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上个月我还在伦敦的时候，在网络上看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教授在自己的学术专栏里展示了多篇追忆邓正来教授的文章，不知不觉之间，邓老师去世已纪十三年了，而且如果邓老还在世的话，今年是他七十岁寿诞。这些年孙国东博士与邓正来教授的学术传承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而且经常思考的主题。我认为，在知识传播越来越公共化的今天，我仍然能从孙国东博士身上强烈地感受到师生关系作为学术薪火传承的重要性。因此在阅读他的文章时我想到一年多前我曾应他邀请先后两次分别在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及北京商务印书馆参加他参与策划的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发言。我有个习惯是先在笔记本上拟好详细提纲，在会议上临场发挥，然后再整理成文字。可惜的是这两次发言一直未能成文，心中常常不安。于是我跟国东博士说到等我回国之后必将这两次发言整理成文，以此作为对邓老师学术事业的关注及推进。因为当时北京会议陈诗钰博士从湖北专门飞到北京参加了的，还现场作了录音，所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诗钰博士后，她很快就传来了我在北京会议上的发言文字版。我根据诗钰提供的文字版作了一些校订，形成了一篇文章，并取名《我与邓正来教授的今世缘及近二百年中国问题认知的三大范式》，后放在“爱思想网”我的学术专栏里，了却了一桩小心事。有不少师友告诉我在网上读到了这篇文章，甚至有些感动，令我很安慰。当时孙国东博士知道了我的心思后也给我传来了复旦会议的文字稿，我还传给了诗钰，她作了一些修订后又传回给我，为我将这个发言稿整理成一篇象样的文字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回国后的这两天里我找到了当时的笔记本及国东博士的著作《阐释政治哲学》，又对这个稿子作了一些补证，于是形成目前这样一个模样。这是要对孙国东博士和陈诗钰博士特别加以感谢的。其实我有时也很困惑，究竟要不要写作？以及AI时代写作的意义何在？但当我感到有不少师友希望我不要停止写作的时候，我会感到写作是一种责任，写作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思考，或者通过写作证明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思考，证明我们还在追寻着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苟且偷生。写作蕴含着一种伟力，它能转换我们的生活，升发我们的境界。我的生命中这样的人不少，孙国东博士当然是这样的人，吴励生兄长也是这样的人，他偏居于福建泉州一隅，却对思想高度关注，有普世情怀，而且奋力写作，已经写出了极有深度广度的数十部著作。我知道他是对我有极大好感的人，但他经常严励地批评我，甚至多次表达对我的失望。我理解他的善意，所以从不解释，更不反驳，心内反而满是感谢。还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收到他的短信，告诉我他的思想三部曲已正式出版，但不准备寄给我。我苦苦央求，他终于回心转意。当我昨天取到他寄来的三部大书，我发誓认真研读，回应他，不辜负他。他是这样一个可爱的性情中人，所以每当我想起吴励生兄长，一方面对他充满了敬重（康德意义上的），一方面也深自惭愧。
魏敦友
匆草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2-601
2026-3-18
尊敬的主持人景跃进老师，郭苏建老师及各位师友，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天的会议！前面郭苏建老师和景跃进老师两位的讲话令我印象深刻！郭苏建老师在致辞中非常精练地讲述了此次会议的内在旨趣在于积极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与法哲学的发展，这是在中国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然成为一场学术思想运动的背景下一项当代中国法政学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学术使命。郭老师并特别表彰孙国东教授近十多年来对此有高度自觉，十年磨一剑，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具有原创性及引领性。景跃进老师讲到现代性固然有中西之分，但重构现代化的普遍性概念是必须的，而且特别强调光有经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必然要有价值承诺。这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似乎正处在始自晚清大变局以来的一个收束阶段，因此我们这个阶段更要开阔心胸，放大视野，所以我将自己的初浅发言定名为《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模式选择和政治哲学建构》。我简约讲三层意思：一，感慨与欣慰。二，困惑与思考。三，期许与展望。
我先讲第一点。我昨天晚上到达复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好象竟有十多年没有来复旦了，心里颇有几分恍兮惚兮的飘缈感。这里的高楼仿佛是认识的，而来来往往的面孔竟全是陌生的。我本来有两位很好的老师在这里，一个是俞吾金教授，一个是邓正来教授，他们两位于我是极亲切友好的，他们健在的时候我几乎每年必来复旦一两次，我现在还清晰记得他们多次带着我在复旦校园里散步，聊天，我现在还能听得见邓正来老师爽朗的大笑，以及俞吾金老师风趣幽默的言谈，那时多么傻，竟以为这美好时光会永远不断，哪知转瞬即逝，他们不幸在十多年前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因此与复旦断了来往。这次能到复旦来，主要是因为国东教授的盛情邀请。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突然想到2011年5月间曾经受邓正来老师邀请参加《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第二版的座谈会，其情形还历历在目，而邓老师离开这个世界已忽忽十一年整了。今天有幸，在国东博士的邀请下，参加他的新书《阐释政治哲学》的研讨会，心中的感慨非常非常多，深感邓老师的学术薪火并没有灭绝，且有越烧越旺之势，这是令我深感欣慰的。