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日本政党体系加速重组和政治生态持续演变的背景下，自民党一党独大与政治碎片化并存已成为日本政局中的重要现象。其中，政党碎片化是政治碎片化的核心表现，自民党虽然维持长期执政地位，但传统政党内部派系分化加剧，在野党持续重组，新兴政党不断涌现，日本政党体系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与西方国家主要由意识形态极化驱动的政治碎片化不同，日本的政治碎片化更多是右倾化、保守化、民粹化叠加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现象。政治碎片化不仅加剧了日本政党间的竞争和政策博弈，也使日本对华政策更易受到国内政治动员和安全议题泛化的影响，对华政策稳定性有所下降。同时，对华友好力量的相对边缘化进一步加大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中日关系走向稳定发展，不仅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外交互动，也越来越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迭代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政治碎片化  政治右倾化  政治保守化  民粹主义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教授

刊发期数：《国际展望》2026年第4期

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建的执政联盟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2025年参议院选举中接连丢失两院半数议席，以自民党一党独大为主轴的长期政权一度陷入存续危机。然而，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后，其内阁长期维持较高的民意支持率；自民党亦在2026年2月8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一度陷入参众两院“双少数”的自民党非但没有遭遇许多舆论预测中的“政权轮替”，反而在短暂震荡后迅速巩固执政基础；曾一度占据参众两院多数议席的在野党，其席位数却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大幅收缩，这一反转背后的成因值得深入探究。对此有观点以政治碎片化概念来分析自民党此前遭遇的“双少数”困局，以及在野党“未竟的政权轮替”，由此造就了日本政坛一党独大与政治碎片化的两难格局。本文将政治碎片化拆解为政党体系碎片化和在野党碎片化两大方面，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日本政坛困局的具体表现、成因、走向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潜在影响。

一、比较视野下的日本政治碎片化

政治碎片化（Political Fragmentation）是指政治权力被分散到诸多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势力中心，导致国内政策难以取得共识的现象，主要呈现出政治极化、民主倒退、决策效率低下以及政策极端化等特征。在政治形态上，其突出表现包括传统政党衰落、新兴政党崛起、政权轮替频繁等多个方面。例如，许多欧洲国家的传统主导政党近年来影响力逐渐衰退，而对欧洲一体化、移民/难民议题以及全球化进程持质疑态度的新兴政党或民粹主义政党强势崛起，甚至在部分国家已经加入执政联盟。就美国而言，政治碎片化则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即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的竞争格局基本不变，但两党内部围绕移民政策、社会保障等议题的分歧却越来越大，并持续推进其政治极化进程。

日本的政治碎片化是近期才被关注的现象。日本在政党制度、议会制度以及政策热点议题等领域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即使政治碎片化的判断成立，其表现形态也与欧美国家存在不同。例如，尽管日本首相更换频繁，但自民党作为执政党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反而在野党自2012年以来愈发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始终难以根本性动摇自民党的执政根基。不过，近一段时期受到全球范围排外主义等民粹主义思潮扩散的影响，日本国内关于政策议题的讨论也开始呈现出与欧美国家趋同的态势。

相较于欧美国家两党对峙或多党竞争的政治生态，日本政党体系长期是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这决定了日本政治碎片化仅限于在野党碎片化。自岸田文雄执政后期以来，日本政党格局开始出现显著变动：受到党内派阀黑金丑闻的影响，自民党政治声势快速出现颓势；作为最大在野党的立宪民主党，议席数量一度显著领先其余在野党；2024年众议院选举、2025年参议院选举落幕后，“府院关系”扭曲现象也一度让各界认为政权轮替极有可能发生。但在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赢得2026年众议院选举后，日本的政党政治走势似乎又回到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那么，在发生上述转折的背景下，政治碎片化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日本政局的变化？高市早苗赢得众议院大选是偶然还是日本政治规律使然？这些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政党在现代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既有研究大多将政党体系的碎片化（Party System Fragmentation）视为政治碎片化的基本内核。本文遵循这一研究传统，以政党体系碎片化来剖析日本的政治碎片化问题。但鉴于日本政党体系与西方政党体系的差异，本文在考察日本政治碎片化时，除了从整体角度分析政党体系碎片化之外，还专门聚焦在野党碎片化这一日本特殊政治现象。在学理研究层面，欧美学界较早发展出一套衡量政党体系碎片化程度的标准。1979年，马库·拉克索（Markku Laakso）和莱茵·塔格培拉（Rein Taagepera）提出了有效政党指数（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概念，认为仅统计政党的数量并不能真实反映政党体系状况，因为政党的规模大小也会影响政党的效用，尤其是在多党制国家，部分政党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十分普遍。 政党碎片化程度往往与选举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党体系有关。在政策研究层面，既有研究多侧重政府治理效能、府院关系以及央地关系等领域。

