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曾兼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世界历史》编委等职。
【摘要】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庞大、实力雄厚，在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中，许多非政府组织不是袖手旁观者或被动呼应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和积极行动者。在冷战愈演愈烈时，一些组织推波助澜，或积极动员本国民众，或为政府出谋划策，或直接挑战对手，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在冷战的中后期，也有许多组织看到持续冷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努力推动和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束越南战争，缓解核军备竞赛，并试图通过演变敌国民心和制度赢得冷战。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非政府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二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并非仅仅是两大阵营政府间的较量，也是非政府组织大显身手的舞台。就拥有大量实力雄厚的非政府组织的美国而言，由于其“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结构，政府的许多政策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实施，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也会促使政府调整、改变政策；同时，许多非政府组织精英怀有强烈的国家情怀和使命感，反感与惧恨共产主义。这就使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在面对东西方冷战这场被认为关系到西方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大搏斗时，毫不犹豫地投身其中，进行反苏反共的斗争，扮演了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角色。［1］一些组织甚至是专为冷战而生、专门从事冷战活动的。无论是在双方激烈争斗的时期，还是缓和时期，甚至在冷战结束时期，都能看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感受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目前，国内学界尚鲜见对此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2］深入开展和加强对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互动的研究，可进一步揭示冷战的全貌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深化冷战国际史和美国史研究。本文将就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冷战发展进程的作用和影响，从六个核心维度和关键节点，即冷战的对抗争夺、越南战争、东西方关系缓和、中美关系、核军备竞赛、苏东剧变等进行探讨，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东西方冷战，并管窥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内政外交中的作用。鉴于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庞杂，对其进行全面研究是不可能的，本文将以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和事件为例进行探析。
一、美国非政府组织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
所谓非政府组织，即不是隶属于政府，而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M.Salamon）从5个方面界定了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即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属性、自治性、自愿性。［3］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即使有所变化，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略有增补。如英国学者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在《国际公民社会百科全书》中就介绍了萨拉蒙提出的这5个特点，并认为这有助于区分什么是非政府组织。［4］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则将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归纳为6点，即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或互益性，对比萨拉蒙的观点增加了“公益性或互益性”的特点，同时将第一个特点改为“非政府性”，以强调其首要特性。［5］然而，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暗中操作、支持建立了一些名为非政府、实为政府工具的组织，并为其提供经费和指导，由其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如自由欧洲委员会、亚洲基金会、全国民主基金会等，这类组织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而是伪非政府组织，或半非政府组织。由于其对外仍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其活动仍纳入本文阐述。
东西方冷战虽持续40多年，但并非直线发展，而是既有激烈对抗，又有对话缓和，几经周折，直至结束。在此发展过程中可经常看到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身影，其活动或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或促进了双方的交流缓和。1947年冷战爆发后，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积极呼应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行列，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
（一）利用无线电广播等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煽动造反，加剧双方对抗争夺
无线电广播波及范围广，穿透力强，接收便捷，受众多，是冷战期间美国自始至终运用的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美国非政府组织也极为重视。1949年，主要由东欧流亡美国的难民组成的“自由欧洲委员会”（The Free Europe Committee）设立了自由欧洲电台，聚焦对东欧国家广播；1953年，主要由苏联流亡美国的难民组成的“解放俄国人民美国委员会”（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Peoples of Russia）建立了解放电台（后改名自由电台），聚焦对苏联广播；1951年，主要由在美反共人士和东亚流亡者组成的“自由亚洲委员会”（The Free Asia Commission）建立了自由亚洲电台，着重对中国及朝鲜、越南等国家实施广播宣传。1983年美国政府又支持操纵古巴流亡组织创建了专门对古巴广播的马蒂电台。
这些电台的活动经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其他部门，其安全、政策、人事、会计、技术等各个部门都有中情局安插的工作人员，电台的人事任命、经费预算、广播计划等都受到中情局的节制，主要进行“灰色”和“黑色”宣传，通过捏造或夸大事实、散布谣言、收买作者等，攻击相关国家的政府和制度，颂扬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甚至鼓动他们起来造反。自由欧洲电台在1951年11月制定的《政策指南》中明确指出，电台的目的是激励东欧国家人民“与正统治着他们的、受苏联支配的政府的不合作精神，解放铁幕背后被奴役的民族”，“要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技术、资源和军事力量的优势，通过不断重申西方要使我们的听众获得自由的保证，向他们反复灌输最终解放的希望”。自由电台在一份宣言中称，其目的是从事“反对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不可调和的斗争，直到其完全崩溃”。［6］它们每天用俄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匈牙利语等十几种语言进行广播，长期对苏联、东欧进行敌对宣传。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自由欧洲电台反复鼓动“匈牙利人民决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革命成果”。［7］该电台日夜不停、连篇累牍地宣传煽动，并许诺一旦起义，美国和西方将进行支援，导致事件愈演愈烈，由和平游行示威演变成暴动，并引发苏联出兵镇压。为了应对这些电台的广播，苏联集团在加强对外广播宣传的同时，还研发安装大功率干扰机，加大干扰力度；美国则加强无线电发射功率、增设转播台，上演了无线电广播领域里的“电波战”。
（二）为美国政府对外干涉出谋划策，加剧冷战对抗争夺
冷战期间，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传统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智库，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研究成果，出谋划策，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决策，加剧了冷战对抗争夺。如由美国空军资助建立、被称为“一家纯粹的冷战机构”［8］的兰德公司，在武器设计、卫星导航、耐热材料、发电系统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空军许多重要项目提供了基础资料。1963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研究成果中指出：东南亚具有经济、战略和人口三方面的意义，中国的工业化和输出革命对东南亚国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美国在东南亚的基本目标应是通过军事防御反对直接和间接侵略，没有了安全，其他的目标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9］这就为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干预提供了思想指引。正是依据多米诺骨牌理论，美国政府不断扩大越南战争和对东南亚的干预，使该地区成为冷战争夺的焦点之一。1982年，传统基金会支持资助的一个名为“高边疆”（High Frontier）的团队完成一份长达200页的“新国家战略”研究报告，提出了“高边疆”战略思想，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那些自由机构传给我们的一笔无价的遗产——空间技术的优势”，“在太空中部署防御系统”，以避免“恐怖平衡”学说的潜在威胁；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空间技术”，“消除苏联军事力量对美国及其盟友目前和日益增长的威胁”，［10］并进行了详细阐述。之后里根政府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星球大战计划。［11］这些研究成果均加剧了冷战对抗争夺。
（三）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
参与该活动的典型组织是“百万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反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和阻止美国政府外交上承认中国的顽固组织，全称为“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一百万人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 Against the Admission of Communist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由美国国会“中国帮”的核心成员、众议员周以德（Walter H.Judd）牵线创建，企图通过动员征集上百万人的签名请愿来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1953年10月22日，周以德请求会见了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总统“捍卫自由世界的自由和体面，坚决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210位领衔签名者都是社会各界名流精英，之后，“百万人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展开了广泛的签名征集活动。到1954年7月17日，该组织征集到了第100万个签名，［12］为美国政府的反华政策提供了所谓“民意”支持。
