战略讨论重新升温，海空军逐步调整部署，“以更长远的目光将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的思路开始成形，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战略奠定基础。

1.3第三阶段（2009—2016）：美国对中美系统性竞争的构建

2009年起，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一、二任期相继推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于2012年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军事报告，明确将外交与军事资源向亚太倾斜，引发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冲突乃至军事对抗可能性的新一轮讨论。在这一时期，美方主流战略思维已从探讨“中国是否对美构成军事威胁”彻底转向“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威胁”，并且逐渐展现出对亚洲有核国家尤其中国崛起后的深层战略焦虑。

一方面，除了中国的综合实力以外，“中国军事实力的崛起”引起美国战略界的关注。2013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阿米泰·艾茨奥尼指出，五角大楼的对华作战已突破常规应急范畴，可能触发军备竞赛甚至核冲突风险，因此强调必须重新审视对华战略，防止军事规划脱离政治理性轨道。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美国军方围绕中美潜在军事冲突展开了更系统化的战略构想。2010年，已持续更新10年的《中国军力报告》正式更名为《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年度报告》，报告涵盖范围从单纯中国军力评估扩展到包括安全动向、军事战略和中美防务接触等更广泛议题，侧面反映出美国对中国军力和全球战略地位提升的日益警惕的微妙心理。

1.4第四阶段（2017—2020）：中美“新冷战”讨论与反思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关系于2018年后全面趋紧。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发生根本性转变，在《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首次定位为“全面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战，使美国对华竞争彻底公开化。2018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更是指责中国，宣称中国对美国内政和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这一时期，“中美全面对抗”与“新冷战”的观点被美国舆论热炒，美国舆论对中美“热战”的讨论也显著增多，美中军事对抗的可能性被公开讨论和准备。

特朗普政府内部对华鹰派人物频繁渲染冲突风险，如时任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断言，在未来5到10年内，美国“无疑”将与中国在南海爆发战争。与此相呼应，美国军方开始加速调整对华作战准备。2019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8任司令大卫·伯格提出对美海军陆战队部队、装备与训练进行重大调整的设想，主张美军应着重提升在西太平洋针对中国开展海上战役时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

与此同时，与美国军方和智库不同的是，部分美国智库学者逐渐开始重新思考对华战略，甚至对当时被媒体热炒的“新冷战”论调持审慎态度。2019年，时任哈德逊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与谈判顾问委员会成员肯尼斯·韦恩斯坦称“中美并非正处于新冷战的边缘”，认为与美苏冷战时期的彻底对抗不同，中美之间存在深层经济联系，无法轻易“脱钩”。同年，美国政治学家、现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文撰文《极度压力下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十字路口》指出，中美若缺乏危机管控与互信建设，未来或将爆发政治军事冲突，甚至陷入新一轮冷战；要避免走向对抗，双方需正视彼此的深度依存现状，通过务实对话寻求合作空间。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对管控中美冲突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表明美国或已难以承受中美爆发战争的后果，因此呼吁审慎制定决策。2020年，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也发出警告，称美国“不需要一场新的冷战”来应对中国崛起，认为将中美矛盾简单套用冷战框架既不必要也有害。

1.5第五阶段（2021年至今）：美国逐步构建对华战略竞争常态化下的新国防方案，勾勒“先发动战争”的中国形象

经历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全面竞争之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转向常态化。自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推行对华“全面战略竞争”，通过组建联盟等手段限制中国崛起空间。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国总统并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相当一部分政客及军官对华持强硬甚至对抗性立场。第五阶段的一系列对华遏制举措在美国战略界催生了新一轮“中美对抗风险升级”的共识，频繁针对“中美两阵营的潜在战争风险”作出表态，塑造出“冲突临近”的舆论氛围。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战略界围绕中国崛起“意在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这一假设，强化中美军事冲突中美国“秩序捍卫者”与“潜在受害者”形象塑造。五角大楼2021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宣称，中国领导层的目标是“与美国匹敌乃至超越”，并可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与美国正面冲突。同年，时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在理论层面上误读中国崛起的政治目的，在其《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一书中提出，自冷战结束后，中国通过“取代战略”正不断削弱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并有意取而代之。2022年，曾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主任的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在谈及该年度的美国《中国军力报告》时，重复报告中对于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威胁”“步步紧逼的挑战”的表述，强调中国对台、对南海的领土主张对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及伙伴构成潜在安全威胁，并认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必须围绕中国进行资源和战略重组。

