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能够出席在贵州举办的《乐黛云集》出版分享会，因为我确实有话要说。
大家都知道，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其实，我的导师还有一位，就是乐黛云老师。王瑶先生带研究生有一个特点，他只管两头——入学时布置学习任务，毕业时管论文答辩。其余的事，都交给他的助手。而他当年选择的助手，就是乐黛云老师。当时乐老师还没有解决职称问题，就只能不挂名而干实事，而且真的把一切都包了下来。乐老师也自有其管法。比如，她深知，我们这一代研究生，即所谓“第三代”，有极强的自主能力，就干脆把学习与研究的权力交给我们。她当时代表王先生担任《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每年主编两期。她就把这两期的编辑权“暗中”赋予我。我也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有计划地大量发表全国各地第三代学者的文章，把尚是研究生的他们，推向学术前沿。我们彼此扶植，就自然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群体；乐老师作为第二代学者，这样主动赋权，确实很难想象。
她还做过一件同样“很难想象”的事。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现代乡土文学的先驱——读杜惠荣、王鸿〈蹇先艾评传〉》，评论贵州出版的第一本现代文学研究专著。我希望文章能有更大影响，便突发异想：自己当时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在读研究生，如果借用乐老师的名字，就会在学术界引起更大关注。万万没有想到，我一开口，乐老师毫不犹疑地就同意了。我真的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2期发表，果然署名乐黛云。
而且很快就到了关键时刻：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遇到了一个生死交关的大难题。我研究的课题是“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周作人研究还是一个禁区。为了“闯关”，王瑶先生首先站出来，教我应对秘诀：对答辩老师提出的质问，只要不涉及你的论文的要害，就不要与之纠缠；但在关键点上，必须针锋相对地答辩，可以利用你刚刚作过研究的知识优势，推出大量史料，让答辩老师无话可说。王瑶先生还精心安排，让乐老师来主持答辩。乐老师也就从容不迫地发挥她的掌控能力，让我平安过关。
以后，乐老师还在我的人生关键时刻，和她的老伴汤一介先生发表文章，公开支持与保护我。我们的交往也就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
我想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乐黛云老师在贵州文化建设上的特殊贡献和独特价值。在11月10日召开的“屯堡·家国六百年”文化大会，我将谈到，在现、当代贵州文化与外来文化有四次大规模的沟通：“五四”时期，抗战时期，西南解放时期，与西南大建设时期。每一次沟通，贵州本地都会出现一些代表性的人物，成为贵州文化的重要精神财富。“五四”期有：“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黎庶昌”，“首倡‘建京师大学堂’的李端棻”，“生于黔复能出黔的姚茫父”，“乡土作家蹇先艾”，“新文学的先驱谢六逸”。抗战期的代表，就是乐黛云先生。我在《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里，有如下专门描述：抗战时期，乐黛云先生所受的教育“非常丰富”：先是“跟一位意大利修女学钢琴”，上小学前，就“由父亲教英语、算术”。抗战爆发，又跟着“下江”学生高唱“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并接触一位为革命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吴先生”。而后又迷恋《德伯家的苔丝》《简爱》《飘》《三剑客》；同时热衷于校园戏剧，扮演了曹禺《雷雨》中的鲁大海。到了四十年代末，兴趣转向了巴赫、贝多芬的音乐，以及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纪德的《伪币制造者》。这样的“教育史”，在贵州地方文化史上真正前所未有。此后，乐黛云老师迅速走向全国与世界，绝非偶然。
2025年11月2日
