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朋友采访我，提到“我觉得您是一个拥有转型性资源的老头”。于是，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的学术、人生资源是什么？我当时回答说，主要是传统的屈原、司马迁资源，和现代的鲁迅资源。说完了，却有意犹未尽之感。但一时又不出新意。这两天，我豁然醒悟：我还有丰厚的家庭资源，不可忽略。
我出生于浙江钱氏大家族。从小就深受家庭教育的熏陶，以至影响自己一辈子的人生、学术的发展。这样的家庭教育，又不是正儿八经的面授，全靠家人（父母，兄长）言行的无形启示。长大了，又经过自己的认真研究、总结，最终就形成了丰厚的思想、学术资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对我的学术研究、学术思维，影响最深的，是父亲钱天鹤，大哥钱宁。我曾写了《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和《钱宁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概述》两篇长文，对他们的学术之路，作了总结。
父亲钱天鹤（1892—1961）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奋斗了一生。他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堂高等科，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学成回国后，1919—1923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作物学、育种学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成为金大农学院以至整个中国农业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32年钱天鹤又参与创办隶属于农垦部的中央农业实验所，任主持日常所务工作的副所长。在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术研究中，钱天鹤就从“农、工、商一体化的战略视野”来思考农业的“发展战略”，充分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善于“从全局把握问题，做出决断”的思维特点。
更值得注意的是，钱天鹤正是从他的“大视野”和“战略眼光”出发，认定：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以农立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从“农业现代化”入手。他自己也就成了“中国农业派”的重要代表。而他的农业战略思想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还认定，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民间”与“国家”的双重性，必须“抓两头”：既要在“农业科学研究、教育、生产”上打下坚实基础，还要“重视国家政府的组织、统筹、协调、扶植作用”。1930年代后期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林司司长，1940年，农林部成立，钱天鹤被任命为常务次长，成为全国农业最高长官。自此到1947年，钱天鹤都以农业专家的身份，襄理全国农业大计。1948年从农林部退下来以后，他到了台湾，出任农村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也依然以专家身份从事台湾农村发展领导工作。
不难看出，父亲的人生、学术之路的两大特点：他的“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战略选择；他的“大视野”，“善于从全局把握问题，做出决断的思维特点”，善作“大判断”的习惯，对我的一生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有意思的是，1990年代以来，我也自觉地把目光转向农村：除了成了“青年志愿者上山下乡运动”的推动者，还对“农业派”的学者，如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作了专门研究，我为父亲写的《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成果：这样，在21世纪初，我也终于成了20世纪初“中国农业派”的自觉继承人。这当然绝非偶然。
对我的学术发展之路，有直接影响的，是大哥钱宁。钱宁（1922—1986），我称他为“好哥”，比我大17岁，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我国泥沙科学研究的先驱者。1947年留学美国，师从爱因斯坦之子、当代国际泥沙研究权威H.A.爱因斯坦教授。1955年回国，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研究员，立即投入黄河泥沙问题研究，以后又参与三峡枢纽的泥沙问题研究，为之奋斗了一生。我在《钱宁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概述》里，将他的学术、教育思想概括为四点：“注重理论、试验和现场查勘的治学道路”；“走跨学科的道路发展泥沙科学的思想”；“追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结合，工、理、文科的交融”；以及“博采众长，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泥沙学派”的自觉努力。特别强调他的“擅长宏观把握”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作准确的微观分析”，强调“这是一个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的科学家”，达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不难看出，大哥钱宁的这些思想、学术的追求，学术特色，风格与气概，都已经渗入我的学术研究之中。我在1981年重回北大，攻读研究生，开始走上学术之路，就一直在他的身边，耳濡目染，亲受教诲。遗憾的是，他的许多夙愿，写作计划均未完成，64岁就英年早逝。我比他多活了二十几年，也只有沿着他的人生、学术之路，“一直走下去”。
承受家庭出身全部重负的，是我的母亲项浩，她也直接指引了我的人生之路。项浩（1900—1974）是晚清维新派、浙江实业派代表项兰生的长女。作为时代先驱，外祖父既是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中学（安定学堂，今杭州七中）的创办人，同时创办《杭州白话报》，开发浙江公路事业，还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始人。母亲项浩也因此受到良好的现代家庭教育，从小习读英语。1948年父亲去了台湾，把母亲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一起留在至今仍保留的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荡荡的大楼房里。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落魄的家属。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适应这一人生巨变：与父亲断绝一切联系，长叹一声，选定那张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终日织作无他语”。
11年后，1960年，21岁的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因为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担任语文教员。也是一下子由著名大学受人羡慕的尖子学生，变成了受教育的对象。连班主任也无权担任，只能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处于这样的境地，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忍苦守礼”的母亲：她给我指引了一条“坚忍”的人生之路，至今不变。
