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美国国务院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战后各卷陆续出版。大约从80年代中期起，中国学者着手开展实证意义上的冷战史研究。关于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则发端于90年代初，代表性学者为牛军、沈志华、崔丕等，他们讨论的议题集中于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兼及战后初期美国对朝鲜政策演变。
至21世纪初，《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出版到约翰逊政府和尼克松政府时期，加之日益频繁的对外学术交流明显推动了美国未刊档案的搜集与利用，因此一批中青年学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将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选定为研究方向，使之成为中国冷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择其要者，近二十余年中国学者有关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集中于如下几个方向（按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降序排列）：美韩同盟关系；美国的朝鲜半岛危机管理；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其一，美韩同盟关系研究。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且跨越冷战存续至今。陈波集中讨论了李承晚时期的美韩同盟关系。他认为，这一时期“价值”与“负担”不断出现在美国对韩国政策考量当中，成为华盛顿决策不得不面对的两种尺度。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美国决策者在这两重标准之间无所适从，游移不决。总的来看，在整个李承晚统治时期，对外遏制而非对内规制主导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思维。梁志则重点阐述了美韩同盟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属性。在他看来，对美国而言，该同盟兼具外部遏制与内部约束两种功能(“双向压制”)。就韩国来说，李承晚则凭借一纸盟约将美国牢牢拴在朝鲜半岛。美韩同盟的形成过程表明，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受邀请的”帝国，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一个“被挟制的”帝国。与此同时，他还借鉴格伦·斯奈德“同盟困境理论”中“抛弃”与“牵连”两个核心概念，对美韩同盟信任危机进行了系列个案研究。此项研究揭示出了所谓美韩“血盟”关系的另一重面相。换言之，美韩同盟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
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扶持、军事塑造与政治干预是学者们集中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议题。董向荣考察了战后美国对韩国经济和军事援助政策产生的多重影响，包括勉强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变相巩固李承晚独裁统治与为朴正熙军事政变埋下伏笔等。梁志从美国对韩国政策与东亚乃至全球战略互动的角度对同一问题展开探讨。他认为受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期内，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由“军事援助优先”向“经济援助优先”的转变并未实现。反过来，美国对韩国经济与军事援助政策为日本选择“渐增军备”路线提供了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李承晚统治时期美国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协定构想的夭折，阻碍了日韩关系实现正常化，并为美国大幅削减海外支出“实验”提供了一个失败的“样本”。梁志还分析了1945—1961年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以此为个案，他得出如下结论：在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外交目标方面，按优先性降序排列，依次为推动反共、维持稳定与促进民主。就美国对第三世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实践而言，支持独裁政权时常要面临该政权在国内难以长期维持“合法性”的问题，支持民主政权有时则要面对超前政治民主化带来的容易“滋生共产主义”的动荡不安。这是美国试图干涉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进程时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与悖论。
美国对韩国核导政策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关注。陈波重点阐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韩国的核部署问题。他以此为案例，从“威慑”与“禁忌”两重性的视角展现了美国海外核部署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华盛顿一方面希望通过核部署实现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此应付决策高层的内部分歧、西方盟友的反对以及某些“小伙伴”的自利行为。最终，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固化了朝鲜半岛冷战格局。邓峰也将该问题作为讨论对象。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决定在韩国部署核武器，主要是为了化解财政赤字和援助韩国二者之间的矛盾，进而以核威慑来维持朝鲜半岛停战状态。这一政策行为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激发了朝鲜开发核武器的意愿。梁志还将目光投向了20世纪70年代韩国导弹开发与美国的应对。在他看来，美国之所以未能成功阻止韩国导弹开发，根本原因在于韩国相对美国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导弹技术的全球性扩散和美国对商业利益的考量以及美国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遏制韩国导弹开发不力作为原因之一，使得80年代美国转而在全球范围内构建防导弹扩散机制。