邓老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将中国学术自主性问题摆到现代中国思想最为显目的位置，极大地唤醒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中国根性，这是中国现代思想走向自觉自主的标志性思想事件，它具有廓清场地的重大意义，而国东博士的《阐释政治哲学》则是邓老师廓清场地的基础上完成的又一次重要学术建构，极大地推进了他此前建构起来的公共法哲学。每当我想到2005年前后在长春初见孙国东博士时他还一脸的清涩模样的情形就感慨良多，我几乎亲眼见他一步一步茁壮迅速成长为卓有建树的青年学人，我常常讶异欣喜有加地读到他笔力纵横的文字，真正应验了被有人称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定海神针”的张志扬教授当年还在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工作时跟我说的，“有些文字只要你一写下来就如巨石一样沉重，任你怎么样也搬不动它！”读有些人的文字轻飘飘的，但国东博士的文字在我读来却力透纸背。今天我想到，如果说正来老师泉下有知，他一定也如我这般欣慰吧。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欣慰与感慨。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困惑与思考。我首先要解释一下我发言的题目为什么是《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模式选择和政治哲学建构》，《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模式选择和政治哲学建构》当然是应和国东博士的新著，我要解释的是何为“大历史观视域”？这些年我研读金观涛先生的著作比较用功，特别对他的《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感兴趣，我认为他精细化并发展了德国哲学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的关于轴心文明及现代社会起源的看法，所以我称之为“K·Jaspers-金观涛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是围绕人类现代社会如何产生及它将如何展开来论述的。其基础是关于轴心文明的理论。K·Jaspers发现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人类分别产生了四种文明类型，分别是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宗教、古希腊认知理性及中国道德为终极关怀，金观涛进一步在逻辑上证明人类在早期有且仅有这四种文明类型。总的来看，大历史观认为现代社会是从轴心文明脱胎而出的，轴心文明各自具有自己的正当性，分别为宗教正当性，道德正当性及认知理性正当性，形成了传统社会。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世界史难题，从观念层面看是确立起新的正当性观念。人们常常迷惑为什么英国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现代社会？这与英国最早确立起非宗教正当性的观念有关，就是说，当人们在观念层面走出轴心文明的时候，现代社会就产生了。所以现代社会不是器物层的如何辉煌，而是观念层面的正当性转换。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讲祛魅，正是现代社会生成的基本要义。祛魅的现代社会有两个特征，一是科学技术无限制的发展，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无限扩张的本能。金观涛认为生长于不同轴心文明的学人有责任探索自身文明现代转型的责任，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完成，其他轴心文明的学者是不可能越俎代庖的。转换到中国场景，与西式现代社会转型是通过非信仰的正当性证成不同，中国式现代社会产生的前提是作为道德轴心的中华文明在观念上接受非道德的正当性。金观涛在分析中国作为现代社会产生的起始时段，他定位在1895年甲午海战中方惨败从而导致国人在观念上接受非道德正当性作为中国现代社会起源的开端，这时儒家思想基于道德的正当性开始发生断裂，作为其依凭的家-国结构开始解体。但中华文明作为源生的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是非常艰难的，比如今天观念上的贤能政治、政治上的党国体制及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道德正当性的影子还在深处支配着人们，所以有必要从大历史观视域来加以仔细检视。实际上，近二百年来中华学人们代不绝缕地、殚精竭虑地在探讨中国将如何完成自己的现代社会转型这个艰难课题。在研究中我发现，近百多年的中国学问类型是次第展开的，史学首先登场，继之以哲学，收束在法学。正是在这个K·Jaspers-金观涛大历史观思想背景之下，四年前，国东博士的应该是第二本大著《公共法哲学》出版的时候，我正好从广西大学法学院回到湖北大学，成立了湖北大学法哲学研究中心，当时我想到以开会的形式纪念邓正来老师，于是以国东的那本书作为一个契机来召开一次纪念邓老师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在提交给会议的文章中曾经提出了一个粗略的思路，认为围绕着阐释中国，在百多年来形成了三种有意义的范式。第一个范式是钱穆—余英时史学范式，第二个是李泽厚—赵汀阳哲学范式，第三个是邓正来—孙国东法学范式。我认为在百年多的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钱穆—余英时范式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旨在招魂。今天我们读钱先生、余先生的著作，依然能感觉到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魂魄的回归。第二，李泽厚—赵汀阳范式——当然他们能不能形成解释中国的一种学术范式，这个我也在留意着。但是我觉得，他们立足于世界哲学与思想，根本旨趣还是在回归中国的本土文明，如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两个世界的理论，及赵汀阳天下体系理论，都是在探索中国的现代秩序建构逻辑，应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第三，邓正来—孙国东范式，立足于人类法政的学脉，旨在开新，开出一个新的政治哲学。阐释政治哲学，立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秩序，想象出一种新的、好的政治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我的一个粗略的想法。