首先是“坚”，坚守“做人”的底线，维护自己人生的“尊严”。但还要“忍”，“忍受”磨难，懂得“忍让”，妥协，任何时候都“守礼守法”，“以善待人”。这样，就能够“化险为夷”，甚至“绝路逢生”。我母亲就是这样度过了“文革”：她的谦和、配合感动了居委会的工人师傅。我也是一辈子在书房“笔耕不息”，与人相处始终坚守“扬善抑恶”的原则，依靠韧性与智慧，“有惊无险”地度过一生。
影响我的人生之路的，还有我的二姐、四哥。我曾经说过，国共两党的分裂深刻影响到我们家庭内部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父亲和三哥钱临三（1924—1990）在1930年代都选择了国民党；四哥钱树柏（1926—2012）、二姐钱树榕（1928—1983），都在1940年代投奔共产党。我也曾经表示，“面对父兄们的不同选择，我都怀有同样的理解与尊重。同时也认为他们各自都有应该正视与总结的经验教训。但我也要坦白地承认，我对家庭中的几位老共产党员怀有更多的敬意”，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鸣。
四哥是1945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育英中学和南京金陵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1948年因国民党大逮捕而撤离到苏北解放区。1949年回到南京，任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二姐也是1946年左右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学习时加入共产党，后转入苏北根据地。1949年随军到东北，编入39军文工团。解放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担任演员、创作员。
他们的一生，都充满曲折。四哥在共和国成立后，始终处于不被信任的地位。1957年被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又调离领导岗位，担任理论教员；1960年代，到生活条件最艰苦的苏北六合县担任公社副社长和大队支书。1961年回到南京，在南京十三中和第一女子中学担任副校长、校长、代理书记。后在“文革”中成为斗争对象，以至被宣布“开除党籍”。四哥为之痛苦、困惑不已。二姐也在一次谈话中告诉我：当年她千辛万苦参加新四军以后，在政治审查中，被怀疑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因此在部队里始终被视为“异类”，她的出众的艺术才华始终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二姐也就这么抱着终生遗憾，走了。
二姐留下的“反思”的使命，也就必须由仍活着的我和四哥来承担。在这方面，四哥又给我树立了榜样。四哥的“忍受力与谨慎”是直接承继了母亲的精神和性格的。四嫂傅玉华说他“肚量大似海，宽广，宽容”。他的大儿子钱明则回忆说，四哥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是在回忆，反省，思索中度过的”。“他郁郁寡欢”。“他仅是七千万党员中的一名退休老兵，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头戴荆棘之冠”。在四哥进行回忆、反思的同时，我也在作对我们家庭的历史的反思。在我承受巨大的压力时，四哥对我说：“小弟，你是对的。”我为之一震，分明感觉到，四哥思想上的一次飞跃，是他一贯坚持真理原则的一个自然发展，不禁热泪盈眶：四哥毕竟是四哥！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由此更深入了一步。在2010年我们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时，四哥郑重地对我说，他读完了我的一本历史反思新作，认为“你是对的”。这真是一字千钧：在对自己曾经的信念，进行彻底的反思这一点上，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我看来，对自己的人生之路与信念，既坚守，又质疑，这样的怀疑、批判精神，是独立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基本品德，在我们钱家也是自有传承的。
1960年，21岁的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由此走出家庭、学校，走向社会。“贵州的真山真水真人”也为自己开辟了一番新天地。
首先是融入大自然之中。我至今也还清楚地记得，每天凌晨，我都爬到学校对面的山顶，迎着日出，朗诵古典诗词。有时半夜醒来，又走到附近的水库，面对满湖月光，吟诗作画。天上下雨，就冲出屋子，打开画卷，顺水涂鸦。我因此走遍安顺的山山水水，人也变得更加纯真。
但现实生活十分无情：先是饥荒，饿得整夜睡不着觉；“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倒激发了自己“不安分守己”的本性，成了造反派。我也真正走向了社会：出入于工厂、农村、兵营，和三教九流打交道，还参与创办民间刊物，组织文工团到处演出，也因此成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和学校工宣队、军宣队的重点监控对象。
于是，就开始逃离：扒火车，悬置在车门外，穿过一个个山洞，被烟熏得一身漆黑。赶到北京准备告状，又被带回贵州。在安顺，全城游街，和地区最大的“走资派”地委书记一起接受批斗。放出来以后，仍不安分守己，听说有“文攻武卫”队镇压工人造反派，又赶去现场制止，自己也被打得头破血流。最后，已经在学校待不下去，只得和文工团的朋友一起，到造反派掌权的安顺运输公司躲避。依然坚持战斗：和文工团朋友一起，到车间为工人师傅演出；还主动担任交通要路的观察员。很快就传来消息：安顺革委会下令，要武力占领安运公司。我们就在头一天深夜冒雨转移到支持我们的野战军部队兵营。我一起步，就滑倒在地，文工团的一位工人师傅脱下他的鞋让我穿上，并扶着我，跌跌撞撞地一路赶去。在兵营休整一段时间，我又回到学校，却再也出不了校门，就关在屋里编报纸。让一位小学生当联络员，把球踢到我的院子里，就趁机溜进屋子，把稿子拿走。于是，我又开始了“地下工作”：像原先在小说、电影里看到的那样，借着打麻将开会讨论编报事宜；报纸编出来，又偷偷塞进居民住房门缝，或菜市场的瓜果底下。
最重要的是，结识了贵州“高人”。对我此后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是两个群体，一是高山里的“文人”。最后结成终生好友的，是安顺两位世家子弟：戴明贤，袁本良。明贤兄是散文家、小说家，是“安顺文化”的开创者，一派儒家风范；本良是古汉语专家，自有道家仙气；我则貌似弥勒佛。我们走在山道上，被称为“儒、释、道三人行”。到了“文革”后期（1974），我的周围又聚集了一批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以外，其余都是中专生、中学生、小学生，却一起思考与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我们自己向何处去”，断定中国历史即将发生“巨变”，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半大孩子”要自觉地为之作“理论准备”。在我的影响下，我们努力研读马克思、列宁以及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著作，成为“民间马克思主义者”，并为下一步中国的变革做出种种理论与实践的设计。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虽然各人有不同的选择，但始终凝聚一起，上下求索，不断进击。聚集在安顺研究地方文化，编撰《贵州读本》《安顺城记》，影响到很多人。我自己也因此有了北大和贵州两个精神基地，出入于底层与高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平民之间。我走出家庭，融入如此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并且在贵州找到了道合者。我的人生与学术因此有了“底”，坚实而厚重。这是我一生历经磨难，却始终“有惊无险”的秘密所在。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