其二，美国的朝鲜半岛危机管理研究。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危机不断，学者们针对美国危机管理决策展开集中探讨。关于美国“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梁志从误判、克制与冷战政治压制人道主义三个层面予以全景式分析，并阐述了此次危机对后来美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及其实践的深远影响。关于美国EC-121危机决策，邓峰认为，由于深陷越战难以抽身和政府内部存在巨大分歧等原因，尼克松政府并未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华盛顿对此次危机的克制反应给美韩关系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也因此避免了在亚洲陷入另一场局部战争的风险。梁志则指出，此次危机前后的美韩同盟关系看似密切协调，实则相互猜忌。之所以EC-121危机会导致两国之间彼此互不信任，主要原因在于双方认识和处理朝鲜半岛问题的方式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引申开来，该案例表明冷战时期共同的敌人完全可能使实力相差悬殊的两个国家或地区走到一起，但却未必能够让二者形成共同的战略意识和判断。关于美国“板门店事件”决策，邓峰的研究表明，危机爆发后美国对朝鲜的意图作出了误判，认定这是平壤的蓄意挑衅。事实上，这只是美朝两国长期对抗过程中的一次偶发事件。从影响美国国际危机管理的因素来看，亚太地区局势、美国总统大选与朝鲜和平意向共同塑造着福特政府对此次危机的反应，使之难以对朝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关于第一次朝核危机决策，梁志、李丽断言，布什政府后半期美国对朝鲜政策呈现出目标与手段加码的态势，主要表现为两个平行推进：在目标方面，同时强调阻止朝鲜核武器开发与导弹出口的重要性；在手段方面，并行推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核查与韩朝双边核核查。该态势作为部分原因，使得朝鲜1993年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
其三，美国的朝鲜战争政策研究。朝鲜战争是亚洲冷战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国深度参与了这场战争。反过来，朝鲜战争也深刻影响了此后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走向。部分国外学者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核威慑在促使中朝签署停战协定方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赵学功的研究揭示出，美国的核威慑并没有改变自身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却使华盛顿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美国在使用核武器方面受到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制约，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中朝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两次主动作出较大让步并非美国核威慑的结果，而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和考虑。邓峰结合建构主义理论继续对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他主要从国家身份认同、威胁认知和国际规范三个角度入手，剖析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实施高风险核政策的内在机制。其中，国家身份认同、威胁认知更多地发挥着促使美国对中朝发出核威慑的作用，国际规范则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美国，使之难以在朝鲜战争中实际使用核武器。邓峰还讨论了朝鲜停战谈判中的美国战俘遣返政策。他断言，为了实现争夺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意欲借战俘遣返问题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意识形态斗争，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因此，杜鲁门政府决定提出所谓“自愿遣返”主张，并企图将谈判久拖不决的责任推给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争取舆论支持。陈波将目光聚焦于朝鲜战争期间的美韩关系。在他看来，杜鲁门政府逐步确定的“有限战争”目标与李承晚政府一再坚持的“北进统一”战略彼此矛盾，尖锐对立。但韩国的利益诉求与政策主张几乎没有对美国决策形成明显影响，清晰昭示出韩国在美韩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其四，朝鲜半岛分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研究。朝鲜半岛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冷战“前沿地带”。从这个角度讲，朝鲜半岛分裂是研究冷战起源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也自然而然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邓峰将观察的范围向前推到二战后期，向后延伸到1950年。他的研究揭示出，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经历了由以保持大国势力范围为核心的分裂到以大国冷战对抗为主旨的分裂的战略性转变。随之而来的是，原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的朝鲜半岛逐渐成为亚洲冷战的核心地带。梁志同样将考察时间的起点定位在二战末期。他认为，从美国对朝鲜政策思想形成的角度观察，朝鲜半岛冷战萌芽于1944年。及至战后初期，在美国政府眼中朝鲜半岛的重要性更多地表现为展现资本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橱窗”。正因如此，两次美苏联合委员会会议期间，美国才难以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但美国绝非导致朝鲜半岛冷战爆发的唯一因素。朝韩分裂及其意识形态对抗更多地应被视为美苏两大外部势力与当地左右翼四者间交叉互动的必然产物。以此为个案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冷战起源研究应同时关注全球冷战、地区冷战和国别冷战。冷战爆发的根本原因为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有时第三世界国家的本土政治势力对局部冷战的发生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概言之，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界有关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议题广泛、史料扎实、问题意识明确、方法多元等总体特征。从成果的呈现方式和社会影响力来看，出版专著多部（个别专著衍生出普及读物或教学案例），部分专题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权威期刊，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与《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部分作者入选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作者），初步显现出成果层面的“规模效应”和研究者层面的“团队效应”。该研究领域的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各类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立项也从侧面证实了上述判断。