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近年极少写作，师友或有见责，其实并非惫懒，多年来一直谨记好朋友武汉华师大著名史学教授何卓恩兄“天天日记，勿忘实录！”之叮咛，每晚必记每日所见所思所想，不曾稍怠，然AI时代终究是考量写作之意义有无的一大关键，不免心甚茫然。吾辈上世纪六零一代学人承接上数代学人学术薪火，多困在古今中西之争中，辛苦一辈子，正渐渐老去，为鬼者亦多有矣，而中国问题未解，人类困局骤现，死者长已矣，存者又如何？前日忽见复旦孙国东博士数文，读之方知为乃师邓正来教授七十冥诞而作，恍惚之间正来教授仙逝已十三年矣。忝为邓门人，内心何其愧也。今日之年青学人，知邓正来其人其事其书者不知有几许？细读国东博士文，感慨良多。正来肇启学术自主性之端倪，而今蔚为大观，然知学术自主性内里根由者又有几人？深感国东博士在正来教授所开掘的学术道路上用力甚勤、用心甚深、运思甚广，已然铸成了又一师生学术佳话，即使置放到近二百年中华学术话语场上也毫不逊色！六年前我曾在湖北大学法哲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以国东博士的“公共法哲学”为主题的会议上提出近二百年对中国问题认知或有三大范式，依次为“钱穆—余英时史学范式”、“李泽厚—赵汀阳哲学范式”及“邓正来—孙国东法学范式”，分别围绕着文化（身份认同）、革命（道路选择）和文明（秩序建构）三大论题展开，旨在追溯国东博士公共法哲学的学术意蕴。忽而想起两年前曾应邀参加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举办的邓正来著作集出版座谈会并发言，当时自费前往参加的湖北大学博士生陈诗钰曾有现场录音，当我向诗钰博士谈起这件事，没想到她第二天就发来了录音的文字版，令我颇感欣慰，也是需要特别加以感谢的。现略加整理并取现题保存下来，算是我思维路途上的一个小小的光点吧，并谨以此文纪念邓正来教授逝世十三周年及七十冥诞！
魏敦友
匆草于Abbey Wood, Bexley, London
2026-3-1
各位正来老师的亲属，各位尊敬的师长，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国东教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在这样北京的隆冬时节来参加这样一个盛会，而且非常高兴见到了我心目之中一些特别令我敬重的兄长。比如说景跃进老师、周国平老师、王铭铭老师、陈嘉映老师。我本来是做哲学的，因为特别偶然的原因，我从哲学鱼塘混到了法学鱼塘。刚才我特别注意到景跃进老师的一句话，我特别有感觉。景老师说“老邓是可以改变你的人生轨迹的”。我觉得我可以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个案或者作为一个例子，来讲一讲邓老师是怎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说起邓老师，我想起来跟邓老师之间关系非常的亲近，但是同时也感到非常的短暂。邓老师是2013年1月24号去世的，在最近这十一年里，常常想起邓老师。但是我又想我跟邓老师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很简单。我想起来邓老师在我印象之中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我反反复复想到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2005年7月12号，我去参加吉林大学所主办的西方法哲学研习班。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邓老师，邓老师当然也不认识我。但是在邓老师创办的正来学堂里面，我经常发言，这给邓老师留下了印象。因为我在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那是在一个很偏的地方。我原来是在北京读大学，然后来到武汉工作。但是后来我辗转到了广西。人生的际遇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自我自己主张的，但是也有自己的决定在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哲学转向了法学。特别是，我是1998年从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之后，因为很偶然的原因，我就转到了法学的鱼塘，到了湖北大学很弱的法学系。初时雄心满满的，以为可以在法学上大展拳脚，很快发现如果没有长久持续的坚持与努力，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从做学术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要深入要系统的去思想。我觉得在武汉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面思考是没办法做到的，所以我就想到能不能到一个偏的地方去。后来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我就到了广西大学法学院。但是经过几年之后，我觉得中国法学的整个理论水平非常差。我觉得在这里面，人们做的这种所谓规范性的研究，根本不足以抚慰我的心灵，我似乎天性上更喜欢决断性探索。不过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刚才讲到的那个2005年的7月12号，我去参加吉林大学所主办的西方法哲学研习班。邓老师做的哈耶克的演讲，我当时记得是於兴中教授做主持。在中途邓老师休息的过程中，我远远看见邓老师正在走廊里面抽烟，我就走过去跟邓老师打招呼。我说：“邓老师，你好！”邓老师漫不经心地说：“你哪位？”我说：“我是从广西来的。”我都没来得及说出我自己的名字，邓老师马上放下烟头，握着我的手说：“魏敦友，我很欣赏你！”邓老师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最近十多年来，邓老师的这句话就经常在我的头脑之中回响。所以，当国东博士把邓老师的九本著作集13号寄到湖北大学之后，几乎这一周的时间我完全跟这九本书为伴，也就是跟邓老师为伴，眼前不断浮现邓老师的形象，耳边不断响起他的话。刚才小劲老师讲邓老师走的那么突然，讲着讲着泣不成声，非常令我感动。当然邱兴隆也讲过，他说邓老师“来的正好，去的正好”。我曾经说过，邓老师是我们时代的知识英雄，狮子王般的人物，他象旋风般的的来到，又象旋风一样离开，似乎来无影去无踪，而我们大多数人好像有一种苟活的心态，我也经常想到，如果邓老师依然在我们当下活着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像我们这样苟活吗？他会去申请国家各种课题，去受那些领导人的接见或者怎么样。我也是经常的幻想这些事。所以当邓老师说“我很欣赏你，魏敦友！”这句话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正是邓老师这句话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我是从哲学到法学的，但是经过在法学院的六年时间我意识到中国法学没什么意思，我决定再回哲学，我都已经联系好单位了，但是我正准备从法学又到哲学的时候，邓老师改变我的生活轨迹，所以我要给景跃进老师做一个注解。如果不是邓老师，如果不是2005年7月12号我见到邓老师，我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我可能成了哲学鱼塘里面的一条小鱼。
