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朱伯昆主编：《周易通释》，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662页。

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人生最大学问在求能虚此心，心虚始能静。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在近代中国学人中，我最亲近的学者是钱穆先生。钱穆先生虽然为学起点不过一初中生，但一生勤奋努力，著述不辍，著作竟达五十部之多，字数则达千万言，真正令我叹为观止。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字亲切有味，初读之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然越读越感其文字沉郁，而意蕴深邃。面对钱先生如此浩瀚的著作，我常常迷惑不解，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支配着钱先生，使钱先生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从不间断地思考与写作，以致于最后得以形成一座巍峨的学术大厦？

我想，象钱先生这样一个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一定在他的认知路途中遭遇到过非凡的人生体验，否则他是不可能从众人之中超拨出来并显山露水的。当我带着这种想法反复研读反映钱先生一生学术之旅的《师友杂忆》时，我惊讶地发现，我试图寻找的谜底竟就在这本书的首章首节之中。

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首章首节写他年仅十岁时从私塾进入新式学校——果育学校读书时遇到体操教师钱伯圭先生：

“体操先生为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鸿声里人，游学于上海。后始闻其乃当时之革命党人。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