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突出了全球化时代的风险，也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国大选引发的政治危机揭示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脆弱性，也敦促大家反思特朗普现象的根源以及民粹主义兴起的心理因素。美国新任总统拜登表达了重建自由国际秩序的明确意愿，但在新的局面下重建的努力将遇到国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美国外交政策有可能转向战略收缩。欧盟在疫情冲击下再次发生危机，但欧洲领导人选择加强合作，形成新的复苏方案与财政计划，避免了欧盟经济的崩溃。法国政府为抵制宗教极端主义动议一项新的法案，在抗议与争议中，马克龙总统坚定维护共和国的政教分离原则，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序言：漫长的告别

　　 几个月前，全世界无数人迫切期待的时刻来临了：我们终于告别了2020，这活久未见之年。在一张日历翻过的瞬间，如愿以偿。

　　 然而，这场漫长的告别，带着绵延不绝的尾声，在新的一年持续回响。一个时代蓄势已久的力量在2020年集中爆发，但不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正如它并非突如其来。

　　 于是，等到春天再来回望过去一年或许更加适宜。这份迟来的重访躲过了惊魂未定的慌张，也会在眼前的景色中察觉客岁的余晖。时间是一种距离，带来些省思的从容，虽然“密涅瓦的猫头鹰”不知还要多久才能等到它起飞的黄昏。

　　 《时代》周刊在2020年12月5日的封面上将2020年判定为“最坏的一年”，这是许多人心情的写照。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第一个月，全球确诊病例数只有不到1万，这一数据在半年之内上升到1000万，一年之后突破1亿，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222万(到2021年3月已经达到270万)。此外，澳大利亚发生了罕见的森林大火，法国经历了“黑色十月”的创痛，英国释然或惋惜地正式脱离欧盟，美国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以及惊心动魄的总统大选。而一年多前签订的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如今似乎已经时隔久远而意义不明……

　　 多么动荡而漫长的一年！那些惊慌失措中的猜测与流言，那些坚韧与勇敢的事迹，那些悼别逝者的时刻，都汇入了记忆的河流。但这一切经历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有悲观论者说，这“最坏的一年”或许会是未来“最好的一年”。有更多人强调其重要的转折意义。《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在2020年3月的文章中提出新的历史分期，他认为世界将被疫情划分为B、C与A、C两个阶段——“前新冠”世界与“后新冠”世界。政治哲学家格雷4月发表文章，判定“这场危机是历史的转折点”，并预告“全球化的顶峰时期过去了”。当下的任务是让头脑清醒，“思考如何在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中生活”。

　　 这些断言或许正确，却过于笼统了。也许，记忆之河还需要更久的沉淀，才能凝结为更具启发性的经验和教训。但是，我们的记忆并不是从2020年才开始的，过去几年的历史不是早已显示危机的先兆吗？

　　 盖茨在2015年的一次TED演讲中就曾预言，未来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疫情大流行。至于美国的政治危机，从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之后，就有难以计数的研究和评论发出过警告。而中美竞争的升级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冲击，也是过去二十年国际政治领域持久关切的核心议题。同样，关于全球气候变暖与各种“自然灾害”之间的相关性，一直有大量的研究与公共讨论。

　　 震惊之感往往与健忘或漠视相伴。令人惊讶的2020年并非无踪可循，它只是加速了经年累积的危机，让困境与挑战以更加锐利的戏剧性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探究其深层的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至少有两种长时段的原因，塑造了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高风险特征。

　　 在微观层面上，存在一个长程的趋势，可以称之为“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传统的生活大多在一个有限而熟悉的空间中展开，具有鲜明的本地性。人们熟悉自己的环境和影响生活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变量”不太多、不太远，也不太复杂。生活的本地性具有相对自足的特征，人们也能够大体把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巨大的流动性(包括人口、物资、信息、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对生活的本地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底特律汽车工程师的职业前途，可能取决于通用汽车海外公司的规模与效益，还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而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工人要评估自己的就业前景，可能需要了解科学家对碳排放问题的研究进展，政治家们达成的共识，签订的国际气候问题协议及其对国内政策的影响。

　　 影响生活的变量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遥远和复杂。投资、技术、设备、生产、经营和消费等要素原本局限于本地、附近或本国内部，如今却来自世界的四面八方。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的过程和机制，不仅复杂到超出普通人的认识能力，而且往往不会由本地甚至本国政府能够单独决定，因此也难以单独问责。

　　 当然，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现象。早在现代化浪潮的兴起之时，生活的本地性就开始受到侵蚀。但在最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流动性的深度、广度和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状态，也对本地性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冲击。这种趋势对人类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带来了挑战。由于人口流动的大规模和高速度，防止疫情的跨地域传播变得格外困难。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防控疫情的有效性，不仅关涉本地居民，也影响到更广大的人群。

　　 生活的本地性被瓦解了，这给许多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风险，让生活失去了掌控感，处在莫名的威胁之中。因为影响你生活的变量是遥远、陌生而难以理解的，它们是未经你同意和授权的强大力量，却以不容分说的蛮横方式操纵你的愿望，支配你的命运，甚至剥夺你的权益，深刻地改变了你原有的生活方式。

