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近些年来民间越来越突显的纯粹的民粹主义思想，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反精英的思想情绪，与仇富情绪相同，往往越是精英的东西就越要反对。

近日，著名学者钱理群新书《我的家庭回忆录》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我的精神自传》的续篇，钱理群在书中深情回忆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20世纪历史变迁中起伏跌宕的人生，再现钱氏家族坎坷曲折的经历。

这不仅是一本回忆录，也是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迷茫与探索、坚守与反思，更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

今年75岁的钱理群，虽然头发早已花白，却仍然身体力行甚至充满理想主义地为让这个社会变好而努力着。在"告别教育"之后，他仍然"在教育之外言教育"；在学术研究之外，他关注农村问题，关注农二代教育，关注青年志愿者，也仍然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如今，他手头正在主编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

他说自己身上既有堂吉诃德的气质，也有哈姆雷特的气质，因而既有强烈的参与社会运动的冲动，但又对实际社会运动多有怀疑，因而犹豫不决。

或许，还是2002年他从北大退休时送给台下学生的离别赠言最为恰切。他说："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家庭背景影响到我关注农村问题

羊城晚报：在《我的精神自传》里我读到过关于您家庭的描述，最近出版的新书《家庭回忆录》则全是您回忆家人的文章，我好奇您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到您后来的学术道路？

钱理群：应该说我的家庭和我的学术研究是有很大关系的，家庭经历对我在很多问题上的态度和看法都有较大的影响。实际上，我的学术研究很大一个特点是，它和我个人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也包括个人家庭的经历。

从比较大的层面来说，我们家最大的特点是含有中国近现代过程中行动者和理想者的各种类型，比如我们家有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样的政治党派成员，和两党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对很多问题的立场与判断，也使我在看问题时，常有着一种理解的同情。同时，也在总结思考着他们的经验和教训，这构成我许多著作背后的思想背景。

羊城晚报：具体到写作层面呢？

钱理群：比如我在写《1948：天地玄黄》这本书时，书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写到1948年学生运动中的文艺活动，这些活动是和我哥哥有关系的。还有一章写到解放区的文工团活动，这和我姐姐的自身经历有关，还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一般学者在讲到这段历史的文学活动时，不会提到这些，研究当代文学史的学者很少会有人把部队文工团作为研究对象。而我常常把自己和家庭的经历渗透到写作中去，我也是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我对哥哥姐姐的纪念。

羊城晚报：或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您对一些社会问题有自己的视角。

钱理群：是，我认为这些年对国共两党的评价存在一些倾斜，许多人会把民国历史理想化、美化，同时把革命与共和国的历史歪曲，或者把存在的问题扩大化。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并不公平，历史事实并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简单。当时我的哥哥姐姐他们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我们不能用以后革命出现的问题来否定当年参加革命的正当性。所以，我也想通过书写我的家庭经历，去呈现和表达我对这种革命正当性的认识。

当然，我对家庭经历的书写也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站在历史研究和对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立场上，我一直比较关注乡村问题，也希望当代的年轻人可以到乡村去。这其中包含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从一开始的隐约朦胧到现在，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影响的力量。我父亲一直在从事和主持有关农学的工作，他后来到台湾也做了很多有关农会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是有一定家庭背景因素存在的。虽然我们在包括政治在内的很多问题上看法和观点不一样，但对农村问题的共同关怀是相同的。

知识分子别陷入帮忙与帮闲的陷阱

羊城晚报：您一直非常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您曾提到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知识分子只关心自己身份的边缘化，但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这样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思考和研究是与社会脱节的。20多年过去了，您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境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

钱理群：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有不同选择，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看法观点和他们的行动是有几个层面的，每个层面的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比如有一种层面的知识分子是在做根本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看上去是书斋式的，但涉及到当代问题，回答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虽然他跟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但这些思考关注人的根本精神问题，关注人性，并且为这个时代提出一种新的价值理想。这是我心目中最高境界的知识分子，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新的哲学家、思想家。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几难见到了。

知识分子有不同的类型，每个人会做出自己不同的选择。我认为没有必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思想和他们的行动进行高下层次的区分，每个人适合的东西不同，因而我们无法对实践型的知识分子、学院知识分子或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做简单的价值判断。

羊城晚报：您在1994年写的《"帮忙"与"帮闲"的陷阱》一文就提到知识分子需要警惕的几个方面。

钱理群：是，知识分子中存在三大陷阱，即沦为官、商和大众的"帮忙"与"帮闲"。这个问题现在的确更加严重。有知识分子被经济和商业大潮所席卷，为了牟利赚钱而沦为商的"帮忙帮闲"，另一种知识分子则过分迎合大众，我认为这三种知识分子的行为，都是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的表现。现在这种情况比我当年写这篇文章时要严重得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北大有不可复制的传统

羊城晚报：在北大读研时很多教您的老师是您的师兄，你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思想的碰撞或者有趣的事？