法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探讨选举制度和政党体系关系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根据该定律，单一席位选区制（又称小选区制）比较容易产生两党制，而比例代表制则更容易让小党存活并发展为多党制。另据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关于民主制度的比较研究，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通常拥有更高的政党碎片化指数，而小选区制国家的政党碎片化指数较低。日本采用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并行的混合型选举制度。从制度结构上来看，现行日本政党制度既非典型的两党制，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多党制。从政党碎片化指数来看，日本也处于指数较小的国家序列，所以日本学界对政治碎片化的研究较少。然而，在地方自治体层面，自20世纪70年代起，革新派（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支持的地方首长陆续当选，自民党在地方议会层面的席位优势远不及国会层面，由此产生了不少关注日本地方自治体政治碎片化的研究。2024年10月众议院选举、2025年7月参议院选举后，自公联盟接连丧失议会多数席位沦为少数派，日本政治碎片化问题自此也受到学术界和舆论界更多关注。

梳理既有研究不难发现，现有成果往往关注政治碎片化的“出口”，即对政策的影响，鲜少关注政治碎片化的“入口”，即何种原因导致了碎片化。即便是对“出口”的关注，现有研究也较多集中于内政层面，相对缺少对外交政策和国家间关系层面的分析。就日本的情况而言，学界普遍认为自岸田文雄执政后期，日本政坛已开始出现政治碎片化的征兆，但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称得上碎片化仍然有讨论的空间。本文倾向于认为日本政治在自民党仍然一党独大的格局下，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碎片化。下文将具体分析日本政局这一变化的具体表现和成因，并在研判其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剖析其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

二、日本政治碎片化的表现

本文以前述拉克索和塔格培拉的有效政党指数考察2012年以来日本政治碎片化的发展态势。选取2012年作为研究起始年份，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政治碎片化自此发端，而是因为安倍晋三于2012年带领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完成政府更替，自此恢复自民党长期执政状态。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政治迅速右倾化。而经验研究显示政治碎片化、意识形态极化与右翼势力崛起往往具有相互强化关系，共同推动政治右倾化。本文选取众议院选举数据进行测算，其原因在于众议院在日本国会两院制中居于相对权力优势地位。

拉克索和塔格培拉的有效政党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pi代表各政党议席（Seats）占比或得票（Votes）占比，各政党占比平方之和的倒数就是有效政党指数（ENP），指数越高，则政党碎片化程度越深。若为两党制且两党势均力敌，则该指数接近2.0；若为一党执政或一党独大体制，则该指数接近1.0；若该指数显著超过4.0，则可判定政党碎片化程度十分显著。考虑到日本实行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行制（意味着议席数和实际得票率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在有效政党指数统计中，将议席占比（ENP-S）和得票占比（ENP-V）均纳入核算范畴。此外，考虑到在野党的碎片化趋势，本文另行计算去除执政党的在野党（或反对党）碎片化指数（OP-ENP-V）。需要说明的是，2025年10月，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日本维新会加入执政联盟，各类碎片化指数的统计均已考量上述执政联盟变动因素。