拜登政府时期，台湾问题再次成为引发“中美战争”构想的主要引线。拜登政府曾多次公开表态将“保卫台湾”，并通过加强美台军事勾连、提升政治互动、拉拢盟友介入等策略强化对中国大陆的制衡和试探。也是在这一时期，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率先提出“中国或将在2027年前具备攻台能力”，引发所谓“戴维森窗口”效应，致使美国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将2027年前后视为台海等方向高风险节点，渲染中美冲突近在眼前的紧迫感。2023年，美国空军四星上将迈克·米尼汉更是在一份内部资料中称，因台湾地区和美国的2024年选举可能为冲突创造机会，美军或将在2025年与中国开战；虽然五角大楼随后澄清这不代表官方立场，但此事通过媒体曝光后，加剧了舆论对中美“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印象。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国土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阿尔佩罗维奇和阿斯彭研究所主任加勒特·格拉夫在《世界之争：美国如何在21世纪击败中国》中指出中美“新冷战”已经展开，并认为台湾地区如同“西柏林”，或成大战导火索，因此美国必须围绕“如何提升对华威慑”这一核心，统筹外交与安全政策。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在“中美军事战争”议题上延续拜登政府时期对华遏制主线，但是策略出现了较大的转变。一是特朗普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更具“交易性”，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行“美国优先”。例如，特朗普将台湾问题作为与中国谈判的政治筹码，有意淡化在台湾问题上对华强硬的传统做法。在再次当选前，特朗普就曾直言“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防卫费用”“我们和保险公司没什么区别”，显示出相较紧握涉台政治筹码，特朗普更重视涉台国防投入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效益。又如，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8月拒绝赖清德过境美国，共和党内部对此保持沉默，此举被《外交学人》评为美国不再倾向于打“台湾牌”，同样体现出特朗普乃至共和党的态度：即便“台湾牌”曾是共和党强化对台支持、胜过民主党的一种政治策略，但随着特朗普更倾向优先追求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和斡旋俄乌冲突等事项，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开始避免因台湾问题直接与中国对抗。而在南海方面，特朗普政府起先同样未展示出积极介入意愿，直到2025年夏天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接受美菲不平等的贸易协议并访美游说后，白宫才重新将目光投向该地区，扩大美菲防务合作，并对南海争端采取相对强硬的姿态。二是强化“中国军事威胁论”，同时加强本土防御。在特朗普上任初期，其政府内部以及学界仍有对华鹰派对所谓“即将来临”的热战坚信不疑，并且认为主动挑起冲突的将是中国，进而建议美国加强防御、保持警惕。2025年5月底，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了自上任以来最强烈的对华言论，表示“中国构成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可能迫在眉睫。”他强调，北京方面正在为改变“印太地区”力量平衡做“切实”准备，因而呼吁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同月，哈尔·布兰兹警告称，中国核武库规模迅速扩大，或试图以更强核武库威慑美国对西太平洋的干预，为所谓“夺取台湾”或“军事挑衅邻国”铺路。

然而，这一情况在2025年九三阅兵后出现明显转向。2025年9月5日，五角大楼草拟的新《国家防务战略》，提出将“本土防御与西半球安全”置于“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威胁”之上。这一调整结束了美国多年来优先聚焦“中国威胁”的战略惯性，体现出特朗普政府将更多资源拉回本土、对外承诺意愿下降的趋势。究其本质，这一转向反映出美国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感受到心态压力与收益落差，即特朗普及其幕僚倾向于认为当前对华军事投入已面临边际战略效益递减，因此选择从那些“赢面不明”的方向抽身，转而把资源投入到更划算、可控性更高的领域。这或许也预示未来美国在台海、南海等高风险方向可能保持表面强硬、实则谨慎抽身的姿态。