当然这几年来，我常常也疑惑，阐释中国的这三种范式能否成立，更重要的，是否真正存在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邓正来—孙国东范式？二十多年前，我在阅读邓老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时候，并不在乎他的结论，而特别在乎他所谓的问题化处理方式，他说我们要将问题再问题化，就是让我们将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问题化。我认为我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在强加给我们生活答案，我们不会问“我们到底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小学开始，到中学，一直到大学，我们整个人文世界都是不存在问题的。遍地是答案，没有一个问题，而关键在于对此无意识。邓老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通过对正当性这样一个理论上的质疑引出了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秩序里面，或者说中国人应该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好的政治秩序。我觉得这个问题，如雷鸣般在中国的社会学术界震响。今天国东老师的工作，我认为就是在邓正来这样一个思想的引领之下，不断地往前探索。我认为国东老师大踏步地超越了邓正来，但是邓正来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他是打破了中国知识界和人文学术界的那种没有问题意识，仅仅追逐不同答案的那种生存状态。所以当西方的知识从民国时代不断的涌来的时候，我们不断去寻找答案。先是自由主义，然后马列主义，来来回回的各种主义在中国话语场域竞争。但毕竟有一个先接受后反思批判的过程，各种各样的学问，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学术淘洗之后，我们的心境也慢慢地开阔了，也慢慢地沉稳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东老师代表了中国学界的一个转向，应该是能够得到认可的。但是，邓正来—孙国东范式已经成立了吗？我觉得还远远没有成立，还需要大步的继续往前推进。所以我在读国东博士近几年出版的这几部书的时候，深感国东博士有一种极强的涵摄的能力，他的著作徐徐展开，让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感觉到思想的震撼力与穿透力。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讲多元性，多元现代性，那么到底何为现代性？又何为中国性？可能这些问题在国东的著作里，还有待深思…但是另外一点，就是说人类走向现代化，这些是有共同性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中国模式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当我们再往前走的时候，就没什么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如前面景老师说的，我们要追求现代化的普遍性概念。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最后第三个方面，我简单讲讲期许与展望。我曾经在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工作过整整二十年，期间我读书最多的是钱穆先生的著作，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问题意识及转换。他在《师友杂忆》中写他年方十岁时从其叔叔嘱咐他的定言句“以前中国走错了路，此后当一心一意学欧美！”转换成疑问句“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支配了钱先生一生的文化求索，当钱先生离开大陆在香港开办新亚书院后所进行的系列讲话汇成《新亚书铎》时，钱先生特别讲到“近世以来中国的失败不在经济、政治、军事，而在于不知道怎么做一个中国人？”我深感钱先生找到了问题的根本！而国东博士的辛勤学术劳作建构起来的公共法哲学及阐释政治学在我看来正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回答钱先生的问题。因此我的期许是国东博士在未来的岁月里为我们提供更加精良的作品，而且这也是我们完全可以见到的，因为他有能力、更有心气做到这一点，孙国东博士在看来是当代中国学术可以托命之人。我注意到刚才高奇瑜老师特别谈到了国东博士《阐释政治哲学》这部新著的“前言”，说它有民国学者的“范”！我也深有同感，之前在武汉的时候反复研读国东博士这部大著时也非常喜欢甚至欣赏这个“前言”。我想说国东博士这个“前言”，足可称得上当代中国思想界一篇精妙绝伦的文献，文虽短小，而意深长矣，即使置诸民国，其文彩之华美，其思想之深邃，其逻辑之谨严，绝不逊于任何民国诸公！谓予不信，试略读之。国东博士写道：“今之中国，道心为人心蔽久矣。今之中国学术，道术为方术裂久矣。……一曰自由主义，视西之今为中之来，实则以西摄中也。二曰政治保守主义，以今之中谋来之中，实则以今非来也。三曰文化保守主义，以昔之中小今之中，实则以古制今也。以西摄中者，媚外也；以今非来者，阿权也；以古制今者，泥古也。”寥寥数语，当下中国学人思想与知识状况剖然而分，如庖丁解牛，要言不烦。又如：“夫今之中国，亟希政治哲学助中国现代政治秩序之建构以话语支援，尤以三者为要，曰格西以对话-抗辩，曰言今以阐释-范导，曰化古以阐释-反思，唯以阐释为基，格西、言今、化古三者齐驱并进，平匀用力于古今中西间损益会通，始成中国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之建构也。”此等卓识非深入思想之堂奥者焉能如此举重若轻？真如郭苏建教授所言国东博士十年磨一剑不虚言也。正因国东博士有此自觉，他在简短“前言”中引证了清代大儒章学诚先生《文史通义》中的一段话：”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读到章学诚先生这段话我感动极了，情不自禁地连忙提笔在旁边作一批注：“国东有仁心，有智量，真足以言学之人也！”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魏敦友
匆草于上海，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
2024-11-22
修改于武汉沙湖之畔，湖北大学4-2-2-601
2026-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