百万人委员会的活动不只是签名请愿，它还充当美国政府“监督者”（Watchdog）的角色，防止其改变对华政策。为此它大肆进行反华宣传，为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行动制造舆论。1955年8月1日，百万人委员会发布标题为《麻醉剂——共产党中国在国际毒品贩运中的角色》的广告，污蔑“大陆中国是世界范围内非法毒品交易不受控制的聚集地”。［13］该组织也试图对联合国施加压力和影响。如1960年9月18日，百万人委员会在《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上发布题为《我们持续不断和深思熟虑地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全版广告，作为美国人民给第十五届联大例会的“紧急备忘录”。
百万人委员会千方百计地阻止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和反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失败是必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其成员中不少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和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对美国行政和国会有很大影响力，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联合国对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煽动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情绪，在一段时间内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阻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四）抵制莫斯科奥运会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USOC）成立于1894年，是负责组织和协调美国奥运代表团的非政府机构。冷战时期，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也成为美苏冷战竞争的一个重要战场，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展示各自的实力、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优越性。1955年11月30日，美国政府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官员拉尔夫·R.布西克（Ralph R.Busick）在一份备忘录中即指出：美国政府一些官员担心，苏联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的胜利将会使世界舆论对美国的态度产生相反的心理影响。鉴于苏联对职业运动员长期的严格训练，及其利用体育竞赛进行意识形态争夺，苏联可能在这届奥运会战胜美国，从而向世界展示“共产主义国家年轻、充满活力、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民主国家或美国则是虚弱、堕落、放荡和行将消灭的”。［14］1964年，时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Kennedy）讲道：“一个国家在冷战中的声望，部分是在奥运会上赢得的，……在这个国际僵局的时代，各国利用体育记分牌作为明显的标尺，证明自己优于‘软弱和腐朽’的民主生活方式。因此，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要重新获得奥运优势——我们要再次向世界证明我们的内在力量和活力。”［15］美国政府认识到奥运会在冷战中的重要性，因此赋予美国奥委会更广泛的责任，不仅要确保美国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还要通过奥运会展示和宣传美国。为此，美国奥委会与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确保美国在全球体育赛事中的主导地位。
1980年，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决定抵制是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美国奥委会不顾国际奥委会的坚决反对和许多运动员的强烈不满，最终选择站在了政府一边，支持美国政府的决定，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此外，还有60多个国家参加了抵制。这一行动不仅削弱了苏联通过奥运会展示全球影响力的机会，还进一步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对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报复，苏联及其东欧盟国在1984年抵制了洛杉矶奥运会。为增进各国和平友谊的奥运会变成了冷战双方斗争的工具。
上述事例表明，冷战开启后，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基于其国家情怀、反共意识形态、某种利益考量等因素，主动投入，积极参与，配合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开展各种活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西方的冷战对抗争夺。
二、迫使美国政府结束越南战争
发生在冷战前期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也是冷战期间斗争双方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之一。从1961年肯尼迪政府派特种兵介入越南内战，到约翰逊政府不断增兵至50多万之众，再到1973年仓促撤离，长达12年的越南战争不仅给越南造成数百万人伤亡和巨大物质损失，也使美国付出了死亡5万多官兵、耗费数千亿美元军费、社会动荡、国际上声名狼藉等巨大代价。面对这样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美国人民逐渐觉醒，社会各界大量非政府组织参加到规模宏大的反战运动中，汇聚成强大的洪流，最终迫使尼克松政府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退出战争。以下是几个最具代表性的组织。
（一）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
反对越南战争运动首先从青年学生开始。1960年，密歇根大学百余名进步学生组建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起初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包括民权、贫困和核裁军。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该组织迅速将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反战运动上，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反战学生组织。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最初通过组织“教导会”（teach-ins）反对战争，即在校园里进行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和演讲，教育学生和公众了解战争的背景和影响。1965年3月24日，该组织在密歇根大学首次开展此活动，取得“惊人的成功”，参加者达3000多人。之后，该活动方式在各大学校园迅速蔓延，“两个月内就有100多所高校参加”，成为全国范围的反战宣传工具。1965年4月17日，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反战游行，约25000人参加，示威者高举“立即结束越南战争”“停止杀戮”“我不愿在越南作战”等标语，在白宫周围游行，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游行”。［16］1967年，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参与组织了反对五角大楼的抗议活动，约有10万人参加。这次抗议活动成为反战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还积极参与、组织反对征兵的活动，其成员通过公开焚烧征兵卡表达对政府的抗议。此外，它还与其他反战组织合作，开展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包括在大学校园发起的罢课和占领校园的行动。
争取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活动对反战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其努力，反战情绪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迅速传播，更多年轻人受其激励加入反战行列，这又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反战浪潮，并为其他反战组织提供了经验。该组织的抗议活动不仅引起了公众对战争的质疑和反对，还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其越南政策。
（二）妇女争取和平组织
妇女争取和平组织（Women Strike for Peace，WSP）成立于1961年，最初致力于反对核武器试验，但随着越南战争的爆发，逐渐将其重点转向反对战争。该组织的成员多为中产阶级女性，许多已为人母，对战争造成的伤害和对下一代的影响深感担忧。1965年2月，该组织在华盛顿发起了一场大型游说活动，要求国会就越南战争召开公开听证会。1500名妇女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莱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的办公室寄来了彩色购物袋，内装成千上万名妇女反战委托书。她们还同委员会其他成员进行会面，对他们进行游说。［17］在华盛顿州，妇女争取和平组织的成员雇用“游说代理人”追踪选区的国会议员，获讯后快速行动，向他们递交选民签字的反战声明。［18］她们在国会多次作证并向立法者施压，要求结束战争。1965年7月，该组织以极大的勇气，派出10名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北越政府妇女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共同发表了反对美国军队进入越南的声明。回国后她们还向国会提交了报告，质疑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原因，劝说美国政府尽早结束在越南的战争。同时，她们通过组织大规模游行等一系列活动反对战争。1967年2月，该组织约2500名成员来到首都华盛顿的军营和国防部举行抗议活动，她们高呼口号，脱下鞋子，敲打大门，并绑在门上，以示抗议。该组织也通过游说活动影响政治决策者。此外，该组织还参与了反对征兵的活动，公开支持年轻人拒绝参军。妇女争取和平组织特别强调女性的力量和道德权威，认为女性，尤其是母亲，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争取一个和平的世界。她们为反战运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强调家庭和子孙后代的未来，成功地扩大了反战运动的社会基础，促使更多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加入反战运动中来。在该组织和争取和平与自由国际妇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WILPF）美国分部等组织的鼓舞下，美国妇女反战组织不断涌现。1967年3月，好莱坞15个关系密切的妇女创建了“另一母亲为和平组织”（Another Mother for Peace）。为了用母爱情怀触动立法者，她们制作了1000张母亲节卡片寄给国会议员，上书：“作为今年母亲节的赠礼，我不要糖果鲜花。我要的是结束屠杀。我们孕育了生命，必须倾力保护它。请谈论和平吧。”［19］这款卡片迅速流行，到5月底就印制销售了20万张，该组织又将所得经费用于支持反战的候选人。
妇女争取和平组织通过自己的行动，以及与其他反战组织合作开展的持续不断的抗议和游说活动，对美国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实际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重新考虑其战争政策，并推动了和平谈判的进程。
（三）越战老兵反战组织