　　 同时，生活本地性的瓦解也威胁着基层政治的自治传统。托克维尔赞赏美国民主中的“乡镇自治”模式，这种自治依赖于社区成员之间对公共事务的商谈沟通。当一个社区难以理解也无法掌控过多的复杂变量，有意义和有效的商谈就变得格外困难。世界的许多地区正在见证生活本地性的瓦解，这种状况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挫败、委屈、沮丧，甚至怨恨和愤怒。

　　 而在宏观的层面，全球化造成了国家政治与治理的困境。早在多年之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德里克就提出著名的政治经济学“三元悖论”：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这三者不可兼得，只有“三者必择其二”的可能。2020年6月，两位美国学者在《开放经济评论》发表了一份实证研究论文，他们用1975 年到2016年139个国家的数据检验了罗德里克的假设，肯定了三元悖论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还显示，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化国家往往经历更多的政治不稳定。

　　 就结构性约束而言，欧盟治理的困境、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外交政策面对不断增长的国内压力等现象，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三元悖论的征兆。这也意味着美国恢复原有国际秩序的企图将会遭遇持久的阻力。

　　 无论是生活本地性的瓦解对于个人生活的冲击，还是三元悖论的结构对政治事务与公共政策的挑战，都会激发出反弹的力量，体现为近十多年来的“逆全球化”趋势。罗德里克本人并不全面反对全球化，他主张寻求一种更为平衡的选择，保持适度(而非“超级”)的经济全球化，同时维护国家主权和大众民主政治。

　　 然而，不断超越地区性的全球化趋势仍然十分强劲，因为资本与技术的逻辑具有突出的“超地方性”倾向，两者都遵循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普遍主义：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收益更高的地方，技术也总在寻找生产性更高的地方。但是，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普遍主义逻辑往往与社会生活形成紧张。人的生活依赖于相对稳定的居住地、传统、语言和风俗等，总是具有无法彻底抹去的地方性。如果不受约束的资本和技术无情地摧毁生活共同体的根基，很可能会引发剧烈的冲突，导致失序的危机。

　　 2020年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突显了长期以来的全球化困境，也揭示了人类在分享着共同的命运，至少在重大危机的时刻。这是无法在挥手之间轻易告别的时代挑战。它敦促人们重新思考共同体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活总是共同的生活，每个人都从属于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共同体，有些切身可感，有些更具有虚拟或想象性；而各种共同体之间又彼此依赖、相互影响和塑造。我们需要探索和建设一种更有生机活力，也更具适应性的共同体，维护其边界和自治，同时保持对外部的开放与合作。这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只能在开启新的思考与对话中才会结束。

　　 如期而至的政治危机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一场硝烟四起的“选战”，直到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的那一刻，才尘埃落定。

　　 拜登就职的两周之前，特朗普的一些支持者攻占国会大厦，中断了国会两院确认选举结果的议程，最终导致五人死亡。这场暴乱震撼了全球各地的政要与观察家。许多人惊呼，2021年1月6日是“美国历史上耻辱的一天”，是美国的“水晶之夜”，“自由世界的灯塔熄灭了”……的确，如果在实况转播中观看特朗普的煽动性演讲，目睹国会山暴乱的场景，感受的震撼会让人不禁惊叹“狼来了，这一次狼真的要来了”。

　　 然而，这一切难道不是意料之中的吗? 在根本上，这场危机并没有超出各种“剧本”的意料，无数“狼要来了”的警告早就不绝于耳。

　　 自从2017年初开始，《华盛顿邮报》决定每天提醒读者“民主死于黑暗”，将这句话作为铭文印在报头之下。2019年(笔者曾在当年述评中介绍过)就有学者预言，美国社会的对立正在演变为“政体分裂”，选举争议会导致“暴动”并引发宪政危机。2020年10 月1日Politico杂志发表戴蒙德等五名政治学家的联署文章，警告大选导致暴力冲突的危险正在急剧上升，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成立跨党派的专门委员会应对可能的暴力事件。而2020年11月2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对选举引发暴力的问题表示关切。甚至有评论认为，当前的美国处于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分裂时期，“第二次内战”并非不可想象。

　　 但是，内战最终没有爆发。2021年1月6日，特朗普在拖延了几个小时之后，发出了“和平回家”的呼吁，而不是“决一死战”的号召，也没有动用军队介入“选举结果的全面核查”。预想中更为惊恐的情节没有发生，政治对抗止于“选战”，濒临崩溃的危机幸运地躲过了崩溃的劫数。

　　 狼来过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但在嘶吼之后又迅速离去。国会山的暴乱更像一次象征性的休克疗法，让人们从“政治失忆症”中惊醒，重温历史教科书写就的常识：民主，尤其是美国民主，从来不是坚如磐石的大厦。

　　 很快，重温历史的治疗努力开始了。2021年1月8日，著名美国史学者方纳在《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次国会山暴乱并不是第一次以法外方式推翻民主选举结果的企图。美国在“重建时期”以及随后的几年中，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件，有些远比1月6日的暴乱更加暴力。他列举了1873年和1898年武装白人推翻民选的黑人或跨种族的地方政府或官员的事件。他提醒美国人，“让我们不要假设，在国会山暴乱之前美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这是一个幻觉。

2021年1月29日，马萨诸塞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茨在“对话”网站发表文章，题为《那些哀悼美国民主脆弱性的人们弄错了什么？》。文章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军队来维持秩序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四次，而针对总统和政要的暗杀事件也发生过多次。作者试图在历史的视野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