统计结果显示：自安倍2012年开始长期执政后，日本政治进入相对稳定的周期，政党碎片化指数整体处于低位；但在其卸任后的三次众议院选举中，前两次选举结果（2021年和2024年）对应的政党碎片化指数开始攀升，并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中达到峰值（ENP-S为2.95、ENP-V为4.21），而由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恰在此次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然而，2026年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强势逆袭，政党碎片化指数迅速回落（ENP-S为1.99、ENP-V为4.02）（见图1）。

图 1  日本有效政党指数（2012—2026年众议院选举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日本总务省网站历年统计数据制作。

尽管自民党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大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效政党数量减少。ENP-S指数虽有所回落，但ENP-V指数仍维持在高点。换言之，即便自民党在此次众议院选举中大胜，其整体政党得票率依旧偏低。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自民党在比例代表区的得票率为36.72%，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合得票率为18.23%。相较于二者在议席上的悬殊差距，其得票率的差距实际并不显著；自民党在小选区的得票率为49%，议席占比却达到惊人的86%（248席），该组数据差异直观地凸显出小选区“赢者通吃”的核心属性。

在野党碎片化指数与ENP-V指数呈正相关关系，且显著高于ENP-S指数。这一数据特征表明，在野党的存续高度依赖比例代表选区（这在202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表现尤其突出）。一方面，如果没有比例代表选区的得票支撑，部分在野党或将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在野党碎片化指数高表明尚无具备实力的代表性在野党能够撼动自民党的统治地位。

纵向对比可见，日本政党碎片化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仅2026年ENP-S指数回落至2.0左右，偏离了整体上升趋势。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一举斩获316席，创下其建党以来在国会选举中的最多议席，议席口径指数接近2.0正是此次大选结果的直接体现。自民党此番大胜可从选举制度设计、在野党整合失败等角度解读，而高市早苗的个人影响力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众议院是在高市内阁拥有较高支持率的背景下提前解散的，选前民调显示，自民党政党支持率基本维持在30%左右，而高市内阁支持率则维持在70%左右。首相个人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凸显，说明“强首相—弱政党”的逻辑在本次众议院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么，2026年众议院选举落幕之后，是否就意味着日本政局重新回到自民党主导的一党独大格局？对此，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川人贞史认为，有效政党指数回落至2.0左右并不意味着旧有一党独大格局的复归，他还认为此次大胜可以被视为多党化格局下自民党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组建中道改革联合，也是催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未来自民党仍存在民意下滑、议席缩减的可能性，有效政党指数或再度走高。

三、日本政治碎片化的成因

日本政党制度既非典型的两党制，也非纯粹的多党制，而是以自民党为核心的一党独大体制。1994年日本选举制度改革落地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各政党国会议席占比影响较大。自民党从1999年起开始谋求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这一格局延续至今。2009年民主党执政，日本一度出现保守两党制的可能性，但这一态势并未延续。2012年在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议席从上届的119席猛增至294席，单独取得议会绝对多数；执政的民主党议席则从233席锐减至57席；其他在野党如大阪维新会（54席）、大家党（18席）、共产党（8席）等席位分布零散。在野党始终缺乏有效整合能力，使得日本政党体系持续松散化。安倍执政后期，政党碎片化指数呈现显著提升趋势。与此同时，日本各在野党整体规模不断萎缩，政策主张和利益诉求趋于多元，难以形成与自民党相互抗衡的格局，政党碎片化特征愈发明显。本文将基于政治生态演变、政党分化重组、新兴政党崛起以及国际环境影响等因素，尝试剖析日本政治碎片化的成因。

（一）政治生态演变是影响日本政治碎片化的重要因素

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右倾化、保守化和民粹化三大特征。政治碎片化本质上是各类政党、利益集团及社会支持阶层依托这三大政治生态进行利益“寻租”的结果。

其中，右倾化体现在政治右倾化和社会右倾化两个层面。政治右倾化主要体现在：在安倍晋三等右翼政客的推动下，日本在修宪、军事安全等领域更加激进。社会右倾化则相对更为隐蔽，是受到政治右倾化影响后日本社会整体右倾的趋势。例如，日本舆论对修改宪法的包容度上升便是其社会右倾化的重要表现。