那么邓老师的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邓老师2008年从长春吉林大学转到了复旦大学，仿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创建了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是现代中国学术界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真正的能跟世界对话，真正能够重振我们中华文明的学术系统的时刻，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时刻。我有时候会想人生怎么会这样，比如说我们都觉得2008年的奥运会是我们中国真正的走向崛起的时候。可是后来发现马云讲的对，我们每天都是最好的一天，这很糟糕，我们每年都是最好的一年，我们好像不断往后在退，我也感到很奇怪，邓老师怎么当时建了这样一个具有宏大气势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我们感到中国学术真正在腾飞，在崛起，是需要伟人而正在产生伟人的时代，是我们当下中国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的时代。可是我们发现邓老师很快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真的像彗星一样的离开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我又想起邓老师的一句什么话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也在我脑海里面经常回想的。应该是2011年，我应邓老师的邀请去参加《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第二版的会议，但是晚宴我不能参加，因为事先承诺了去参加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的一个雅集。所以说会议开完了之后，我就跟邓老师说我不能参加高研院举办的晚宴，邓老师批评了我一下，说这个晚宴还是应该参加。其中邓老师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敦友，以后经常来上海找我！”所以最近这十年来，“我很欣赏你，魏敦友！”“敦友，以后经常来上海找我！”这两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之中盘旋。想起来，其实我跟邓老师的近身交往也就是那么很少的几次，不像大家跟邓老师一起喝酒聊天，特别是王铭铭老师讲的那些事让我挺感动的。王铭铭老师自称自己的学术，是跟邓老师吃饭吃出来的。所以我想我没有学术，就是因为跟邓老师吃饭吃得太少了。特别是去年来，因为疫情，我到伦敦去看女儿回不来，没办法，后来就到了阿尔巴尼亚的地中海边亚得里亚海，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幸好现在的技术比较发达，国东博士跟我说我们要纪念邓老师十周年，大家能否写一些东西，争取汇编成一本纪念册。我特别感慨，望着蓝色的地中海想念邓老师。我觉得整个地中海那么蓝的天，就像邓老师的脸庞一样，十年生死不是两茫茫，而是十年生死永难忘。所以邓老师在我的生命中的确嵌下了非常深的这样一个烙印。就像景跃进老师讲的，他是改变了我生命历程，改变了我生活轨迹的人，把我一个即将离开法学场域的人强行的留下来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对于邓老师的记忆，也算是我与邓老师的今世缘分吧，虽然短暂，但是弥足珍贵！
我刚才讲的比较感性，下面我就想讲的理性一点，就是关于邓老师的学术思想的两点思考。刚才景老师、小劲老师也提到了，我们怎么去认知邓正来，这其实是一个“邓正来死了，但他还活着”的重大话题。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怎么认识他。在邓老师去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最关心的是一个人的年龄，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去世。我在读一个人的著作的时候，我总是看他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去世，最后活了多少岁，这是我最关心的。当然，这可能与自己的年龄也大了有关，二十左右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人将有死这一点的！邓老师去世时候，大家都说邓老师是56岁，但是按我心中来讲还是57岁。所以，邓老师57岁这个年龄，经常在我的这个脑海中泛出来。后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邓老师和另外三位大思想家的年龄是一样的。哪三位呢？一位是唐代的韩愈，一位是明代的王阳明，第三位就是中华民国时代的梁启超先生。他们都是57岁去世的，都在56到57岁之间去世的。但后来我又惊讶的发现，这三位，也包括邓老师，都是在我们中华华夏文明的历史转折时代非常重要极其核心的人物。比如说，韩愈重要在哪里呢？我认为他是对佛学说不的人。他对佛学说不，我觉得他开启了未来的理学的范式的诞生。比如王阳明，他是对朱熹的理学说不的人，他开启了自己的心学。我认为梁启超和邓老师他们也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学向中国汹涌输入的过程中，对西学说不的人。所以我认为邓老师他必然会开启一个伟大的新的学术时代。因为受邓老师的启发，邓老师给我的影响应该是震撼性的。除了那两句话之外，其实他对我自己的思想，对我自己思考也是具有震撼性，使我形成了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的一个新认识。
我说出来大家不要笑，我认为中国文化很简单。其实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在近代以来 包括比如说钱穆等等一系列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包括比如说哲学的研究，无不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框架之中。从中西文化的比较寻找自性，从古今社会的发展寻找现代中国的出路。我认为钱穆、余英时、金岳霖、冯友兰、李泽厚等人都认为道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而西方人是以理念建构起来的世界。如果说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道论式的文化类型。如果说从先秦时代轴心文明开始产生的话，一直从秦汉到我们当下，可能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分成分三个阶段，一个是以孔子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道论生成的时代，一个是以董仲舒为中心的一个经学的生成时代，一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理学的生成的时代。朱熹之后到今天也有八百多年的时间了。我认为可能我们今天会形成一个与理学文化类型完全不同的这样一种文化类型。这种文化类型我受梁启超先生启发认为是法学的文化类型，因为他说过“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无以自存矣”。我多次明确反对象何勤华教授那样认为中国自古有法学的说法，法学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新世界观。我们可能会在邓老师的激发之下，会产生一种新的这样一种世界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来定位邓正来教授的思想坐标？我认为邓正来教授如同韩愈、王阳明、梁启超那样，是一个如作狮子吼般的，会促使我们中华文化从理学的文化类型走向法学的文化类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是我对邓老师的一个总体上的基本看法。