回顾2021年以来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可以看出，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已将“中美战争”政治化为对华施压的工具。美国通过构建中国为“潜在战争发动者”的形象，并强调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以及所谓想“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角色”，试图在国际舆论场中占据道义高地，转移自身战略压力，弱化中国和平崛起与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从而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战略博弈的国内外认知环境，借此巩固对盟友的影响力。尤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优先”转向下，这种对华军事态度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双向趋势，一边延续一贯对华遏制逻辑，一边却在具体政策层面降低冲突介入意愿。另一方面，美国战略界在中美“竞争常态化”阶段呈现出一种“外强中干”的姿态，在口头上持续放大“中国威胁”，但在实际部署与行动层面却愈发审慎。这种审慎不仅源于对中国军力跃升的现实焦虑，也折射出美国综合战略能力（政治凝聚、财政负担、产业基础）的下行态势。美国的自信不再建立在压倒性实力之上，而转变为一种“危机管理”心态下的战略回避。

二、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战争”的研判演进走势

冷战结束以来，美方对中美潜在冲突的军事评估经历了显著演变。随着中国军力持续跃升，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战争”的研判从早期“警觉”到全面“锁定”，战略心态从自信美国“竞赢”，到当前滑向深度忧虑。通过梳理大量美国政府报告、智库兵棋推演及高层军事表态等资料，本文得出以下三条美国战略界的研判演进走势。

演进走势一：三十余年来，美国战略界对赢得“中美战争”的信心与底气持续下滑。

冷战结束后，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潜在军事冲突的胜算一度充满信心，但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迅猛提升，这种信心在过去数十年里持续下滑。

2000年前后，美国在西太平洋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美方普遍认为，美阵营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将迅速取得全面胜利。兰德公司报告推演两岸冲突情景时指出，中国大陆短期内缺乏有效两栖作战能力，若在美军介入防卫的情况下，大陆强行攻台，将陷入“血战”，大概率以失败收场。报告指出，中美军事差距悬殊，美国无需全面介入即可左右战局走向。在当时美方看来，美台联手有十足把握挫败大陆的大规模进攻。这种战略自信不仅源于自身军事优势，也建立在对中国战力的轻视之上。1999年，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季北慈和欧汉龙就曾撰文指出，中国军队在跨海投送、联合作战、后勤保障与高端武器装备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即便有意挑战美国，也缺乏有效手段支撑。

2010年代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显著增强，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优势构成严峻挑战。此时，美方虽然对赢得对华战争保留一定的信心，但是底气明显开始下降。2010年，米尔斯海默提出，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将难以维持自1945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且中国难以实现和平崛起，美国未来或采取激进行为，加剧亚太地区军事安全竞争。时任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副部长米歇尔·弗卢努瓦公开发言表明，在第一岛链范围内（包括台湾地区、日本琉球群岛），美军如今已无法再指望迅速取得制空、制海、制太空权。兰德公司撰写的《美中军事记分卡：力量、地缘与不断演变的力量平衡》等报告也得出结论称，中国在1996至2017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已具备对美关键节点实施打击的能力，美国在潜在冲突中已不再稳操胜券。兰德公司在2016年发布的《与中国开战：对不可想象之事的思考》报告中更是警告，中美在多个地区争端中存在严重分歧，且双方军事力量高度接近，一旦爆发战争，两国均具备在多领域发动大规模作战的能力，这使得两国战争并非“不可想象”。

近年来，美国军方进行了多次中美冲突模拟，无论推演细节如何，大多数情景都表明美军将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难以迅速取胜。2020年，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约翰·海坦坦言美军在一场机密台海“兵棋推演”中惨败，称中国“完全控制了我们（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也披露，美军在另一场机密兵棋推演下“0胜18败”，美方在当时的实际条件下无法有效防御中国大陆“攻台”，美军能力严重不足。2025年5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帕帕罗更是指出，中国在火箭军和情报、监视与侦察体系等关键领域已具备关键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也揭示美军在相关冲突中的胜算正不断下滑。2018年，美国国会委托的国防战略委员会报告引发轰动。该跨党派委员会直言美国军事优势正在削弱，若同时与中俄开战，美军面临战败风险，尤其在陷入多线作战时更容易被压制。2022年，新美国安全中心以2027年台海冲突为背景的兵棋推演显示，美台虽能抵御初期攻势，但战事将迅速陷入持久化并伴随有限核升级，暴露出美方指挥、弹药等多方面的不足；同年，美国《国家利益》刊文指出，中国军事武器的获取速度是美国的5至6倍，还能以远低于美方的成本快速形成作战能力，进一步暴露美方在竞争效率上的劣势。2023年1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总结24次兵棋推演结果，认为即便能阻止大陆“攻台”，美国及其盟友仍将损失惨重，美国全球地位也将被动摇；该中心同月公开的另一份报告《战时环境下的“空库”：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面临的挑战》则细数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薄弱点，点明美国当前难以支撑高强度对华作战。