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VVAW）成立于1967年，由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创建。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反战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退伍军人的反战立场极大地增强了运动的道德力量和说服力。1970年9月初，该组织150多名老兵发起要求“美国迅速撤军行动”，他们从新泽西出发，经宾夕法尼亚，到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率领大陆军驻扎过、已成美国革命圣地的福吉谷（Valley Forge），在那里与另外1500名成员和活动人士集会。他们沿途模仿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展示在越南的违法行动。这种戏剧化活动又被称为“游击戏剧”，很快成为该组织活动的一个标志，［20］其中最著名的是1971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杜威峡谷行动III”（Operation Dewey Canyon III）。［21］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包括上千名退伍军人和一些遗属，有参加者坐着轮椅，拄着拐杖，他们首先来到阿灵顿公墓，举行了越南战场阵亡官兵悼念仪式。之后又游行到国会大厦前集会，在这里他们表演“游击戏剧”，寻找机会与国会议员交谈，并扔掉自己的军功章，以示拒绝战争。一队老兵还来到国防部，要求“因战争罪自首”。［22］这次活动持续了4天，媒体广泛报道，产生很大影响。该组织还开展了美军在越南犯罪事实的“冬季士兵调查”。1971年1-2月，在底特律举行的冬季士兵调查中，有125名退伍军人讲述了他们在越南目睹的可怕事件，包括对越南平民的无情虐待，对战俘施加酷刑，以及对老挝的袭击等。［23］该组织还派退伍军人参加调查战争犯罪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War Crimes）听证会，详细讲述了他们在越南目睹和参与的战争暴行。［24］这些公开的证词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道德性，进一步动摇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该组织也参与了其他抗议活动，包括阻止征兵和支持拒服兵役者等，表达对战争的强烈反对。
越战老兵反战组织的活动对反战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作为退伍军人，他们的反战立场具有极高的道德权威，他们的声音在公众和媒体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他们的活动不仅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性，还使更多美国人意识到战争的无意义和非正义性，最终帮助改变了公众对战争的态度。对于越南战争，起初大多数社会组织都给予支持，1967年，随着作为越战亲历者的老兵反战组织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美国反对越南战争的人数首次超过支持者，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政府结束战争的压力。［25］
除了青年学生、妇女和退伍军人这三个重要领域的代表性反战组织，劳工界、宗教界、文化界、科技界、少数族裔等各领域都有许多组织投入反战运动，新闻媒体则进行了广泛报道和深刻评论，形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战浪潮。美国政府深受其冲击，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智库甚至因此开始转变立场，如本来主战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就主张大幅调整现行政策。1968年3月31日，在与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导组成的越南问题高级顾问团会晤5天后，约翰逊总统便宣布战争降级，迈出了结束越战的“第一步”。［26］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大量非政府组织发动的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反战运动，美国政府是不会在1973年撤出越南的。这标志着美、苏、中三大国在印度支那的冷战博弈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美国由此开始战略收缩。
三、促进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冷战期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并非仅仅支持配合美国政府与苏联激烈对抗的政策，其中也有许多组织支持配合其缓和政策，试图缓和美苏关系。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发展，美国政府逐渐承担不起激烈对抗带来的副作用，不得不调整政策，开始寻求与苏联的对话与缓和，更多地通过开展双方的文化教育交流，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的观念、政权和制度。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配合，特别是科学教育机构与基金会密切合作，加入缓和美苏关系的行列。
（一）“达特茅斯会议”
1960年10月，美苏两国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前政府官员等人士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举行首次会议，开启了两国间的民间对话渠道，称为“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 Conference）。之后，达特茅斯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地点并非都在达特茅斯），参加者主要为美苏双方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学者、企业家、前政府官员、艺术家等，如首次会议美方参加人员包括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著名外交官、美国“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前参议员、《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人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等，苏方人员有苏共中央委员、赫鲁晓夫的密友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Aleksandr Korneichuk）等。1962年10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安多弗·菲利普斯学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美方参加人员有哈佛大学物理化学家、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保罗·道蒂（Paul Doty），曼哈顿大通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等，苏方人员有苏联科学院负责人、苏联军备谈判主要代表埃夫根尼·费多罗夫（Evgeni Fedorov），苏联军事学院军备战略控制专家尼古拉·塔连斯基（Nikolai Talensky）将军等。他们就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一系列问题，包括越南战争、美国卷入中美洲事务、苏联的阿富汗政策、中东的前途、军备控制、联合国和国际法等双方关注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达特茅斯会议”至1990年终止，持续了30年，共举行了17次对话会和40多次工作组会议，亿万富翁戴维·洛克菲勒作为会议的常客，还受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等苏联领导人的接见，讨论东西方贸易问题。［27］一些基金会也积极参与，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凯特林基金会为会议提供了活动经费。“达特茅斯会议”实际上成为多方参与的联系美苏两国关系的一个民间渠道，一种机制，会议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以及各自的关切和政策展开热烈讨论，坦率交换意见，并把这些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反馈给两国政府，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利于美苏关系的缓和。
（二）多领域合作促进美苏关系缓和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美双方都调整了对外政策，两国关系开始走向缓和，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跟进。1985年，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媒系、罗斯福美国政策研究中心（Roosevelt Center for American Policy Studies）与圣迭戈公共电视台合作，与苏联共同进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活动的电视报道。该节目以“记住战争”为题实时报道两国的参与者分享二战回忆和经历，重温作为盟军并肩作战共同消灭法西斯的辉煌战绩和友谊，拉近了经历长期冷战对抗的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距离。1986年，卡内基基金会和亚伦·戴蒙德基金会（Aaron Diamond Foundation）资助教育广播公司（Educational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EBC）制作有关美苏关系的系列电视节目。［28］1987年，卡内基基金会和奥尔顿·琼斯基金会资助美国科学家基金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Fund）与“为了和平反对核威胁苏联科学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Soviet Scientists for Peace and Against the Nuclear Threat）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研究协议，研究美苏军备控制协定对减少和控制核武器的作用等。该机构每年举行两周会议，轮流在美苏进行，约有10—15位两国科学家参加，会后将有关研究成果介绍给两国政府。1988年，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国际研究和交流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继续支持防止和解决危机的联合研究，该项目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苏联科学院联合进行，由国际研究和交流理事会管理，美苏两国的顶尖学者参加，主要研究防止、解决及管控危机的国际机制。由卡内基基金会和其他美国基金会资助的美苏两国学者共同对军备控制、防止核战争风险、危机管控、维持和平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不仅为两国政府决策提供了思路和建议，也进一步促进了双方关系的缓和。
作为当时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两个超级大国，美苏双方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其核武器数量都在两万枚以上，可以把地球毁灭多次，如果始终处于激烈对抗状态，等于在人类头上高悬着无数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就将导致核大战的发生和人类的毁灭。这种局面是正常人都不愿看到的。正如美国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所期待的：世界需要“化解超级大国间的相互毁灭性的仇恨；遏制核军备竞赛和核武器扩散；……建立起和平解决地区性冲突的更有效的机制；以及有可能建立起亟需的全球管理制度以保护我们脆弱的岌岌可危的全球环境”。［29］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精英们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始终致力于缓和两国关系。当政府有意缓解紧张局势时，他们更是主动担当，积极配合，采取多种行动，使缓和局面不断发展。
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是冷战时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到东西方冷战的格局和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综合考虑历史、现实、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各种因素，选择了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则以中国为敌，对中国实施了经济禁运、政治颠覆、军事封锁、外交孤立等全面的遏制政策。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直至70年代改变对华政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非政府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政策，制造舆论