如何定位邓正来跟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内在的结构，有内在的关联。我认为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他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长程历史上，我们说3000年或4000年来看邓老师，所以，邓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有震撼性的。他使我重新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生活，重新来认识我们的知识体系，重新来认识我们的学术传统，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讲一下，就是现代中国学术建构的学术传统的形成。我觉得在我认识邓老师之后，特别是邓老师的最重要的学术助手孙国东教授之后，我意识到了一种师门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性。我认为国东博士他在很大的程度上秉承了邓老师的这样一个心性，包括气质，邓老师可能更加像狮子一样吼叫式的，而国东博士可能更加沉潜。但是国东的志向，我认为是与邓老师有非常契合的延续性，而且他也以阐发乃师之学术思想为己任，这在当下中国学术界殊为独特。所以，我2019年在阔别湖北大学二十年之后重返湖北大学时成立了一个法哲学研究中心。2020年第一次的法哲学学术会议以纪念邓老师为中心，但是我们的主题是孙国东教授所构建的公共法哲学这样一个论题来进行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一边读邓老师的著作，同时也研读国东教授的公共法哲学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要提供一篇文章。我在思考的时候，我突然有这么一个灵感，就是以我所读的文献为范围。我有这么一个考虑，现在说出来，可能大家也会有很多的批评。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构建之中，我认为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有三个思想范式。我认为第一个范式是钱穆-余英时范式；第二个范式是李泽厚-赵汀阳范式；第三个范式就是邓正来-孙国东范式。这是一个史学早起、哲学继之而法学成之的前后相继的学术过程。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百多年来的现代中华文明的新建构，我认为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中西文明的遭遇，这是第一个阶段。中西文明的遭遇使得我们怎么来认识自身，怎么来认识西方，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余英时、钱穆先生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中国的自身的这样一种身份意识来讲，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来建构我们中国的现代身份意识。所以我特别在南宁的20年的时间里面读钱穆读的最多，余英时完整的著作都读遍了。我认为他们对整个中华文明的思考，重新为中华文明定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中西文明遭遇的早期。但是第二个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认为是我们中西文明的第二次遭遇，这一次遭遇来的更加激烈。所以说，李泽厚、赵汀阳他们师徒两个，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今天看来具有典范性。我是1984年到北师大读大学的，我当时读李泽厚的书，后来再读赵汀阳的书，我认为他们师徒所建构起来思想体系是在革命观念基础上来想像中国的未来图景的。如果说前两个阶段还谈不上中国学术自主性，那么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才真正显露出学术自主性的端倪。因为，按照邓老师的说法，今日之中国是真正走向世界结构的历史性时刻，世界结构对中国有强支配，而不是此前的弱支配的时候。我认为邓正来-孙国东范式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结构背景之下所形成的一个学术范式。中国进入思想结构当中，邓老师认为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才是中国真正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因为世界对中国具有强制的结构，而中国也获得了改变这个结构，或者对整个世界体系规则发言的资格。为什么邓老师提出中国自主性问题，而不是主权中国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它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国东所建构的公共法哲学以及他最近的一系列的学术努力，极大的拓展了邓老师的思想视域。邓老师可能在他的那个时代，更多的是倾向于呼吁，去指明方向；而国东更加去进行系统的建构学术脉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邓正来-孙国东范式在现代中国学术体系里面，我是非常看好的。所以我也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会议，我也希望国东高举邓老师的旗帜，真正在邓门的基础上，把中国现代学术不断的推进下去，也真正为中华文明做知识上的、学术上的铺垫，真正完成我心心念念所期许的中华文化的法学文明类型。当然这里问题很复杂，需要今后细细来分疏。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魏敦友
匆草于北京，商务印书馆，2024-1-20
修改于Abbey Wood, Bexley, London, 202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