保守化反映的是一种民众心理倾向和生活态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保守主义生活方式，即选民不太愿意看到改变现状的行为。民众的保守化趋向有助于解释当前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以及在野党的碎片化态势。2023年以来，自民党受党内“宴会券丑闻”影响支持率持续下滑，但少有舆论支持诸如立宪民主党等在野党上台。其主要原因在于，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普通选民，都对曾经的政权更替（2009—2012年）持负面评价，这种集体负面记忆让选民不愿意轻易推动政权更替。

民粹主义原本并不是日本国内政治中的突出因素，但随着全球民粹主义浪潮的蔓延，日本亦出现了民粹主义动向。其主要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以及自民党内迎合民粹浪潮的施政倾向。当下各类新兴政党或多或少带有民粹色彩，但民粹主义并不必然伴随意识形态右倾，事实上也存在所谓的“左翼民粹主义”。在日本政治环境中，诸如“令和新选组”等左翼民粹政党受到政治右倾化的冲击，经历2026年众议院选举后势力逐渐式微，而右翼民粹主义新兴政党则在政党格局中斩获更多席位。

（二）政党分化重组与在野党功能弱化是在野党碎片化的客观原因

2012年前后，日本政局一度出现被称为“第三极”的新兴政党，但其总体生命周期普遍偏短。原执政党民主党在2012年下台后，进入持续重组阶段。2016年，民主党与维新党合并成立民进党，试图整合在野力量，但由于该党内部在安全政策、修宪议题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整合效果有限。2017年众议院选举前，民进党再次出现重大分裂：一部分议员加入由小池百合子主导成立的希望之党，而另一部分议员则组建了立宪民主党。随着希望之党在选举后迅速衰落，其部分成员于2018年与民进党残余势力合并成立国民民主党。2020年，立宪民主党再次吸收国民民主党部分议员进行重组，但仍有部分成员选择维持国民民主党的独立地位。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组建中道改革联合，但遭遇历史性惨败。

此外，主要在野党似乎并未做好执政准备。民主党2009年执政前，比较重视强化“影子内阁”的作用，但自2017年以后，在立宪民主党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影子内阁已难以发挥作用。各在野党意识形态差异显著，政策主张存在较大分歧，难以在对抗执政党的问题上凝聚共识。安倍执政时期，在野党为对抗安倍政府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冒进政策，曾提出“野党共斗”方针，但最终因几个关键在野党的政策主张分歧，未能形成有效牵制；近期典型案例是2025年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曾尝试联合，最终因为国民民主党诉求过高而宣告失败。反观自民党，通过各个击破的策略，成功与日本维新会组成执政联盟，并在首相指名选举中争取到部分在野无派系议员的支持。

（三）新兴政治力量兴起加剧日本政党体系碎片化

区域性政党、民粹型政党等新兴政治力量崛起，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党体系碎片化。这类新兴力量不仅增加了日本政党的整体数量，还依托地域性、时代性与议题性特征，深刻重塑了日本政党的竞争格局与选民动员模式。

首先，从地域性特征来看，一批以地方为基础的区域性政党加入全国政治竞争，成为推动日本政党碎片化的重要因素。例如，依托大阪的日本维新会、立足东京的希望之党等，均凭借特定地区的政治资源和政治网络，在地方选举中积累政治资本后再参与国会选举。区域性政党使日本政党体系形成鲜明的地域分化格局。部分政党并不追求全国范围的普遍支持，而是致力于在特定地区维持较高支持率。这种“地方强势、全国影响力有限”的政党形态，使得日本政党体系在全国层面出现更多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从而在统计意义上加剧了日本政党体系的碎片化程度。

其次，从时代性特征来看，传播环境和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为日本新兴政党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政治动员逐渐摆脱传统政党组织网络的束缚，部分政党开始通过网络平台动员支持者。例如，“未来团队”等网络型政党更多依赖线上传播、数字社区以及网络政治参与，而非传统后援会模式。与传统政党相比，这类政党通常具有组织结构较为松散、建党成本较低、政治传播速度较快等特点。这种数字化动员降低了政党准入门槛，使新势力更容易参与选举竞争，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政党数量。

