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从主体性中国之思到法治中国的实践逻辑

——为张建博士新著《法治的实践逻辑》而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3 次 更新时间:2023-11-28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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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大约一个月前的一个下午,刚上完课回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坐下,突然接到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张建博士打来的电话,电话中张建博士告诉我他即将在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一部新著,并希望我能为他的新著写一个简短的序言。我听了非常高兴,很为张建博士取得新的学术成果而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他的新著出版之前加以研读,也很渴望了解他的思想新进展。很快张建博士就给我传来的他的新著《法治的实践逻辑》的电子版。据我所知,这应当是张建博士的第二部专著,此前2018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指标最优:法官绩效考评制度运作的实践逻辑研究》应该是他的第一部专著,将两部著作比较起来看,后者是对当代中国一种具体制度即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的实践观察,而前者则是对法治中国实践带有整体性的理论把握,由此可以看出张建博士的思想新境界。

张建博士是我所亲见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学界迅速成长起来的新锐学者之一,是人们完全可以寄予厚望的新一代学人。按照我的理解,张建博士应该属于河北石家庄谢志浩先生所描绘的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的第七代学人。这一代学人生长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果的年代里,他们在知识上学养丰厚,在心态上平视世界。我意识到,如果说谢志浩先生所描述的前此六代学人深陷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框架之内,那么张建博士所谓第七代法政学人则正临到了走出这一百多年来对中国学人构成强支配的古今中西之争的框架了。事实上,以张建博士为例,第七代法政学人正在昂首走出这一支配性框架,他们所建构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转瞬之间,我与张建博士亦师亦友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张建博士给我留下过两次极深的印象,令我终生难忘。第一次,我记得约十多年前的一个岁末,那时我正从南宁回湖北仙桃老家探亲的路上,刚到武汉,突然接到张建博士从江苏打来的电话,那时他还在华东理工大学师从著名法学家李瑜青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他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说,他的一万多字的本科毕业论文已经被一家大学学报一字不删地发表出来了,特地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文章是在博三时发表的)我听了自然很高兴,深感这是他思维劳作的报偿。约2005年前后,正是邓正来教授的大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引起学界波澜的时候。那时我还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因为我介入邓著较深,经常在课堂上与同学们讨论。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正好在办公室读书,忽而听见有人敲门,及开门时,进来一位非常平实的年青人,他手里拿着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要和我讨论。这个年青人就是后来的张建博士。在与他的讨论中,我发现他具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当今大学生中是极其难得的品质,一般学生往往满足于知识的要点,而张建博士则要追问知识的疑点。现在看起来,当年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顺理成章地构成了张建博士学术成长的一个起点,邓正来教授提出的“主体性中国问题”极大地刺激了张建博士的求知欲,他后来以法律移植为主题的本科学位论文中就将主体性中国思考贯彻其中,形成了一篇极有学术价值关于法律移植论辩的论文,可以说为我在大学任教三十多年以来所仅见。这应该是那家大学学报慧眼识珠愿意发表一个本科生的学位论文的真实原因吧。后来张建顺利考取了上海大学法学院李瑜青教授的硕士生,后又追随李瑜青教授到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读博士研究生,一直以主体性中国立场关注法治中国的实践进程,直到我看到他的第一部专著《指标最优:法官绩效考评制度运作的实践逻辑研究》出版,我意识到他已经完成了从中国主体性之思向法治中国的实践转折,而其新著《法治的实践逻辑》则可以看成是这一转折的进一步自觉化、理论化、系统化。

张建博士给我第二次极深的印象发生在距今大约八年前,那一年我应邀请到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参加第二届大国法治论坛。前一晚曹义孙教授盛情宴请朋友们。席间张建博士突然非常兴奋地讲到自己的三位老师都是哲学出身的。我当时十分讶异。张建博士首先说到了我,我作为他的本科学位论文的指导者,当然是哲学出身的。接着讲到李瑜青教授,原来李瑜青教授早年也是从事哲学研究的,甚至翻译过不少的西学著作,令我大吃一惊。最后讲到曹义孙教授,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此时正任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院长,是张建博士的博士后合作导师,而曹义孙教授早年也是研究哲学的,后才转到法学领域。当时听了张建博士的一番讲话,我深感张建博士发自内心的一种对哲学的热爱,张建博士虽然不专志于哲学,但必勤读哲学著作,我能感受到他对法学问题的思考,总会自觉不自觉地都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来论辩,来表述。我能够从张建博士的文章及讲话中感受到其中流溢着的哲学的智慧之光芒。从这个角度看《法治的实践逻辑》一书,就会让人觉得它不是一部一般规范意义上的法学著作,而是一部反思哲学意义的法学著作了。

然而十分不幸的是,去年岁末,我还在英国伦敦探望女儿期间,李瑜青教授竟英年早逝了。骤闻噩耗,令我痛心不已。我本不熟悉李瑜青教授,因谢晖教授而在北京相识,复因张建博士而成为知己。张建博士在上海追随李瑜青教授研习法律社会学前后达八年左右,可以想象,张建博士从李瑜青教授处所获最丰,先后获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据我所知,李瑜青教授也最器重张建博士。我曾希望张建博士留在李瑜青教授身边,如此更有益于学术进步,但终未成功。张建博士后来告诉我到了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还曾邀请我过去讲学。我内心多少有些失望,但一想到近世中国以来,常州乃得思想风气之先,有常州学派,曾搅动晚清中国,顿感常州人文渊薮,地杰人灵,岂知有先,焉道无后?所望者在张建博士,张建博士是我所见的年青学人中极有静气的人,而心有静气正是一个人干大事的必备品质,正当年的意气奋发的张建博士作为第七代学人的佼佼者不该我们寄予厚望吗?念及此,想到我所敬重的李瑜青教授泉下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吧?!

是为序。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2-601

202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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