虽然上述来自美国军方和智库的推演结论各异，但均表明美国已很难再现昔日对华作战的绝对优势。这反映出美国战略界心理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逐渐由掌握主动权的强者心态转变为战争受损方的弱者心态。

演进走势二：美国战略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看法从“警示预言”逐渐转向“可管理的风险”，越来越多的主流观点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修昔底德陷阱”比喻一度主导了关于两国冲突风险的讨论。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描述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对现存霸权构成挑战时，由此引发的恐惧与战略焦虑往往招致战争这一历史规律。在2010年代中期，这一概念在美国战略界和媒体中引发热议，不少人担忧中美关系可能重演雅典与斯巴达冲突的宿命。近年，美国战略界对这一命题的态度逐渐趋于冷静。“战争是否不可避免”成为讨论焦点，越来越多的舆论强调中美冲突并非必将发生，而是可以通过政策设计与风险管控来避免。

美国战略学术界持续警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失控的风险。2012年，艾利森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提出中美关系正面临“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往往难免一战，中美双方需要做出实质性调整，以避免陷入该逻辑。他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再度警告，如果中美无法有效管控竞争，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规律或将重演。

20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多次公开表态并非寻求与中国对抗，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如何避免危机发生上。例如，拜登政府强调对华战略是“竞争而非冲突”，表示中美之间“没有必要爆发新冷战”。2023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多位高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指出对华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迫在眉睫”，反映出美国从一定程度上正寻求对华竞争与共存之间的平衡。正如哈尔·布兰兹在2025年4月所言，对话并非无用，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外交和维护两国共同利益仍是防止误判与冲突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战略规划中，无论是美国智库还是美国军方，都在持续加大对华防范与动员力度。2022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安全政策研讨会上，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指出，中国已被界定为“步步紧逼的威胁”，是国家安全体系优先应对的核心挑战。与会安全专家也提出美国应通过多军种、多领域及跨政府、跨盟友合作，塑造更具协同性的对华威慑能力。在台湾议题上，美国试图维持“只有一个中国”，同时在军事层面日益强化对华威慑、增加美台军事往来，看似表里不一，但被约瑟夫·奈解释为“双重威慑”，其目的是“无限期地延长现状”以避免战争爆发。

除了强化战略威慑之外，美国战略界已推动设立包括危机热线、海空准则等基本机制，同时也呼吁建立双轨、文官主导的危机管控结构，以提升危机沟通与冲突预防能力。这些举措反映出美方就对华遏制“斗而不破”的重视，也体现了一种共识，即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但通过审慎的政策选择与战略克制，仍有可能实现对战争风险的有效管控。

上述现象都印证了部分美国战略界人士对中美必然爆发战争的认知正在发生转变，逐渐从“中美战争必然论”向“中美危机管控”过渡。某种程度上，这种一边强化防备、一边强调管控的战略姿态，是美方在中美军事实力差距收窄情况下，逐步调整对华军事战略，重新考虑中美爆发热战必要性的体现。

演进走势三：美国战略界对华考量从“制敌一击”逐渐转向“长期消耗战”。

冷战结束后，美军长期秉持着利用技术和火力优势追求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从1991年海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震慑”战略，均体现了美军在开战初期集中打击、迅速摧毁敌军体系的设想。2010年美国提出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同样旨在战争初段奠定优势。

但随着中国军力增强，这种设想被认为过于冒险和激进。美方专家担心，一味追求对解放军的先发制人打击，可能会造成冲突迅速升级，甚至迫使中方动用核武器。2013年，兰德公司的一篇评论曾指出，空海一体战可能诱发局势进一步失控，使危机更难管控，以此主张制定不依赖首轮打击、也不攻击中国领土的替代方案，以实现威慑与防御并重。这折射了美国战略界对华考量从迷信“致命一击”转向强调持久作战能力。