1962年，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了“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国”研究。该项目共含有14个课题，包括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和联合国、中国和东南亚的安全、台湾和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共产党中国的军事政策和力量等，1965年项目完成后由麦克罗-希尔图书公司出版了11部著作。这些著作就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建议，如罗伯特·布卢姆在《美国和世界事务》中建议，打破那些用于孤立中国的障碍，取消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限制，鼓励文化交流和接触，交换记者，废除禁运，承认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等。［30］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美国成立最早、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之一，其研究成果自然会引起一些政府官员和社会的重视。
为了改善美中关系，1966年6月9日，约60位学术界、企业界、劳工界、宗教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创立了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该组织成立之初的活动一是向公众传播有关中美关系的信息，介绍中国的情况；二是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三是促进中美两国民间的直接对话和沟通，其经费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亨利·鲁斯基金会、凯特林基金会等机构的捐助支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一项重要活动是举行情况通报。这些活动通常邀请总统、白宫和国务院官员、国会议员等高官参加，由中国问题专家提供咨询和信息。同时也和一些大都市区的社区领袖、职业团体领袖、政府职员举办研讨会，让这些舆论领袖和中国问题专家对话，共同探讨对华政策。资深参议员威廉·富布莱特对此给予很高评价，给该组织写信说：“我相信你们委员会的工作将在增进公众对中国和我们对它的政策的理解上作出重大贡献。”众议员莫里斯·尤德尔（Morris Udall）称赞委员会成员“在把逻辑和判断引入这个国家有关对华关系的考虑上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31］特别是1969年3月20日在纽约召开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著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等人在讲话中呼吁美国政府中止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在中国重开美国领事机构，支持北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外交上承认中国。［32］这些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商学等各界许多人的心声。这次大会被电视等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产生很大影响。其时尼克松刚刚入主白宫，正在酝酿调整对华政策，获得福特、洛克菲勒等基金会大量资金支持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组织有关中美关系的政策研究和活动，无疑为尼克松政府顺应民意，调整对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基础和舆论准备。
（二）乒乓外交，打破坚冰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1年之前，中美官方除在第三国瑞士日内瓦或波兰华沙有断续而无效的大使级会谈外，极少有直接接触。对于两个互相仇视敌对20多年的大国来说，突然改善关系实现正常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能等待时机，循序渐进。
1971年3—4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3月30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雷厄姆·斯廷霍文（Graham B.Steenhoven）和中国代表团领队宋中在两次简短交谈中，说美国政府刚刚取消了禁止到中国旅行的决定，希望能有机会在中国参加比赛。4月4—5日又发生了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的一个美国球员误上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中国运动员、世界冠军庄则栋以礼相待、赠送礼品以及美国球员回赠礼物的戏剧性事件。［33］这些都显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善。
此时业已调整对外战略、准备改善与美国关系的中国最高层抓住时机，做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的决定，美国总统尼克松闻讯后也高兴地批准了美国乒乓球代表队的申请，实现了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邀请的第一个美国体育代表团，有关方面热情接待，周到安排，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交谈，让美国运动员亲眼看到和感受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对这次访问，国内外媒体进行了大幅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改变美国和西方媒体长期对中国妖魔化宣传所造成的偏见，为美国政府公开改善对华关系制造了舆论。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即秘密访问了中国，双方会谈后公布了尼克松总统来年访华的重磅消息。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破了中美关系长期封冻的坚冰，迎来了中美关系的冰雪消融。
（三）广泛交流，水到渠成
之后，中美两国迅速开始了频繁广泛的文化科技交流，可谓出现了“交流热”。1971年6—7月，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CCAS）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时长达一个月。代表团参观访问了广州、上海、苏州、南京、北京、大寨、太原、西安、延安等地，离别前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1972年4月，应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国乒乓球协会的邀请，作为回访，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8天的参观访问，其经费主要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筹措，或其他基金会捐赠。尼克松总统还在白宫玫瑰园会见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
1973年5—6月，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牵线搭桥，美国体操联合会（United States Gymnastics Federation，USGF）邀请中国体操代表队访问了美国。同年6月，美国游泳、跳水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1973—1978年，6年间美国对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f Scholarly of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SCPRC）安排了36个访问团访华，共430人次，中国向美国派出了43个代表团，共454人次。［34］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的20余年中，由于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公民前往中国，两国几乎处于隔绝状态，美国民众所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媒体的宣传和反华人士的言论，这些宣传和言论对中国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塑造虚构了一个贫穷、落后、愚昧、恐怖的中国。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之后，美国体育、艺术、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访华团络绎不绝，他们亲眼看到了与美国媒体长期宣传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坦率、礼貌、好客”“十分友善”“热情友好”。［35］这一时期数以千计的访华者几乎都是各界精英，他们返回后将所见所闻通过文章、著作、演讲等与大众分享，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也吸引更多美国人士组团访华。同时，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有关专业协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机构的协调沟通和资助下，许多中国代表团访美，也向更多美国民众展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文明礼貌。可以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这一系列努力重新塑造了美国的中国印象和对华舆论，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已成众望所归，美国政府最终于1979年完全恢复了和中国的外交关系。这也意味着，东西方冷战中至关重要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完成了新的调整，从而影响了此后冷战的发展进程。
五、反对与缓解核军备竞赛
核军备竞赛是冷战期间美苏争夺的重要内容，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开启、发展、愈演愈烈到逐渐缓解乃至结束与冷战的发展进程同步行进。自从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掷两枚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死伤和两座城市的摧毁，展现了核武器的巨大威力之后，美苏就展开了核军备竞赛，英法也加速研制核武器，使整个世界陷入核战争的阴影中。有鉴于此，以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FAS）、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SANE）、社会责任医生协会（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PSR）、《原子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等为代表的美国一些关心人类生存命运的精英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影响广泛的反对核武器、反对核军备竞赛的活动，这些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美苏限制核试验、核军备竞赛的谈判和条约的签订，促进了美苏关系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
（一）政策倡导和游说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成立于1945年，由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创建。这些科学家目睹了原子弹的威力，深知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决心通过教育、研究和政策倡导，推动负责任的核技术使用，防止核战争的发生，并促进全球裁军与和平。该组织通过与美国政府、国会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推动核武器控制和裁军政策。他们定期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关于核军备控制、国际安全和科学技术的专业建议，并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和需要进行国际合作来防止核扩散，帮助制定更加负责任的政策。