最后，从议题性特征来看，新兴政党通过特定政治议题开展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政党体系的分化。近年来，日本出现一批带有明显民粹主义或身份政治特征的政党，如参政党、日本保守党等。这类政党往往围绕特定政治议题进行动员，部分政治话语还带有明显的排外主义倾向。这种以议题为核心的政治动员方式，使部分对既有政党不满的选民获得新的政治表达渠道，从而在保守阵营内部形成新的竞争格局。这类政党的出现并非简单增加政党数量，而是通过新的议题划分重新塑造选民结构，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政党体系的碎片化。

（四）国际环境因素加剧日本政治碎片化趋势

全球范围内诸如民粹主义等政治思潮开始深刻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政治碎片化趋势。日本被认为是政治碎片化的“后来者”（New Comer），其政治碎片化与国际政治环境、全球政治思潮变化密切相关。这种关联既可能通过国际政治议题的传播、媒体报道、网络舆论空间互动等方式直接进入日本政治议程，也可能通过影响选民政治认知间接改变各政党的政策主张与选举策略。在此背景下，诸如民粹主义、政治极化、反全球化等在欧美国家备受关注的政治议题，也逐渐成为日本政治讨论中的常见话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日本已经不再是西方民主国家群体中的特例，而是越来越呈现出与之相似的政治生态。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学界和舆论界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日本社会具备某种程度的“民粹主义免疫力”。然而，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反移民、产业脱钩、去风险等政策的不断扩散，日本国内的排外主义话语也开始呈现新的表现形式。在2025年参议院选举和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参政党以“日本人优先”（Japanese First）为核心口号，在两次选举中均获得重大突破。参政党明显借鉴了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叙事，将“日本人优先”作为重要的政治主张，并将其类比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无论是在政治口号设计、竞选动员方式，还是在社交媒体宣传策略与政治修辞方面，都可以看到来自特朗普政治风格的强烈影响。这种跨国政治话语的模仿与传播，使得排外主义、反全球化叙事等逐渐成为日本国内某些政党的重要竞选动员工具，同时也为小政党博取选举政治关注度创造了新的条件，客观上进一步推动日本政党体系走向碎片化。

四、日本政治碎片化的未来走向

基于本文对日本政局在自民党仍然一党独大的格局下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政治碎片化的现状及成因分析不难看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治仍可能维持“低烈度碎片化”或“有限碎片化”状态。所谓低烈度碎片化，是指政党数量和政治力量呈现一定程度的分散化，但整体政治权力结构仍然围绕主导政党（自民党）展开，大概率不会出现像部分欧洲国家碎片化指数高于4.0那样的情况。就未来可能的具体走向而言，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日本在野党碎片化格局或将长期延续，且难以对执政党形成根本性冲击。这意味着日本在野党联合起来推动政权轮替的可能性极低。当前日本在野党阵营内部不仅在组织上分散，在政策理念上也存在显著分歧。例如，立宪民主党强调社会福利与宪政主义，日本维新会更倾向于市场改革和地方分权，参政党等新兴政党则以民族主义、排外主义议题为主要动员工具，日本共产党则坚守和平主义立场、捍卫《日本国宪法》基本原则。多元而分散的政策取向，使得日本在野党难以形成稳定且广泛的联合阵线。

在此背景下，自民党往往凭借其主导政党的地位，在选举与议会政治中推行“吸纳—边缘化”策略。一方面，在涉及修宪、安全保障等议题时，自民党可以通过议题设置在事实上架空部分右翼小党；另一方面，自民党也可以通过吸纳部分政治势力扩大自身规模。类似情形在日本政治史上不乏先例。例如，自民党在1983年众议院选举受到冲击后，曾与新自由俱乐部组建执政联盟，而在1986年选举后，新自由俱乐部最终整体并入自民党；又如，1994年自民党与社会党、先驱新党联合组阁，社会党的影响力在此后政治重组进程中迅速衰退，并在1996年事实上解体，作为其衣钵继承者的社会民主党已沦为微型政党。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政党体系出现碎片化苗头时，往往会通过政党合并或重新整合的方式再次向自民党集中。