钱理群：北大的作风是比较强调个性的，提倡个人化研究，所以没有太多的学术讨论。在学术研究中，我们不是一个群体，而是一个个单独的个体，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当时没有研究生的集体课程，大部分时间是自己读书。三年时间里很少有讨论会，甚至老师会劝阻我们发表文章，这点和今天完全不同。当时提倡不要心急发表文章，先进行学术知识积累。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三十九岁了，王瑶先生找我谈话，他很理解以我当时的年龄希望先写些文章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但他对我说，北大的传统是厚积薄发。他认为年轻的学者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头篇文章的发表或是毕业论文的发表就产生轰动，但轰动结束后就再难为继。最好的是最开始的，但也成了最后的。而另一种学者可能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他不轻易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功力，一旦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影响力。

羊城晚报：八十年代的北大是不是特别美好？您曾经写到，经常会在湖边见到朱光潜、宗白华、冯友兰、林庚这些前辈。

钱理群：虽然我会在校园里见到这些老先生，但其实也只是见到而已。我认为真正的学术应该完全是自由的、自主的，不加管束地给你一个时间空间去读书。我感觉八十年代的北大就是有那样的一种气氛，这种气氛是最适合做学术的。

羊城晚报：但今天我们谈到北大，很多人会有种莫名的敌意，也出现了一些北大的负面新闻。

钱理群：在不同年代，人们对北大的期待是不一样的。80年代我们在北大就读时，大家把北大当做精神圣地，是可以追求精神自由、学术自由的地方。现在我们往往用很强的功利心看北大，学生报考北大的动机和我们当年也不一样了。人们往往认为上北大可以让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北大读书可以获得接近上层企业、公司或机关的渠道。在不同的时代，北大的学生存在着不同的目的。

就北大自身而言，一方面今天的确存在很多问题，有许多该被骂的地方，这是事实，也需要反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两种情况，一是炒作，同样一件事情在普通学校无人理睬，但在北大发生就会引起反响，媒体和网络的炒作与北大被频繁批评和关注有重要关系，这里边当然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炒作动机。此外，社会上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就是近些年来民间越来越突显的纯粹的民粹主义思想，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反精英的思想情绪，与仇富情绪相同，往往越是精英的东西就越要反对。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北大本身的确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只要涉及北大，只要涉及到精英就有人进行谩骂，这种现象显然是有问题的。

我个人一直对北大存有批评，但我始终认为北大有自己的优势，他毕竟有着自己不可复制的传统，并且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北大做出否定。但北大存有一个危险，我曾经也做出过相应的警告，就是它越发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北大确实偏向于培养精英，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精英？真正的精英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应该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当一个受过高等教育、高智商的人失去了信仰的时候，他追求的唯一东西就是利益，这时就出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般而言，能就读于北大的往往是智商比较高的人，他们中会出现两种发展方向，一方面去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的真正的精英，另一种人就会成为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

羊城晚报：现在大学对就业率的过度重视，也是导致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背景？

钱理群：这个问题我曾在一个讲话中专门谈过。要求学生找到好工作这本身是合理的，但如果学校把学生的就业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那就非常危险。因为这样我们就失去了长远发展的计划和谋略，而只考虑眼前的问题和利益。就个人而言，如果只重视眼前的就业问题而不重视个人知识积累，虽然可能会找到好的工作，但很难在以后长远的规划中顺利地走下去。

语文教育或因高考变化而更趋应试

羊城晚报：您从北大退休后在中学做了十年的基础语文教育，最后还是"告别"了，会不会觉得挺伤感？

钱理群：其实所谓的"告别"是基于我对目前中国教育的看法。我认为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一样，有个根本问题是教育产业化，这是中国教育的病根。从理念上来说，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当做营利工具，这十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关于教育的利益链条，这个链条从大学到小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大学教育、中小学教育，并不是理念的问题，也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其中利益链条本身的问题，不打破这个利益链条就没办法改变中国现有的教育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改变应试教育，但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而我作为一个已经退休的人，无法再参与其中，也无法解决这其中的问题了，所以我会讲到"告别"。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大学和中小学教师在教育一线，依然在课堂上发挥着他们的作用，依然在传授真理，其中很多人有教育责任感，有教育良知。我一直鼓励这些老师们合作，从改变自己的教学实践这个层面开始做起，能帮一个算一个。从总体上说，作为一名教师，或许对整个教育问题，对整个利益链条的存在是无能为力的，但他可以在课堂上按自己的教育理念去做些有益的尝试，这其中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但至少能影响到一部分学生，就算只是影响到班里一个学生，我认为就已经很好了。

羊城晚报：之前有消息称北京高考改革方案透露，2016年高考英语总分从150分下调到100分，语文总分提高到180分，您觉得这种做法能解决问题吗？

钱理群：我认为这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为了分数而让语文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羊城晚报：您年轻时想成为儿童文学家，您也说过可能在老的时候会研究儿童文学。您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打算？

钱理群：或许要到过了80岁以后吧，那是一个浪漫的自我设计（大笑）。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