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成立于1957年，由一群关注和平与核裁军的科学家、知识分子、宗教领袖和社会活动家创建。其时美苏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该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公众教育和政治游说，减少核武器的威胁，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加理智的核政策和国际和平与裁军进程，减少全球核战争的威胁。该组织积极游说美国国会和政府高层，敦促他们采取更加审慎的核政策。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与“冻结运动”（the Freeze Campaign）、共同事业（Common Cause）、妇女投票者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等至少39个组织组成“星期一院外集团”（the Monday Lobby Group），共同发起了对国会的游说，要求控制军备和裁军。他们的活动得到了“1983年3月公民冻结核武器游说团”（March 1983 Citizens Lobby for a Nuclear Weapons Freeze）的配合，该组织有来自全美50个州的5000名“自愿游说者”（volunteer lobbyists）给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由于一系列游说及其他活动，美国国会中出现了很有影响力的反军事主义者集团，使众议院通过了冻结核武器决议。1982年12月，众议院投票停止拨款生产MX导弹，使二战后第一次有总统在主要武器生产中失去了投票权。1984年，苏联宣布暂停反卫星试验，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也通过了相应的禁令。同时，参议院通过了肯尼迪-马西亚斯法案（Kennedy-Mathias Bill），要求政府谈判签订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36］
社会责任医生协会成立于1961年，由一群关心核战争对人类健康威胁的医生创建。面对核军备竞赛和核战争的潜在威胁，该组织认为核战争不仅会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还会对全球环境和公共健康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因而加入了反对核武器和军备竞赛的行列，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通过举办讲座、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解释核战争的医学后果，呼吁采取措施防止核战争的发生。1980年2月，该组织在哈佛医学院举行了一场关于核战争的医学后果的研讨会，有超过1000人到场，许多媒体进行了报道。经过两天的讨论，60名医生给美苏领导人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发电报，警告他们“从核战争中恢复是不可能的”。随后，该组织派出一个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并会见了白宫和苏联大使馆官员，告诉他们，处理核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阻止它的发生。［37］
（二）公众教育和宣传
上述组织特别重视通过教育提高公众对核武器和核战争威胁的认识，为此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活动，包括举办讲座、研讨会和展览，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出版物等媒介，向公众讲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及其可能带来的全球性灾难，揭示核战争的道德和人道主义问题，鼓励公民参与核裁军和平运动。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开办了广播节目《考虑替代方案》（Consider the Alternatives），到1981年初，每周在大约500个电台播出，听众达数百万人。［38］这些活动推动了公众舆论的转变，增强了对政府核政策的监督。
《原子科学家通报》是1945年12月由美国物理学家海曼·戈德史密斯（Hyman Goldsmith）、生物物理学家尤金·拉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和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芝加哥创办的，中心任务是避免核战争。冷战期间该杂志发表了大量文章，强调世界面临的核武器威胁，呼吁进行核武器的控制，讨论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美国政府的核政策，报道美国及世界各国的相关信息与活动。该杂志的封面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动态“末日钟”（The Doomsday Clock）图案，该钟的0点代表世界末日，分针和时针则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预示如不采取正确行动，世界末日很快就会到来。如1947年冷战开启，分针指向差7分到0点；1949年，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分针指向差3分到0点；1953年美苏进行氢弹试验，分针指向差2分到0点，这是冷战时期最接近“世界末日”的时间；1963年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分针指向差12分到0点，是冷战时期距离“世界末日”最远的时间。有学者认为，“末日钟对核时代的安全和急迫程度的权威性估价得到了各方面人士的认可，它为增加世界各国人民为和平而奋斗的责任心做出了重要贡献”。［39］
（三）国际合作
冷战期间，美国的许多非政府组织重视与其他国家同类组织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施加影响。在反对核军备竞赛方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社会责任医生协会等组织或其成员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及和平组织一起，共同推动全球核裁军进程。一个典型事例是召开了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
1954年3月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成功试爆第一颗氢弹后，面对愈演愈烈的美苏核军备竞赛，许多科学家和有识之士更加忧心忡忡。1955年，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应英国哲学家罗素之邀，共同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敦促世界领导人“以新的方式思考”，放弃核武器，找到和平途径解决国家之间的所有争端。［40］他们呼吁召开世界科学家会议，讨论核武器带来的威胁和避免核战争的措施。1957年7月7—10日，在加拿大裔美国企业家塞勒斯·伊顿（Cyrus Eaton）资助下，第一次科学与世界事务国际会议在其家乡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小渔村帕格沃什（Pugwash）成功举行，来自美国、英国、苏联、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法国和波兰等10国的21位杰出科学家和1位律师出席了会议，其中有15位物理学家、2位化学家、4位生物学家，来自美国的科学家有7位，约占1/3。会议分为3个小组，分别就在和平与战争时期使用原子能所产生的危险、核武器的控制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大会审议。会议最后通过了《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声明》，公布了3个小组及会议的讨论结果，严正指出：“我们都相信，人类必须废除战争，否则将遭受巨大灾难；必须打破对立的权力集团和军备竞赛的困境；而持久和平的建立将标志着为整个人类开辟一个新的胜利时代。我们衷心地希望，我们的会议能对这些伟大目标的实现作出相应的贡献。”［41］
此后，帕格沃什会议成为一个包括美、苏等国科学家参加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每年在世界不同国家举行1—2次会议，重点讨论核武器的危险性、核军备竞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裁减军备、国际安全、战争与和平等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在冷战期间共举行过41次会议。［42］
帕格沃什会议的参加者主要为来自东西方阵营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不少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坚持超越集团利益与意识形态，保持独立性，以维护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全为宗旨，进行科学分析和理性探讨，每次会议后都会将所产出的科学、客观的研究报告和有说服力的建议转交给各国政府，因此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并对其决策产生影响。如1958年第2次帕格沃什会议组织者把参会论文寄给了15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教皇和联合国秘书长，赫鲁晓夫、铁托、尼赫鲁等人做了详尽答复，对帕格沃什会议的工作表示赞赏；教皇助手以及代表艾森豪威尔的美国国务院也分别给予答谢。1961年第7次帕格沃什会议开幕时，美苏两国首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发来了贺词。［43］会议的观点和建议对这些决策者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科学家后来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将在会议中形成的共识贯彻到执政理念中，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如肯尼迪在就职之前，派其副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和科学顾问、物理学家杰罗姆·维斯纳（Jerome Wiesner）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帕格沃什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直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了苏联与肯尼迪合作禁止核试验的意愿。据肯尼迪政府的一位官员说，维斯纳“是禁止核试验谈判的驱动力”。维斯纳曾多次参加帕格沃什会议，作为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可以使帕格沃什会议的观点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维斯纳后来在回忆时也说道：“我在帕格沃什会议上与苏联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科学顾问期间，这些接触对我努力实现禁止核试验非常重要。”［44］帕格沃什会议的主要筹备者、长期担任会议主席的波兰裔英国核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伯拉特（Joseph Rotblat）认为：“尽管帕格沃什运动规模小，公众了解不多，但在核军备控制和裁军领域发挥了比其他任何非政府组织更重要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了一个论坛，就停止或减缓核军备竞赛的具体措施进行辩论，……为在政府层面达成官方协议铺平道路。”［45］正是由于帕格沃什会议在反对核军备竞赛方面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了该组织及其主要领导人罗特伯拉特。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塞杰斯特德（Francis Sejersted）在颁奖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尽管帕格沃什运动主要在幕后工作，但是一直接近决策者。它一直为他们充当沟通的渠道，并且通过它的专长和洞察力，为他们的讨论提供前提。帕格沃什运动在导致诸如1963年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1972年限制战略武器第1阶段会谈和生物武器协定的军备控制协定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46］
（四）大规模抗议和示威
冷战期间，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策划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核试验和核军备竞赛。如1984年8月6日，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39周年纪念日，防御信息中心（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联合其他一些组织发起了一场国际运动，要求到1985年8月6日，即美国在日本投掷第一颗原子弹40周年之际，结束所有核爆炸，以实现禁止核试验的目标。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社会责任医生协会、国际妇女争取自由与和平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WILPF）、冻结运动、美国希伯来教会联盟（the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s）等组织参加了这场运动。［47］这些运动目标明确，人群广泛，情绪激烈，声势浩大，给美国政府形成巨大压力。