第二，在选举制度不发生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日本政治碎片化的风险仍将持续存在。日本实行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并立制的选举制度，一定程度上既有利于大党巩固优势，也为小党提供了通过比例代表席位进入国会的机会。因此，即便政党体系仍以自民党为核心，小型政党仍能在选举中保有一席之地，进而使日本国会内的政党数量维持在相对高位。只要自民党不曝出严重政治丑闻或陷入执政危机，其长期执政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需要注意的是，领导人因素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前日本政坛呈现出“强首相—弱政党”格局，即选举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相个人的政治号召力与社会支持度。如果未来短期内出现领导人更替，或者政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未能获得选民的正面评价，自民党支持率便有可能快速下滑。类似情况在石破茂执政时期就曾出现，彼时执政党内部权力斗争趋于激烈，整体社会支持度走低，政党体系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情形下，日本政治碎片化或将从“在野党碎片化”演变为“整体政治碎片化”，即执政党内部派系分化和小党崛起态势同步加剧。

第三，日本政治碎片化与政治生态变化之间可能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日本社会在安全保障、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国际战略环境等方面面临全新压力，政治议题的重心正逐步向安全领域偏移。在右倾化、保守化以及民粹化趋势逐渐凸显的背景下，日本政党体系虽然在数量上呈现分散状态，但在部分关键议题上反而可能形成较多共识。在涉及修改宪法、增加防卫预算以及强化安全合作等议题上，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并不明显。正如2026年众议院选举结果所呈现的那样，尽管日本政党数量较多，但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中间偏右位置的政党占据绝大多数。这些政党在经济社会政策等具体议题领域可能存在分歧，但在国家身份认同、对外战略取向以及安全政策等原则性问题上却持有相近立场。

这一趋势也可以从国会议员的问卷调查中得到印证。例如，《读卖新闻》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后，针对新当选议员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众议院当选者中修宪支持者占比约九成。这一数据说明，在修宪这一核心议题上，日本国会内部已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跨党派共识。换言之，日本政局可能出现一种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并存的格局：一方面，政党数量增多，政治力量更加分散；另一方面，在国家战略与安全议题上，多数政党的政策逐步趋同。正是在这种格局之下，日本政治碎片化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政策分裂，反而可能在部分关键领域形成“碎片化的共识”。

五、日本政治碎片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当一国政治格局出现明显碎片化趋势时，其影响不会局限于国内政治领域，还会逐渐外溢至外交政策制定乃至双边关系层面。中日两国地缘上相邻、经贸联系紧密、人文交流频繁，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动往往会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对华政策层面。尤其是在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地区安全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日本政治碎片化趋势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安全议题权重上升以及社会舆论转向，都可能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第一，政治碎片化使日本政局趋于不稳定，进而难以保障对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的外交政策有赖于相对稳固的政治领导结构，而政治碎片化通常伴随政党竞争加剧、执政联盟重组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后安倍时代，日本政治格局就呈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自民党在“宴会券丑闻”等事件冲击下，其执政基础持续弱化，政权更替与领导人更换的频率显著提高。在此背景下，日本短期内先后经历菅义伟、岸田文雄、石破茂以及高市早苗等多位首相。自民党内部从石破茂到高市早苗的权力交接，甚至被认为是党内的“疑似政权轮替”。上述几任首相在任期间均未能实现访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日政治关系的停滞状态。尽管日本政府在官方表述中仍表态致力于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但在实际政策执行层面却屡屡出台与此原则相悖的举措。

此外，执政联盟架构变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政策的不稳定性。2025年10月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长期在对华问题上立场相对温和的公明党选择退出执政联盟，对华立场更为强硬的日本维新会则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执政伙伴。这一联合执政结构调整不仅改变了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平衡，也使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加趋于强硬和安全化取向。