中国学者诸多相关成果的研究水平在国际学术界已居于前列，著作书评刊发于《首尔韩国学杂志》(Seou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部分研究者赴韩国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参加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演讲，抑或参与韩国教育部与国家研究基金会有关东亚冷战的研究项目，表现出一定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具体而言，既有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议题多样。既有“线状”的同盟关系和政策演变研究，也有“点状”的危机管理和历史事件考察，有意无意中形成了若干个研究系列（如美韩同盟信任危机、美国的朝鲜半岛危机管理、驻韩美军裁撤问题），且各个系列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映衬。从考察时段来看，自二战后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冷战终结。第二，史料来源广泛。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者利用了包括《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美国解密档案在线》《档案获取系统》在内的纸质文献集和电子数据库，也适当参考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各总统图书馆以及韩国外交史料馆未刊档案，甚至苏联和东欧各国档案。第三，问题意识清晰。部分研究者能够结合冷战起源、冷战时期大小国同盟关系、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战略认知、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和经济关系、美国国际危机管理机制与实践、商业利益考量与美国防扩散政策等宏大议题展开探讨，以期点面结合，扩大观察视野，回应更大的学术关怀。第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将研究方法扩展到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实现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取长补短。比如，随着各国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和开放，对于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者而言，资料匮乏的局面已大为改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面对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研究者反倒不知所措，乃至于在阅读了大量资料后仍难以从中抽取出贯穿始终的线索。此时，国际关系学提供的概念甚至是理论框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研究者透过原始文献呈现出来的纷繁复杂的“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格伦·斯奈德“同盟困境理论”中“抛弃”与“牵连”两个核心概念便是如此。借助这两个概念，可以从一个侧面精准地概括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内部关系不时出现的心理困境及其调适的历史过程。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的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研究队伍规模偏小，核心研究者可能还不足十人，多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80年代出生的后备人才尚在成长过程中，标志性成果产出不多，学术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不排除未来某段时间内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其次，在研究议题设置上，主要聚焦高端政治。其他的一些重要课题几乎无人问津，如美国对朝鲜半岛统一政策、美国对“金大中事件”和光州事件的反应与对策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韩同盟关系等。很多与高端政治议题相关的中低端政治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美韩和平利用原子能合作、美国对韩国文化宣传政策等。既有研究集中讨论美韩关系，相对忽视了美朝关系。再次，在原始史料运用上，仍旧主要利用美国档案纸质文献集和电子数据库，对美国和韩国等国家未刊档案的利用还处于初步阶段，对中国、日本、苏联和东欧国家等相关国家档案的深入挖掘更是付之阙如。换言之，冷战史学界倡导的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研究方法还未得到广泛应用。最后，在观察视角选择上，大多局限于单边政策或双边关系，缺少第三方视角，视野相对狭窄，少见从美日韩、中美韩、中美朝、美苏朝等三边关系切入的研究成果。
展望未来，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还有诸多可以实现突破之处。概括起来，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史料源扩展方面，最便利、最有效的当属进一步挖掘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各总统图书馆的未刊档案，这也是在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这一研究领域内发掘新课题、寻找新视角并与国际同行展开学术对话的重要前提之一。例如，笔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阅读过唐纳德·麦克唐纳的有关美韩关系的专著，书中提及并详细引用了1962年、1963年和1965年美国国务院主导制定的三份对韩国政策文件。这三份文件能够表明美国对韩国政策逐步实现了由军事力量发展优先向强调稳定、发展和自立的转变。但遗憾的是，此后笔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和各大美国档案数据库中查寻，均未能找到这三份文件。2015—2016年，笔者赴美国马里兰大学访问，得以长时间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进行文献研究，并顺利查找到上述三份档案，为后续讨论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美国对韩国政策转向奠定了文献基础。如果我们扩大观察视野，会发现这三份文件的学术价值还不止于此。1968年6月15日，按照塞勒斯·万斯的建议，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共同参与下，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制定了一份题为“美国对韩国政策”的新文件。该文件声称，“北朝鲜日益好战的行为构成了刺激美国重新审视其在韩国安全形势的新动因”，“美国对韩国政策的选择余地异常狭窄，大部分集中于安全考虑。”结合上述三份美国对韩国政策文件进行综合研判，便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到1968年初爆发的“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对美国对韩国政策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再如，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韩国朴正熙政府开始推动军事现代化，进而实现国防自立。在韩国实施这一战略期间，标志性事件之一便是从美国引进并逐步自主生产M-16步枪。该问题几乎还没有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为推进此项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