美国科学联合会（Nathional Science Foudation）、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等组织的科学家们也采取了不合作的抗议抵制方式。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后，许多科学家表示反对。1985年春天，联邦政府在伊利诺伊大学宣传该计划，称这是个“迷人而具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独特的参与的好机会”，企图吸引该校的学者参加，但遭到强烈抵制。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学家们起草了一个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的保证书，承诺“不申请或接受该计划资金”，批评该计划是“谬妄和危险的”，可能在反弹道导弹系统中发展过度攻击和全面竞争。该保证书获得了反对核战争校园联盟（United Campuses Against Nuclear War）和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的支持，最终有7000多名美国科学家签署，包括美国最好的20个物理系中57%的教员。针对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9%的人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只有4%的人认为它可能成功。［48］
冷战期间，许多美国非政府组织坚决反对美苏核军备竞赛。它们通过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政策倡导，成功地将核武器控制和裁军问题纳入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政策议程；通过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帮助提高了公众对核武器威胁的认识，推动了更广泛的裁军和和平运动，促使更多的公民、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机构参与到核裁军的事业中来；通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断的游说活动，促使政策制定者更加重视核战争的风险，通过立法和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禁止核试验，限制或削减战略武器，大大缓解了核军备竞赛。概言之，这些组织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促使美国政府走上与苏联进行限制核军备竞赛、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之路。美苏双方通过接触、谈判、讨价还价、妥协让步，逐步达成协议。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关系发生变化，走向缓和，并最终终结了冷战。
六、促进苏联和东欧的演变
1956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7号文件《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NSC5607），文件规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基本战略是，“促进苏联内部的演变，使其政权放弃掠夺性政策，谋求实现苏联人民的愿望而非国际共产主义的全球野心，并逐渐成为依靠民意而非专制警察权力的政权”；“促进欧洲卫星国的演变，使之摆脱苏联控制”。［49］这就确定了通过文化交流对苏联、东欧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之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苏联阵营逐渐展开了广泛的包括教育、科学、艺术、体育、图书、展览等各领域的文化交流，许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对促进苏联、东欧的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非政府组织促进苏联、东欧的演变，最主要通过3个渠道。
（一）教育交流
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即以1946年出台的《富布莱特法案》、1948年出台的《史密斯-蒙特法》等法律为依据，借助教育机构、学生组织、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开始实施庞大的教育交流计划，通过与世界各国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资助一些国家的“青年领袖”赴美考察学习、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教育援助”等方式，增进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了解，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对抗苏联集团的反美宣传。由于冷战初期双方的严重对立，美国与苏联、东欧的教育交流迟至1956年苏共二十大调整对外政策后才开启。1956年2月，美国首先组建了一个“旅行资助校际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Committee on Travel Grants，IUCTG），代表美国学术机构与苏联开展交换学者和学术交流活动。该组织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经费，资助赴苏旅行的学者进行不超过30天的参观访问。1956—1960年，来自美国75个学术单位15个学科的200多名学者参访了苏联。1958年美苏签订《关于在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开展交流的协定》后，双方的教育交流开始常规化，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按照约定，协议实施的头两年，双方每年各派20名研究生去对方高校学习，之后增加到每年各交换50名研究生。这样，“在其后的30多年里，尽管美苏关系跌宕起伏，有数千名苏联学生、学者和科学家来到美国，更多的美国人前往苏联”。［50］这是官方的交流项目，虽然经费由双方政府拨款，但在美国的实施需要大量非政府组织参与，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帮助联系学校、往返接待、安排参访等，私立高校负责安排学习，社区组织协助安排住宿，教会组织提供生活帮助、英语培训等。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开设了自己的交流项目，如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Students Association）设立东欧交流项目，1958年与苏联各派6名青年学生和记者互访；美国青年政治领袖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Yong Political Leaders，ACYPL）设立选举研究项目，1971年首次邀请苏联共青团代表团访美，考察美国政治制度的运作；之后该组织20名成员访问苏联，进行研究考察，并邀请11名苏联青年回访，考察美国选举。［51］
美国与苏联、东欧教育交流的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由于这些人都是知识精英，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特别是一些人后来步入政界，走上高层，或掌握了舆论阵地和话语权，对国家决策、社会舆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1958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N.Yakovlev）作为苏联首批派往美国交流学习的学生之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进修一年，深受美国政治文化影响。［52］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雅科夫列夫升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作为戈氏高参，他提出了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并四处作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同时安排自由派人士担任重要报刊的主编，制造全盘西化舆论，成为苏东剧变的重要推手。一位也曾获得美国交流奖学金赴美学习过的苏联高官奥雷格·卡卢金（Oleg Kalugin）曾指出：“交流项目就是针对苏联的特洛伊木马，在侵蚀苏联体系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53］
（二）图书项目
图书是知识、智慧和思想文化的载体，也是改变读者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工具。1961年美国中情局隐蔽行动处在一份秘密报告中就指出：“书籍不同于其他宣传媒体，首先因为仅仅一本书就可能根本改变读者的态度和行动，这是任何其他单一媒体相形见绌的，……将书籍作为最重要的（长期）战略宣传武器是非常重要的。”［54］正因为如此，冷战期间美国对亚非拉美及苏联、东欧等各国实施了庞大的图书项目，以此作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和对苏联、东欧推行演变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图书项目主要由中央情报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等机构实施。两电台的分工是自由欧洲电台负责给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5国寄送，自由电台负责给苏联寄送。寄送的对象最初为“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影响共产党政府政策的政治和知识精英”，60年代初开始扩大到大学教授、大学生、职员、作家、艺术家、医生、经济学家、记者等。寄送的书籍包括西方作者撰写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等作品，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等，以及苏联、东欧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如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的《日戈瓦医生》（Doctor Zhivago）等。该项目从1956年7月开始实施，到1991年底结束，给苏联、东欧共约隐蔽地寄送了1000万册图书。曾参加该计划的美国官员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称之为“争夺心灵的秘密马歇尔计划”。［55］这些图书对获得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进而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产生根本性影响。曾长期在美国政府部门和基金会就职的耶尔·里奇蒙（Yale Richmond）认为，“图书在促使苏联西方化和赢得许多苏联人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6］曾担任图书项目信息分析员和匈牙利计划顾问的阿尔弗雷德·赖思齐（Alfred A.Reisch）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实施图书项目档案进行全面研究后撰写出版《冷战中的热书》一书，他断言：“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美国-西欧大规模隐蔽图书寄送计划……对过去40年在苏联统治下的东欧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青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甚至认为，“在这场特别的心理文化战争中，随着铁幕的降落和冷战的结束，西方最终获胜，其中图书发挥了独特的决定性作用”。［57］这一评价虽然过头了，但图书发挥了重要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
（三）广播宣传