第二，政治碎片化推动日本政坛在涉华议题上进一步走向安全化。从理论层面而言，政党体系碎片化可能为政策讨论提供多元视角，但在日本的现实政治格局中，这种碎片化并未促成对华政策的多元化，反而在部分关键议题上强化了跨党派共识。近年来，日本主要政党在安全保障和对华政策方面的立场呈现出整体向中间偏右移动的趋势。无论是执政党自民党、日本维新会，还是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各党在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强化同盟体系以及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等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

在此政治格局下，安全议题往往被各政党作为竞选博弈的重要工具。所谓的“高市旋风”被认为是自民党取得2026年众议院选举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走高又与其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强硬姿态密切相关。高市在2025年11月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日本国内多个右翼政党随即表达对其立场的支持，并对中方妄加指责。在此事件发展过程中，舆论焦点逐步从“首相言论是否妥当”转向“中方是否对日施压”。此番议题转向既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安全化倾向，也进一步放大了对华强硬路线在日本政治竞争中的号召力。

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领域也逐步强化所谓“去中国化”的政策取向。例如，日本政府近年来持续推动关键供应链重构，通过出台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或日本本土；在高技术领域，日本加大了对半导体、先进材料以及核心技术对华出口的管控力度；在产业政策层面，日本不断强调所谓“经济安全保障”，将部分原本属于经济合作范畴的议题纳入安全政策框架。这些政策变化表明，在政治碎片化与安全议题升温的双重影响下，日本对华政策正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安全化趋势。

第三，政治碎片化助推民粹主义与排外主义在日本社会蔓延，从而影响日本民众的对华认知。部分政治势力往往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渲染排外议题争取选民支持。这类手段虽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政党扩大影响力，但从长期来看却容易加深社会对外部群体的负面印象。

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后，多家媒体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首相无需撤回相关言论”。这一现象说明，对华强硬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获得不少社会民众的认同。高市内阁能够在争议声中维持较高支持率，并最终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因素”在日本国内政治中具备选票动员效用。与此同时，外籍人士相关议题逐渐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在2025年的参议院选举与202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围绕外籍人士政策的讨论明显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社会的外籍群体中，中国人长期占比最高。因此，即使排外言论名义上指向全体“外籍人士”，其实际影响往往更多集中在中国人群体上。日本政府近年来频频就大幅提高外籍人员相关行政收费进行政策讨论。例如，日本政府拟将短期签证费用从原来的3000日元上调至15000日元，同时计划提高在留资格更新、永住申请等相关手续费用。从制度设计来看，上述政策适用于所有外籍人员，但在实际影响上却存在明显差异。以短期签证为例，日本政府2024年合计发放约700万份签证，其中超500万份面向中国公民，且绝大多数为旅游类短期签证。相比之下，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已享受免签待遇。

第四，伴随政治碎片化持续发展，日本对华友好的政治力量不断被边缘化，进而削弱了中日关系的合作根基。2026年众议院选举后，日本在野党体系碎片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传统对华立场相对温和的中左翼政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多名被视为对华态度较温和的政治人物在此次选举中落选，部分连任者的得票率也出现明显下滑，反映出友华派政治家在当前选举政治中的处境愈发艰难。

以2025年4月访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为例，多名具有代表性的议员在2026年众议院选举中未能成功连任。例如，出身立宪民主党、加入中道改革联合的冈田克也、海江田万里、近藤昭一等人均在小选区选举中落败，其中部分候选人的得票率较上届选举出现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即便成功保住议席的议员，其选举优势也大幅收窄。例如，自民党的森山裕、国民民主党的古川元久等人虽顺利连任，但得票率较往届显著走低。这些变化表明，在当前日本政治竞争格局中，对华立场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在选举中面临更大的选举压力。随着对华强硬言论在政治竞争中的号召力不断上升，推动中日交流与合作的传统政治力量正在逐渐失去政治空间。

总体而言，日本政坛正陷入一党独大与政治碎片化的两难境地。而日本政治碎片化趋势通过强化国内政治竞争、放大安全议题以及扩大政治话语的多样性，使中日关系更容易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影响。换言之，在政治结构日趋碎片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的稳定不仅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外交互动，也日益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动的制约。因此，从长期视角来看，理解和观察日本政局变动及政治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把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