严格来说，目前中国学者有关冷战时期美韩关系的成果大多属于美国对韩国政策研究，而非双边关系考察。要改变这一局面，就必须尽可能利用韩国档案。目前，韩国档案已经解密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方面，不得不承认，韩国外交史料馆公布的文献数量虽十分庞大，但涉及机构和决策者的层级并不高，核心决策类文件数量明显偏少。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以“大海捞针”与“涸泽而渔”的态度予以广泛调研，仍旧可以从中发现一些颇有学术价值的原始资料。以笔者的已有研究为例，韩国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对讨论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美韩关系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如相关文献清晰地反映出韩国外交部对“尼克松主义”和卡特总统竞选期间言论的研判与应对策略设想，朴正熙政权为应对“尼克松主义”与朝韩关系缓和而改善与中苏两国关系的诸多努力，以及韩国政府对美国裁撤驻韩美军政策动议及其执行的紧张程度。以此类推，其他部分相关研究课题想必也能够从韩国外交史料馆馆藏档案中找到反映韩国对美国政策研判、反应或韩美交涉的新线索。与韩国外交史料馆相类似，韩国延世大学李承晚研究中心收藏的《李承晚总统文件》也几乎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同样，日本、苏联等相关国家档案中也有部分涉及美韩或美朝关系，值得深入调研，以在增加史料源的基础上增加信息源。
在视角选取方面，三边关系框架是拓展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的有效路径。在更多的情形下，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或双边关系，二者均应被视为多边关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抑或说，研究者只有将国家间关系放置在全球范围内呈网络状的各行为体联动状态下，才能看到外交本身的复杂景象。不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为了便于观察一国外交政策或双边关系的前因后果和运作过程，还是需要将上述网状结构切割成若干个易观察、易描述的子单元分别加以解构。国际政治理论学界已经发现，“事实上，就每一种多边关系而言，其本质性的构架，还是一种三边性质的相互关系，也即，通过第三方影响其余的两边，或者经营双边以破解或克服第三方”。具体到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同样可以采用这种观察方法（笔者姑且称之为“三边关系观察法”）。仍旧以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美韩关系为例。这一时期，美国对韩国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推动韩日关系正常化。截至目前，中国学者还没有对该问题展开探讨。显然，若要深入阐述该问题，必须将日本作为“第三方”，尽可能充分利用美日韩三国档案，在美日韩三边关系框架内加以考量。类似道理，研究1968年“普韦布洛”号危机期间美国对朝鲜政策需要将苏联甚至韩国作为“第三方”，讨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朝鲜政策则需要将中国作为“第三方”。
历史学研究不仅应注重“点面结合”，还应注重“点线结合”。这里所谓的“线”即长时段。换言之，史学研究虽然在很多时候将历史发展的“断裂处”作为个案加以细致探讨，但更多时候还是更重视历史演进的延续性。正因如此，厘清考察对象发生、发展与终结的前因后果便显得尤为重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时段观察乃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至于说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也同样如此。中国学界既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点”，而相对忽视“线”。毋庸置疑，缺少“线”的观察，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对“点”的讨论难以深入。例如，应如何理解李承晚既亲美又疑美、既亲美又反日的外交行为？若要更为准确地把握李承晚的外交思想，则势必要系统梳理他早年流亡美国、参与独立运动、著书立说的经历，甚至要准确把握近代以来朝鲜（韩国）对“海陆冲突”角斗场地理宿命的“半岛想象”。再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朝两国就朝鲜核武器开发问题进行了长时间博弈。最终，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作为此项研究的前情回顾，需要理清冷战时期双方敌视与对抗的历史。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体察朝鲜核武器开发的动因及美国的反应。
在研究方法尝试方面，错位观察是一个突破点。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判断，还可以是一个史学判断。就冷战史研究而言，所谓“错位观察”意指研究者不再局限于研究对象的单一属性（类型归属、地理方位等）而进行跨领域、跨地域等多层次的综合性讨论。针对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有许多场景可以应用这种研究方法，以此增加观察维度，扩大观察视野，更深入地揭示历史的复杂性。这里仅就笔者观察到的某些历史现象举例。比如，李承晚时期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产生的政治外溢效应，即李承晚利用美国经援进行“政治寻租”，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再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韩国防扩散政策中明显掺杂了国际商业竞争和自身商业利益考量。同样，美国对韩国核政策中的核不扩散与和平利用原子能之间也呈现出彼此联系、互为因果的形态。又如，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是全球性的，既关涉华盛顿改变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又涉及杜鲁门政府对欧洲政策的调整。同样，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越南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朝鲜半岛危机管理政策的走向。据此判断，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领域一定还有很多课题值得研究者进行错位观察。
对中国学者而言，冷战时期美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仍旧是一座“富矿”，值得利用新史料、采用新视角、应用新方法进行更多探索。
本文作者 梁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20世纪国际关系史。
原文载《外国问题研究》202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