冷战初期，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对苏联东欧的煽动性宣传曾加剧了东西方的对抗争夺，但1956年匈牙利事件遭到苏军镇压后，中情局对自由欧洲电台进行了整顿，改变了其赤裸裸反苏反共的宣传风格和内容，开始更多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宗教信仰，讲述西方民众的富裕生活、先进的工农业和科技成就、发达的交通和教育，播放青年人喜欢的爵士乐、摇滚乐和体育节目等。这就避免了其公开负面宣传所产生的逆反心理，逐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听众。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约有1/3的都市成人、东欧约有1/2的成人收听西方广播。［58］长期收听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西方广播，使听众对西方的认知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他们开始羡慕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文化，对本国政府和制度的不满与日俱增。到80年代波兰成立苏联和东欧第一个非政府的团结工会后，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又迅速地把该组织的诉求、活动、政府的打压、西方的支持以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等信息传递给听众，使一些民众逐渐趋向于变革。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最终导致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59］东德高级特工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在其回忆录里承认，冷战期间所有用于影响东欧人民的各种手段中，自由欧洲电台是最为有效的。［60］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长期宣传，既“润物细无声”，逐渐演变了苏东大量听众对冷战双方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的认知，又即时传递了波兰、苏联等国变革的信息，使苏联、东欧局势剧变，最终导致了苏联集团的崩溃与冷战的结束。
冷战末期苏联、东欧的政治大地震表面上是“剧变”，其实是数十年“演变”的结果。“剧变”是表象，“演变”是内核；“演变”是量变，“剧变”是质变。由于苏联、东欧体制中的弊端和政府决策的错误，社会中存在不满；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则通过长期的宣传煽动、交流渗透，使这些不满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像岩浆一样不断汇聚，最终突然爆发。可以说，在所有的宣传煽动、交流渗透中，最重要的是无线电广播、图书计划和教育交流，而其实施者主要是非政府组织。因此，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促使苏东演变和剧变并进而结束冷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本文从以上六个方面阐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冷战发展进程的影响。当然，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冷战发展进程的影响不止这些，但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美国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东西方冷战对抗争夺中不是袖手旁观者和被动呼应者，而是主动参与者和积极行动者。大体而言，它们在冷战的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作用。在冷战初起逐渐高涨阶段，一些组织推波助澜，或积极动员本国民众，或为政府出谋划策，或直接挑战对手，加剧了冷战的对抗争夺；在冷战的中后期，许多组织看到持续冷战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努力推动和促进美苏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束越南战争、缓解核军备竞赛，并试图通过演变对立国民心、制度赢得冷战。在所有这些方面，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政府难以替代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冷战的结束。
美国非政府组织对冷战发展进程的影响首先揭示了东西方冷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东西方冷战席卷全球，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各国及其民众。就美国而言，它波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几乎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对政府的冷战政策做出反应，或支持，或反对，难以完全置身事外。冷战成为一场“真正的全面性战争”。［61］其次，彰显了非政府组织在政府决策、社会动员、内外政策的实施、国际局势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凸显了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的重要性。再次，表明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冷战期间，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社会组织都非常重视国际合作。三大基金会的宗旨之一是要“促进人类进步”，着力与目标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帕格沃什会议、达特茅斯会议本身就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国际组织，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那些劳工界、宗教界、科技界以及学生和妇女组织也在活动中竭力加强与国际或各国同类组织的合作，以使其行动效果最大化。最后，也展现了美国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复杂性。美国非政府组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就其在冷战中所持立场及与政府关系而言，大部分组织总体上支持政府政策，但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不少组织反对政府的越战和核军备竞赛等冷战政策，在这些问题上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也有一些组织暗中接受政府扶持资助，按照政府的旨意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沦为政府的工具。美国非政府组织在影响冷战发展进程的同时，自身发展也受到冷战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另文阐述。
注释：
［1］美国著名的《时代》《财富》等期刊老板、亨利·鲁斯基金会创建者亨利·鲁斯（Henry Luce）即认为冷战是一场“圣战”，时代公司应致力于实现在全世界战胜共产主义这一“决定性的目标和意图”。参见Frances Stonor Saunders，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New York：The New Press，2013，pp.236-237.
［2］国内外学界已有大量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个案研究或类型研究成果，其中涉及其冷战时期的活动。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萨顿（Francis X.Sutton）《美国基金会与美国公共外交》（American Foundations and US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Ford Foundation，1968）一书，对一些基金会通过公共外交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冷战政策，进而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深入研究。爱德华·伯曼（Edward H.Berman）的专著《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慈善的意识形态》（The Influence of Carnegie，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Ideology of Philanthropy，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3），论述了这三大基金会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尤其是1945年后在支持美国对外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马克·索洛维耶夫（Mark Solovey）《摇摆不定的基金会：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资助-社会科学纽带》（Shaky Foundations：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 in Cold War America，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3）一书，考察了冷战时期一些基金会赞助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历史。罗伯特·斯哥兹基（Robert D.Schulzinger）的专著《外交事务的智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史》（The Wise Men of Foreign Affairs：The History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详细考察了该组织的历史，其中有较大篇幅涉及冷战时期。罗伯特·切尼（Robert W.Cherny）、威廉·伊塞尔（William Issel）和凯兰·沃尔什·泰勒（Kieran Walsh Taylor）合编的《美国劳工与冷战：草根政治与战后政治文化》（American Labor and the Cold War：Grassroots Politics and Postwar Political Culture，Piscatawa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4）包括13篇论文，以不同个案探讨了冷战对美国工人和工会的影响。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 Iriye）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Global Community：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Berkeley and Los Angelo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海伦·拉维尔（Helen Laville）和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主编的论文集《美国政府、公民团体与冷战》（The US Government，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The State-Private Networ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考察了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和私人组织网络的构建、活动及影响。马修·伊万吉里斯塔（Matthew Evangelista）的《跨国组织与冷战》（“Trans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Cold War，” in 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I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论述了跨国组织在冷战中的作用。我国学者资中筠的《财富的归宿：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考察了美国20多家基金会的发展历程、运作、与政府及中国的关系等，其中涉及冷战时期；张杨的《冷战共识——论美国政府与基金会对亚洲的教育援助项目（1953—1961）》（《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探讨了冷战前期美国政府与基金会相互合作对亚洲的教育援助；许海云、曾晨宇的论文《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特点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则就冷战时期美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特点进行了探讨；等等。但鲜见全面研究美国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的论著。
［3］莱斯特·M.萨拉蒙等：《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贾西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4］David Lewi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Definition and History，” in Helmut K.Anheier，Stefan Toepler，and Regina List，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ivil Society，New York：Springer Science+BusinessMedia，LLC.， 2010，p.1058.