202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军力差距收窄，美方普遍认为战争难以速胜，更将可能演变为战略消耗战。为此，美国战略界开始构想各种“持久战争”场景，强调需预先动员国内防务产能与物资储备以防范危机。正如杜如松所著《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中提及美国应加强对中国所谓“大战略”的长期应对。兰德公司在2025年2月发布的最新兵棋推演报告《思考与中国的持久战》模拟了九种美国对华长期化情境，指出中美双方核威慑与经济互嵌将使战争陷入长期僵局。

在中美“持久战”演变的趋势之下，美国部分战略界人士提出警惕“持久战”以及“速胜”的必要性。2025年4月，美国陆军退役少将布拉德·格里克在《美国要么速胜，要么惨败于中国》中强调，美国对华战争可能呈现短期、区域性、有限性的特征，但由于美军尚未具备支撑长期对抗的体系能力，因此必须在战争初段迅速确立军事与政治优势，避免陷入长期战。

综上所述，美方军事评估正从“快速战”设想转向“持久战”的可能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美方对“持久战难以承受”的深层焦虑。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混乱、战略分歧加剧的背景下，美方对“中美战争”态势的研判进一步暴露出其纠结的战略心态。

三、美国战略界“中美战争”叙事的启示

“中美战争论”是冷战后美国涉华舆论的重要组成，也是反映中美关系发展态势的重要风向标。通过深入分析冷战后“中美战争论”的演进走势，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发展实力的增长和对美差距的缩小，美方持续构想“中美战争”的战略心理正在从此前“军事实操行动谋划”的相对强者警觉心态到“中国军力威胁叙事”的相对弱者恐惧心态的方向转化。针对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优势心理呈现下行的走势，中国应及时总结其中的经验与启示，进而提升中国对美博弈的塑造力，不断掌控中美双边关系的主动权。

启示一：中国国力越强大，美国战略界对“中美战争”评估的心理劣势就越明显。

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近年来，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对美国对华战争的评估心态。一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反思对战胜中国“必胜信念”的迷思。哈尔·布兰兹与查尔斯·埃德尔指出，美国在冷战后陷入了一种“历史终结”的幻觉，相信自由民主与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胜利不可逆转，从而忽视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与结构性冲突的回归。这种对胜利经验的迷信导致美国在面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战略行为时，常常表现出低估与恐慌交织的复杂反应。

二是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人士开始反思对中国发展韧性的低估。近年来，美国战略界存在“中国崛起顶峰论”“中国衰退论”等论调，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衰中国发展。然而，最近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反思这一对中国的误判，“低估中国”逐渐在美国战略界内部形成共识。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和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指出，在经济、技术、军事方面，美国可能低估中国的实际实力和发展潜力。为此，美国正在面临着中国在军事上击败美国的巨大风险。

可见，面对中国实力的增强，目前美国正在对之前的对华战略判断进行重估，心态方面相对脆弱和敏感。为此，中国应深刻认识到美国如今的“纸老虎”心态，把握目前美国向相对弱者心态转变的时机，以更为积极主动和开放的姿态加强与美国战略界的接触和交流。同时，将美国企业和美国人民作为重点争取对象。加强中美企业界的对话交流，支持中美智库开展二轨对话等活动，邀请美国相关人士访华，促使在美国社会内部构建更加多元和理性的对华认知，引导国际社会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思维窠臼。

启示二：中国越持续提升国力，越有可能扼杀美国对华发动战争的妄念。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中国逐渐提升了对美军事博弈的能力，使得美国在维护霸权的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害怕、警惕、防止战争”的战略心态。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技术优势和联盟体系遏制中国崛起，另一方面又深知战争的巨大风险，努力遏制冲突升级以避免灾难性后果。

近年来，美国社会内部开始频繁讨论由于中国国力的提升，一旦发生台海冲突及中美冲突将导致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反映出美国对可能与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日益加剧。拜登政府多次表态强调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主张通过外交、联盟协作和军事威慑手段管理竞争与危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报告强调，中国崛起使全球权力结构更复杂，战争爆发风险虽然存在但结构性威慑和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将会降低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中美之间需要建立竞争边界规则，以降低双方误判的风险。