［5］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编著：《外国非政府组织概况》，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6］Arch Puddington，Broadcasting Freedom：The Cold War Triumph of Radio Free Europe and Radio Liberty，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00，pp.43-44，162-163.
［7］Scott Lucas，Freedom’s War：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p.256.
［8］David Hounshell，“The Cold War，RAND，and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1946-1962，”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vol.27，no.2 （1997），p.240.
［9］Russell H.Fifield，Southeast Asia in United States Policy，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3，p.407.
［10］High Frontier，a New National Strategy，A Project of the Heritage Foundation，Washington，D.C.：High Frontier，1982，p.1.
［11］1987年，里根总统应邀在传统基金会午餐会发表讲话时，盛赞该机构的“影响力与重要性不仅在华盛顿广为人知，更获得全球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可”。参见Ronald Reagan，“Remarks at a Luncheon Hosted by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November 30，1987，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remarks-luncheon-hosted-heritage-foundation.
［12］Stanley D.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p.62-63，81.
［13］Bachrack，The Committee of One Million，p.122.
［14］Memorandum for the Cultural Presentation Committee，November 30，1955，No.CK2349140910，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Gale Group，Inc.
［15］Toby C.Rider，Cold War Games：Propaganda，the Olympics，and U.S.Foreign Polic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16，p.168.
［16］Kirkpatrick Sale，SDS，Vancouver：Vintage Books，1973，pp.121-122.
［17］Amy Swerdlow，Women Strike for Peace：Traditional Motherhood and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1960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p.130.
［18］Tom Wells，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67.
［19］Harriet Hyman Alonso，Peace as a Women’s Issue：A History of the U.S.Movement for World Peace and Women’s Rights，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3，pp.214-218.
［20］John Prados，“The Veterans Antiwar Movement in Fact and Memory，” in Marilyn Young and Robert Buzzanco，eds.， A Companion to the Vietnam War，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2，p.407.
［21］此前美军两次入侵老挝的代号分别为“杜威峡谷行动I”和“杜威峡谷行动II”，该组织将此次行动命名为“杜威峡谷行动III”，有嘲讽和要求尽快结束越战之意。参见Wells，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p.480.
［22］Wells，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pp.492-496.
［23］Prados，“The Veterans Antiwar Movement in Fact and Memory，” in Young and Buzzanco，eds.， A Companion to the Vietnam War，p.407.
［24］Wells，The War within America’s Battle over Vietnam，p.404.
［25］有一些右翼组织自始至终支持美国的越南战争。如迟至1969年11月，美国最大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全国主席帕特里克（J.Milton Patrick）还认为完全撤军相当于投降，会使越南陷入屠杀，使东南亚、太平洋、拉美和非洲陷入战争。参见J.Milton Patrick，“Let’s End the Silence，” 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vol.88，no.1 （January，1970），p.3.这些组织的活动助推了70年代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和80年代冷战新高潮。
［26］Townsend Hoopes，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An Inside Account of How the Johnson Policy of Escalation in Vietnam Was Reversed，New York：David McKay，1969，p.221.
［27］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06.
［28］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Reports of Officer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30，1985，p.58；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Reports of Officer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September 30，1986，p.61.转引自何慧：《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东西方冷战研究·基金会卷》，待出版。
［29］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简新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3页。
［30］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39、244页。
［31］以上引文参见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Six Month Program Summary，May-October，1967，” Ford Foundation Archives，PA67-183，p.4.转引自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第249页。
［32］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第251页。
［33］Hongshan Li，Fighting on the Cultural Front：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4，p.299.
［34］弥松龄、俞卓立：《中国科学院近十年来的国际科学交流》，《中国科学院院刊》1986年第1期。
［35］Ethan Signer and Arthur W.Galston，“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 Science，vol.175，no.4017 （January 1972），p.15；何慧：《当代中美民间交流史（1969—2008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133-134页。
［36］Lawrence S.Wittner，Toward Nuclear Aboliti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1971 to the Presen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95.
［37］Wittner，Toward Nuclear Abolition，p.73.
［38］Wittner，Toward Nuclear Abolition， p.185.
［39］王德禄：《科学家反核战争和平运动的喉舌——〈原子科学家通报〉评介》，《科学学研究》1989年第1期。2020年1月23日，该杂志将末日钟分针调至距0点100秒的位置；2023年1月，由于俄乌战争的激化，末日钟又向前调整了10秒，也即距“世界末日”仅剩90秒，是其历史上最接近0点的一次。
［40］“About Pugwash，” https：∥pugwash.org/about-pugwash.
［41］Joseph Rotblat，Scientists in the Quest for Peace：A History of the Pugwash Conferen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2，pp.4，143.
［42］我国物理学家周培源参加了第一次帕格沃什会议，之后多次出席。1961年9月第7次帕格沃什会议在美国斯托（Stowe）召开，中国科学家没有参加，从此中断了与帕格沃什会议的联系，直到1985年才恢复。1991年帕格沃什会议第41届年会以“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为主题在北京召开。参见游战洪、刘钝：《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3］Joseph Rotblat，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History of the Pugwash Conferences，London：Dawsons of Pall Mall，1962，pp.14，18，26.转引自游战洪、刘钝：《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4］Paul Rubinson，Redefining Science：Scientists，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and Nuclear Weapons in Cold War America，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16，p.106.
［45］Joseph Rotblat，ed.， Scientists，the Arms Race and Disarmament：A Unesco/Pugwash Symposium，London：Taylor & Francis Ltd.， 1982，pp.138-139.
［46］游战洪、刘钝：《论帕格沃什运动的历史经验及其意义》，《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7］Wittner，Toward Nuclear Abolition，p.192.
［48］Wittner，Toward Nuclear Abolition，p.342.
［49］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55-1957，Vol.XXIV，Washington D.C.：USGPO，1989，p.243.
［50］Yale Richmond，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University Park：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pp.23，22.
［51］张杨：《文化冷战：美国的青年领袖项目（1947—198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27-228页。
［52］据其本人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200多本在苏联看不到的书，这对他是最有用的；在哥大的一年比后来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的10年更有意义。参见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p.29.
［53］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p.32.
［54］Alfred A.Reisch，Hot Book in the Cold War：The CIA-Funded Secret Western Book Distribution Program behind the Iron Curtain，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13，p.xiii.
［55］Reisch，Hot Book in the Cold War，pp.xiii，x-xi.
［56］Richmond， Cultural Exchange and the Cold War，p.136.
［57］Reisch，Hot Book in the Cold War，pp.523，525.
［58］A.Ross Johnson and R.Eugene Parta，eds.， Cold War Broadcasting：Impact o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A Collection of Studies and Documents， Budapest and New Yor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2010，p.345.
［59］Michael Nelson，War of the Black Heavens：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7，p.xiii.
［60］Johnson and Parta，eds.， Cold War Broadcasting，p.346.
［61］Department of State，“U.S.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FRUS，1950，Vol.I，p.292；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萧啸、昌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