可见，中美之间深度的相互依存，提高了双方发生战争的决策“门槛”。为此，中国依然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进一步深化各领域改革，将高质量发展实现“韧性崛起”作为第一要务。一是增强整体实力，推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且在制造、消费、科技、产业链等方面将形成全面竞争力和一定的竞争优势。这对于中国发展和抵御美国打压制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仍应以“做大经济蛋糕”为重要目标，在经济总量的扩张中寻求结构改革，确保不发生系统性经济危机。二是激发内需，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消费中心。以往，美国凭借超强的消费能力，是全球贸易体系的中心。随着中国产业的升级和在产业链中分工地位的改变，中国应逐渐从中间品生产国过渡到最终品消费国，推进以消费驱动的内循环发展，推动中国在2030年前后成为全球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在2035年前后跻身中等发达国家。

启示三：中国越拥有强大军力，越需要参与关于“战争”叙事话语权的国际竞争。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在“中美战争”问题上甩锅中国、抹黑中国形象的趋势。2015年，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一书中曾片面引用“战国”的说法，塑造中国好战者的形象。近一两年，新一轮“中国军事威胁论”兴起，尤其是2025年以来，美国将中国正常的军事演习过度解读为军事扩张，指责中国进行军事扩张的言论逐渐增多。同时，将中国塑造成为战争的发动者。例如，美国国防部长诺尔在2025年表示，“中国旨在主导印太地区，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将中国妖魔化为“中国威胁论”和“战争发动者”，是美国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又一变种，且比之前更加激烈，体现了其对华遏制战略的延续。与之前不同的是，本轮“中国军事威胁论”期间，美国战略界的优势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近年来，美国军事体系内部贪腐问题严重，美军的战斗能力大大下降，再加上美国迅速扩张的国防开支已经逐渐成为美国财政的负担。美国维持强大军事体系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使得美国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更加忌惮和敏感，对于中国军事崛起也将呈现更为敏感和多疑的心态。

近年来，美国对华的战争设想越来越缺少实操的可能性，而褪化为具有战略叙事和威慑意味的舆论攻势，即借“战争可能性”营造世界对中国的恐惧感以及国际政治压力，进而企图起到打压中国影响力、限制中国对外行动、遏制中国发展国际空间的作用。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日益发展，美国对中国军力增长的抹黑会越激烈。在上述复杂心理的影响之下，美国将中国塑造成为“战争发动者”形象，意在政治上为遏制中国崛起制造正当理由，构建“合法”的战略框架。这种叙事是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手段。

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美国炮制“中国战争威胁论”背后的心理变化，识破其真实意图，警惕中美军事差距缩小后，“中国军事威胁论”再度升温。同时，谨防美国借中国国防支出增长而引导国际舆论，诋毁中国形象。对于美国抹黑的“中国是战争发动者”“中国正在进行军事扩张”等言论进行对冲，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争夺未来关于“战争”叙事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更要坚持底线思维，适当增加国防预算，形成对美的军事战略威慑，提高对美的军事博弈能力。通过“以实力求和平”的方式和“敢战才能止战”的思维做好充分的准备，尽量避免两国冲突升级和走向不可控的局面。

四、结  论

“中美军事冲突论”是冷战后美国涉华舆论的重要方面，也是反映中美关系发展的风向标，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美国对华战略走向变化的依据。我们应通过深入分析冷战后“中美军事冲突论”变化的规律，密切关注美国战略界关于“中美战争”的心理变化和走向，在军事领域主动塑造中美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许多学者指出，历史上既有冲突案例，也有和平权力转移。21世纪，由于制约大国战争的诸多强大因素存在，国际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机制将是竞争而非战争。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包括中美之间深度的经济绑定，以及现在全球形势的复杂性都为中美降低军事冲突风险提供可能性。

未来，美国仍将会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中美之间是否会爆发军事冲突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的博弈和斗争。《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决不走追逐霸权、“国强必霸”的老路，始终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不主动谋求战争。为此，我们还是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自信，坚持“以我为主”的战略不动摇，聚焦本国发展节奏，以底线思维提升军事实力的同时，采取“以时间换空间”“以发展创和平”的策略，加速中国崛起进程，不断掌控中美双边关系的主动权，降低两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